盛洪:关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及其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4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1: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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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一

   前些日子有记者打电话给我,想就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演讲”做采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演讲当年是在天则所发表的,并且有当时演讲及讨论的完整记录。我这才知道杨小凯至少是在天则所第一次发表这个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我一般觉得,像小凯这样的学术名人到北京来,应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发表演讲。现在看来他只把这个演讲放在天则所,真是对天则的偏爱。

   回想那天,我记起一个细节。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的报恩楼,他住在不远的饭店,大概是友谊宾馆。记得当天中午,我接到小凯至少三个电话,都是问我们是否已经派人去接他。这很反映小凯的个性。他很介意能否准时到会,即使责任并不在他;也许再加上他认为这个演讲很重要。直到最后一个电话,我听到我们的人敲了他的房门。

   说实在的,我尽管认为他的演讲闻所未闻,也并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或可能会引起争论。现在看当时的记录,评论的人多是有肯定,有批评。比较意外的是,周其仁也到场了。他以一贯的风格,坐在较远的一个角落,并不引人注目,只是发言时大家才知道他也来了。这似乎也证明,小凯并没有在北大约定一次“后发劣势”的演讲。

   我后来也并不知道,林毅夫就这次演讲专门写文章与小凯辩论。这大概要怪我对他们的杂志《经济学季刊》不太关注。记得最初一些时候,他们曾期期寄我,但后来大概看我没做什么贡献,就从寄赠名单中除名了。不过这次在上海的纪念小凯逝世十周年的会上,小凯的这篇演讲又成为辩论的导火索,林毅夫与张维迎就此争论起来。只是媒体很喜欢学者间的争论,于是就成了“林张大战”。我记得科斯教授曾说,民众喜欢消费“争论”,这也是思想市场存在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也不能怪媒体渲染。争论起来让大家看热闹,也是学者的职能之一。

   感谢这位记者,她给我传来了上海会议的记录,林毅夫的文章和杨小凯的文章,使我对这个争论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尽管媒体消费争论的节奏太快,他们已经等不及我阅读完了就转向下一波消费,我还是觉得阅读还是值得的,也值得就此写一些文字。虽然传媒已经转向,问题还在那里。既然十年前的争论今年还在延续,文字晚了几天,也就不算晚了。

  

   二

   关于后发劣势的说法,似乎有很多误读。这主要是因为一个观点往往会被简化或意识形态化。简化的好处是容易记忆和理解,但代价就是偏离原意。简化的“后发劣势”似乎是这样的:

   后进国家只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并因有所成就而认为自己的制度也是好的,从而放松了对制度的改革,反而会因为制度落后而永远落后。

   用这种“后发劣势”理论来套中国,就可以说,当时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由于学习总比自己开发要快,所以中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或被称为“中国奇迹”。但这一成就会使中国人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也很好,甚至比其它领先国家还要好,无需改革,从而反而会使中国落入低效制度的陷阱中,从长期看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在今天看来,小凯的这种预言式的理论似乎在被证实。我们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奇迹,一些人在宣称出现了一个“中国模式”,一个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这一模式中,不是有效的市场制度,而是中国不同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样板)的地方,如政府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的崛起,才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中国在政治结构上就不仅无需向西方领先国家学习,甚至还比它们优越。尤其在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内的一些人的这种看法达到了顶峰。如强调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一掷四万亿地刺激经济,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以致出现“国进民退”的趋势。

   然而,由于演讲毕竟是不够充分和严谨的,时间也受限制,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似乎有不少破绽。一是他断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成绩主要依赖于引进技术,而在制度上没有什么改变,是有着重大疏漏的。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更根本地,是制度变革,甚至是宪政改革。一般以为,宪政改革似乎需要某种高调的宣言,和成文宪法的制定或重大修改。其实不然。所谓“宪政”,就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能写入宪法,也可能并没有写入宪法,甚至某些号称宪政国家的社会就没有成文宪法。如英国。科斯教授曾不无讥讽地说,美国有那么多人研究宪法,是因为美国有一部宪法。因而,所谓“宪政”,往往作为一个社会的无形规则存在着。

   而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实际上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如果没有根本规则的改变,这一转弯是不可思议的。第一个重要宪政原则的改变是,将政神分开。其经典表述就是陈云所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是神,就不会犯错误,所以也就不会接受批评和改正错误,才造成了他在1949年以后不断犯错误,又坚持错误,继而犯更大的错误,直到文化革命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把一个政治领袖当作神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制度。在中国古代,商代在武丁以后把商王当作神来祭祀,也就认为商王族是一个神的家族,天生就有统治权,结果是商纣王认为自己有天命在身,百姓不敢造反,最后命丧鹿台。

   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申明,“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就是禁止把政治领袖看作神。从此以后,政治领导人只是凡人,他们会犯错误,因此不能以自己“一贯正确”拒绝批评,更不能坚持错误。中国的社会才开始不再是沿着伟人高瞻远瞩的道路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等当时的领导人承认自己并没有全盘把握和明察秋毫,而是根据改革或政策的结果进行调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另一个派生的结果,就是结束了政治领导人的终身制。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代领导人执政两届十年一个周期的惯例。在现实中,只要不是永久掌权,就会对领导人本身产生强有力的约束。

   第二个宪政原则的改变是,不把某一理论或主义当作事物或工作对错的标准,而是把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作为标准。其经典表述就是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价值评价的根本改变。只要回到毛时代和改革初期,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的价值标准在那时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还有坐牢的危险。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所重现的那样,那时没有政治审查的高考,促进知识交流的国外书籍的引进和译介,避免挨饿的“包产到户”,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外商投资,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土地出租,都被以不符合某种主义的名义遭到禁止或反对。

   第三,由以上原则派生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社会把市场制度当成一个基础性制度,甚至是“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若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市场是最好的制度。这之所以具有重大宪政含义,是因为它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官方与民间的边界。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掌控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就实际上直接掌控了所有人力资源,也就按其意志将资源配置到了所有领域,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物质产品领域和精神产品领域。而政府就是一个权力配置的体系。用权力配置资源,就必然要限制人的自由;且由于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资源,弱小的个人就没有任何可以逃遁的空间,从而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任何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当市场边界扩展了,也就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边界扩展了。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政府是100%减少到约38%,或市场从0%上升为约62%。这个比例虽然可以从市场和政府影响经济的领域占GDP的份额中看出,但更重要地,是在其背后的制度变化,以及制度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在政府主导和控制的计划经济中,民众的经济自由被限制和剥夺了;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能自由地创办企业,甚至不能自由地买自己想买的产品。而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自由。而今天,这种自由的观念已经是一个常识。当我们通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回顾过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七十年代未农民不能养超过四只的鸭子,知识青年必须被迫在云南农场工作,感到恍如隔世。这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甚至就是宪政改革。

   反过来,如果中国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先进技术也不能很好推广。因为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使用新技术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开放前我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我亲眼看到新技术推广之艰难。只有几个技术员在推广,而工人们没有积极性去使用。在大锅饭的体制下,他们为什么要干得更多?因而,技术创新虽然在某些时候单独发挥过作用,但更根本的是制度变迁。好的制度,如专利制度,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因而,用只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奇迹的解释,似乎是不充分的。

   但是,以杨小凯之聪明,为什么没有观察到这样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呢?原因似乎在于,他把英美宪政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宪政制度的普遍形式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和“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太不像宪政原则了.。这源于他对宪政主义资源的理解。似乎在他看来,只有英美宪政主义才是正宗的宪政主义,而其根源只出自英国和美国。这显然是狭义地理解宪政主义所致。实际上,宪政主义是指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需依赖的一组基本原则,社会治理的所有具体规则都由此派生出来。所以保证这一组基本原则能被实施,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而有能力和机会违反宪政原则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所以在说到宪政时,一般就是指的限制政府权力。

   谈到限制政府权力,这是古今中外政治中的重要难题。人类社会各个文明也都作出过各种努力。除了现代的民主制度,宗教对世俗政权的约束也是西方社会的一种“限政”措施。如广义来看,中国汉代的天人感应说也是一种“限政”努力。而谏议制度、史官制度、太傅制度和监察制度等,都是限制权力的制度创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儒家认为有一种高远深邃、凡人无法企及的天道,政治领导人作为一个凡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天道并始终遵循天道。这就需要有一种制度结构,通过约束、限制或鼓励使政治领导人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治理符合天道。而士大夫集团就在这个制度结构中起着约束和限制权力的重要作用。如当汉文帝问陈平,宰相不知刑狱和财政数据,那是做什么的?陈平回答说,我们是要保证你对天下的治理能够顺应天道、和谐内外(“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

   因而,宪政主义资源不独只存在于英美,还遍布全球,在中国也很丰富。中国人是应该全面吸收全世界的优秀的宪政主义遗产,但也不应独独不对本国资源开放。实际上,中国的宪政主义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因其具有中国的文化形式而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正如欧洲的宪政主义资源更容易被欧洲人接受一样。如果只以某一国的宪政的外在形式为标准来判断另一国是否出现了宪政改革,显然抹杀了宪政资源的丰富性,而且无法解释为何人类各文明或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交错前进的。在小凯演讲后的讨论中,我曾说,如果在中国领先的唐宋时期说,如果不学习中国就永远落后,似乎是不正确的。因而,当小凯说如果中国不建立像英美那样的宪政制度就会永处劣势地位时,似乎也是不正确的。

  

   三

毅夫也不同意小凯的上述看法。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经济学季刊》,2003年7月)一文中,他对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是否最优体制提出质疑,用非英美的其它国家的经济成绩来说明经济社会体制并非有一个唯一正确模式,并强调制度的内生性。只是在他与张维迎的辩论中,英美的宪政制度似乎被简化为主要是以市场为主的制度,而中国的制度则是侧重于政府的更多介入。于是论题转换为,政府的一些干预是否经济发展所必需,政府的这些干预是否说明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在一些方面)比市场更基本和更有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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