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习马会推进两岸命运共同体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1 11: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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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习马会”使两位“先生”同时登上世界各大传媒“头条”,显示两岸务实处理和平发展事务的智慧与勇气,亦展现了当代中国之世界性影响力。两岸领导人共同认识到:坚持九二共识,促进和平发展,是面向中华民族历史与未来的共同使命,和则两利,不和则互伤。这一会面来之不易,距重庆谈判70年,距两岸分治66年,距汪辜会谈25年。大陆方面保持了足够的诚意与耐心,台湾方面亦克服了巨大的政治困难与阻力。两岸最高领导人的此次会面将成为两岸和平互动史与“命运共同体”建构史的里程碑。

   会谈尽管没有签署具体协议,但政治成果是战略性和历史性的:第一,最高领导人在第三地会面开创了两岸高层互动的新先例,为两岸关系后续发展创设了最高层次的“制度性协商”程序机制和名义机制,“先生外交”可成惯例;第二,确认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制度性协商”实体政治基础和两岸关系根本法地位,奠定两岸关系长期和平发展的宪制性前提;第三,拉近了两岸对和平发展基本内涵与方式的理解差异,为后续深度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基础;第四,向两岸社会、海外华人社会及国际社会同时传递“两岸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核心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明确信号,有效遏阻民进党及台独力量对政党轮替的政治想象空间以及国际干预的习惯性取向。

   习马会将对台湾社会本身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触及到当下的选情变动。在两岸关系发展面临“太阳花学运”搅扰、九合一地方选举失利、国民党“换柱”风波及总统选举情势艰难等诸般因素困扰之际,习马会为两岸关系甚至台湾内部政治走向带来了一种方向感和清新气息,也为台湾选情变动增加了制约“民粹化”的理性力量。选举是激发人民想象力与未来预期的过程。民进党的选举优势无非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利用并放大诸如“太阳花学运”之类的民粹化、激进化民主运动遗产,制造对国民党执政当局“施政无能”和“出卖台湾”的想象与恐惧;第二,深植台湾本土居民基本盘,引导并放大本土意识乃至于台独意识。国民党的选情失利固然有其内部治理和施政绩效上的实际缺陷,也与其在两岸关系上用力不足甚至不专有关。

   国民党如能有效扩展此次会面成果,更新选举文化与策略,给出两岸关系确定性前景和规划,选情逆转并非毫无余地。而民进党如果一味“以台湾看台湾”,不能在两岸关系上提出积极纲领和论述,仍以抽象的批评政府和宣扬民粹价值为重心,其选情走低亦不是绝无可能。习马会如同一枚重磅政治炸弹,炸破了台湾民主的地方性、封闭性格局,使选举被纳入两岸关系的宪制性框架内,更对换届后的任何可能主张或取向构成有效的规范性限定。这不仅加大了民进党维持选举优势和刚性政治纲领的压力,也对未来可能执政的民进党构成宪制性约束。突破这些与台湾人民之根本福祉及宪法根基高度一致的压力和约束,需要民进党付出极高的政治代价。蔡英文针对习马会的所谓的“突袭论”并非空穴来风。    

   习马会显示出马英九的政治成熟及台湾新民主政治观生成的可能性。此次习马会显示出马英九认识到,台湾政治不能仅仅“以台湾看台湾”,而必须“以两岸(中国)看台湾”,因为于台湾而言,无论是和平,还是繁荣,皆以大陆为第一利益攸关者。这是一次关键的政治决断。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重申及习马会带给台湾人的全新想象,甚至可能构成“两岸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枢纽和转折点。当选举被放置在两岸关系的宏大历史与政治脉络中,当选举必须适度节制广场激情而回归历史常识与政治理性时,台湾民主选举的方向与结果才可能是有益的。习马会绝非蔡英文所谓的“破坏”台湾民主,而恰恰是马英九从台湾民主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的决断,是以维护两岸之“根本法”的宪制性智慧反转形成了一种“以两岸(中国)看台湾”的新民主政治观。这不是简单的处境或生存理性,而是一种政治自觉和宪法守护。习马会不仅是马英九个人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台湾民主政治新生转进的拐点。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习马会并不能解决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困局,而只是提供了破局的一个思路,一种想象。这一困局包括:第一,“统一”未被两岸共同确认为终极目标,而主要是大陆方面的原则立场,洪秀柱被换与其主张“终极统一”有关,这显示出岛内民主化带来的本土化效应已明显加强,倒逼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策略以求政治生存,从“统一”后退至“和平”;第二,两岸经由“汪辜会谈”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确立的“行政协议”制度化模式受阻,太阳花学运是主因,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难产,两岸关系法制化因缺乏九二共识之外的具体宪制基础而受挫;第三,国民党之内部团结与外部施政共同受困,马英九在剩余任期实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能力有限,习马会成果扩展在近期难有突破;第四,民进党执政预期依然在加大,政党轮替带来的两岸关系变动与不确定性不可低估,大陆方面应有借助习马会应对“习蔡会”的政治预案和战略筹划;第五,两岸制度差异性依然巨大,大陆的民主法治改革需要把正方向坚定前行,才能为赢得台湾民意和统一前景奠定人心基础;第六,美国干预因素依然有效影响台湾政局,习马会对美国亚太战略线造成冲击和突破,美国必然寻求修补和再平衡;第七,两岸民间交往和相互认知仍显不足,民意相互走近还需要长期的制度性与社会性努力。

   总之,习马会是分治以来最为重大的两岸关系突破,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和战略性价值。巩固九二共识,扩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体内涵与法制基础,建构两岸人民相互理解与共同守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既符合中国历史与文明自身的演进规律,也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的契约原理。民主法治是中国发展的中观格局,文明复兴才是顶层定位。台湾民主不应是两岸的命运分割线,而是汇入国家建构与民族复兴的现代清流,是促进统一的守护神。只有寻找到自身的根本法与共同利益的民主,才是好的民主。某种意义上,习马会在两岸之间悄然开启了这一进程。  

  

  

   (原载《法治周末》2015年10月12日,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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