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省三:莫言与鲁迅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

——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来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5 次 更新时间:2015-11-10 14: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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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省三  
用来比喻人的相隔就像燕和雁朝南北飞去一样,“萍水相逢”的意思是指像浮萍一样在漂泊期间产生的偶然相遇。所谓“萍水相逢”,意思就是如浮萍一样流浪时的偶然相逢。燕萍这个名字,或许就是暗示着她和王四之间感情浅淡的结合。小说中她只是在最后“面如铁色”地出场了一次,拿回了已经崩溃的王家新房里的十只钟表。故事的结尾,王四对母亲说他和怀抱鲜花的女人之间的事:“其实我跟她并没有什么真事,她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燕萍来了,我向她解释就是。”母亲答道:“糊涂儿啊,只怕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哟。”从这件事来看,即使从他母亲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王四和燕萍之间也并没有真正的情感。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的开头,王四奇迹般遇见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场景如下:

   她穿着一条质地非常好的墨绿色长裙,肩上披着一条网眼很大的白色披肩。披肩已经很脏,流苏纠缠在一起,成了团儿。她脚上穿着一双棕色小皮鞋,尽管鞋上沾满污泥,但依然可以看出这鞋子质地优良,既古朴又华贵,仿佛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贵族女人穿过的。她看起来还很年轻,顶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长着一张瘦长而清秀的苍白脸庞,两只既忧伤又深邃的灰色大眼睛,鼻子高瘦,鼻头略呈方形,人中很短,下面是一只红润的长嘴。她的头发是浅蓝色的,湿漉漉地,披散在肩膀上。(25)

   并且她拿着的月季是这样的:

   那束花约有十余枝,挑着七八个成人拳头般大小的花朵和三五个半开的、鸡蛋大小的花苞,她用双手搂着花束,因裙袖肥大而褪出来的雪白胳膊上,有一些红色的划痕,分明是花枝上的硬刺所致。花朵团团簇簇地拥着她的下巴,花瓣儿鲜嫩出生命、紫红出妖冶,仿佛不是一束植物而是一束生物。

   站在高架桥阴影下的王四点燃打火机,在火光的衬托下,女子与花融为一体——“好像花儿渐渐开放——她的脸上渐渐展开了一个妩媚而迷人的微笑,并露出了两排晶亮如瓷的牙齿。她的牙齿白里透出浅蓝色,非常清澈,没有一点瑕疵。”手捧蔷薇、穿着皮鞋、微笑着的沉默女子,似乎有着丰富的表情。撇下那个女子,在公共汽车站候车大厅的人山人海中躲藏起来的王四,他所害怕见到的,是“半高跟半高勒古朴华贵的棕色小牛皮鞋”。但正如他所害怕的那样,那过分美丽的女鞋还是出现了——“她的绿裙如一泻瀑布,到小腿肚中央时却突然中止,然后是肉色丝袜,然后是托尔斯泰的女人们穿过的华贵皮靴。上尉不得不看到女人修长得令人惊讶的双腿”。就这样,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再次被召唤了出来。

   在《安娜•卡列尼娜》当中唯一一个和安娜一样身着类似蔷薇色高跟鞋的女子,就是公爵的女儿吉提。她身着“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网纱的讲究衣裳[中略]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蔷薇色薄纱”包裹着的衣服,装饰着玫瑰花,穿着玫瑰色脚跟弯成弓形的高跟鞋去参加舞会。“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自禁的微笑了”。她是如此幸福的去邀请自己的恋人——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去跳舞。“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26)

   可是,这个时候正是渥伦斯基的爱迅速转向安娜,也是基蒂失恋的开始。

   显然,莫言对《安娜•卡列尼娜》进行了变相的吸收。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原型,大约与托翁小说中的基蒂接近,是安娜与伏伦斯基不伦之恋的受害者,她自身并没有做违反道德的事。而与此相对,怀抱鲜花的少女不断纠缠后天就要结婚的王四,与他发生性关系后殉情而死。因此,《鲜花》的叙述者将女性不断反复地描写成“托尔斯泰笔下的穿着靴子的贵族女人”、“托尔斯泰笔下穿着华丽皮靴的女人”,在我看来,或许是因为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原型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位主人公安娜和吉提的结合。

   《鲜花》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变相吸收还不仅仅如此。安娜和伏伦斯基华而不实的不伦之恋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的大都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欧洲,恋情最终将安娜逼入自杀的境地;而与此相反,吉提与列文的爱情发生在将深厚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的朴实农村,两人在“农村祥和的生活中寻找到心灵的安逸”。列文、吉提夫妇居住的农村适逢农奴解放令颁发后俄罗斯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混乱时期,即便如此,乡村对吉提而言是治愈场所,是生活的地方。

   然而王四在1990年代回到的中国的农村,正如文中“你媳妇的叔叔是你哥的领导,你要和人家散了,又是为这种事散了,你哥的日子可怎么过呦!”所表现的,是一个裙带关系的社会。本来王四与“闹钟姑娘”的结婚也就是带着很大程度的打算的。但当王四的父亲见到怀抱鲜花的女人狂怒道:“这年头人心奸怪,谁不想看热闹?谁肯把话烂在肚子里?要是人家知道了,这婚也就甭结了,这门亲事也要散了!”的时候,王四轻易地食言说“散了就散了吧!”父亲像是有父亲的打算,“说得轻巧,花了多少钱就别去说了,这丑名要顶几辈子?走到哪儿都让人戳脊梁骨,这还怎么活?”他把家里的事情优先考虑,叫来了“在镇派出所当副所长”的堂弟,想让他逮捕怀抱鲜花的女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在90年代的农村的裙带关系不仅涵盖到了公所的人事和商业领域,甚至连警察都渗透到了。农村并不是一个使人得到治愈的地方,而是漂浮着腐烂气息的排外亲属社会。

   王四在立交桥下见到怀抱鲜花的女人时,觉得“一股热烘烘的、类似骡马在阴雨天气里发出的那种浓稠的腐草味儿扑进了他的鼻道和口腔,而这种味道,竟是从那怀抱鲜花的女人身上发散出来。”由这种“腐草味儿”,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初中时代。

   王四的老爹曾当过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棚里有一铺热炕,王四考进高中前一直跟着爹在这铺热炕上睡。每逢阴雨天气,牲口身上的腐草味道像一只温暖的摇篮,像一首甜蜜的催眠曲使他沉沉大睡。现在他闻到这味道,感到这个陌生女人与自己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联系,他产生了与她对话的欲望。

   王四初中时离开家,在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开始生活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有土炕的暖气,因为他母亲“患有肺病”,父亲担心会传染给年轻的王四,所以就把他和母亲隔离起来。这样一来,王四在多愁善感的十几岁里,在父亲辛勤劳作的工作场所生活,和父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有着如此少年时期经历的王四,突然亲了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嘴唇,“从她嘴里喷出来的那股热哄哄的类似谷草与焦豆混合成的骡马草料的味道几乎毫无泄漏地注入他的身体并主宰了他的全部感官”,王四有些晕眩,他联想到的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民公社的畜牧场地。虽然怀抱鲜花的女人是优雅的,把她比作“托尔斯泰笔下描绘的贵族女子”,但是即使她散发出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似的臭气——“浓稠的腐草味儿”,却俘虏了王四的心。其中对乡村社会现实的态度,对未曾污染的童年记忆的迷醉,可谓是意味深长的。

   怀抱鲜花的女人,赶在像鲁迅归乡故事中的叙述者一样归乡的王四之前,如安娜•卡列尼娜般以华丽的姿态出现,魅惑了等待中的即将“政策结婚”的男性。但是,她并非在沙皇俄国的农村生活而得到治愈的吉提,而是身在过去中国的农村,她口中的气息因其骡马发出的“浓稠的腐草味儿”而搅乱了王四作为海军上尉的自我危机感,震惊了顺应改革开放政策的王四父母,导致了王四永远的沉睡。怀抱鲜花的女人和鲁迅归乡故事中等待主人公回来的女性们一样,也是将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原点的1920年的五四新文学中的恋爱至上主义带到其迟来70年的中国农村的传达者。此处顺便说一下,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本源之一。

   五、说书人“讲故事的人”的方法

   莫言在诺贝尔奖获奖纪念演讲中回顾自己的出道之作时是这样说的。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27)

   这里莫言所学到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实际上也是第一节提到的毛泽东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的《吕梁英雄传》的方式。实际上他所学到的不是故事叙述的方法,而是故事的题材选择的方法吧?因此并没有把英雄设定为城里人而是定位于村民,也是有着这种意义的吧。这也是为什么在小学三年级读过鲁迅作品的莫言,会对在此之前所熟识的《吕梁英雄传》等说书风格的人民文学有一种“鲁迅的小说和那些‘红色的正典’是完全不同的”的感觉。将福克纳,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农村之时而使用的“说书人的方式”,不正是由演讲时间的限制而来的那种绝对的单纯化吗?在正面描写中国农村的希望和绝望时,莫言学到了鲁迅的归乡故事的叙述方法,以及托尔斯泰式的爱情故事的构成方法。

   莫言在诺奖颁奖演讲中又说: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不久之后就随着《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长篇作品而展开,使得以归乡者或者是与来访者之间的不伦关系这一主题成为了故事构成的主要的支柱。

   莫言所受到古今中外作家的影响之中,鲁迅的影响可能是最深刻的。幼年莫言所看过,所音读过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之归乡三篇会把省察老故乡的方法和精神传给青年莫言了吧。鲁迅发表《故乡》以来,现当代中国作家络绎不绝地成为归乡故事的系谱。在这一系谱里,莫言的叙述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性的例证,除了他自己的深刻的农村经验以外,托尔斯泰的影响,恐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注释:

   ①《吕梁英雄传》于抗战后期由马峰(1922~2004)与西戎(1922~2001)合著。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录显示,馆内藏有《吕梁英雄传—上册》(责任者马烽等。出版、发行者: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时间:1946年4月)、《吕梁英雄传》(责任者:马烽等、出版、发行者: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时间:1949)、《吕梁英雄传》(著者:马烽、出版年份:1952、出版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版本。在日本刊行有以下译本。《白樺天皇行状記:呂梁英雄伝正篇》(馬烽,西戎共著、三好一訳、京都•三一書房、1951年12月)、《東洋鬼軍败亡記:呂梁英雄伝続篇》(馬烽,西戎共著:三好一訳、京都•三一書房、1952年6月)。

   ②④⑤⑥⑦姜异新整理《莫言孙郁对话录》《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11月号第4页。

   ③莫言研究会编著《莫言与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五七页。

   ⑧《辫子》第一次在台湾文艺杂志《联合文学》一九九二年三月「莫言短篇小说特集号」发表,然后被短篇集《神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收录了。

⑨莫言著《与大师约会》(莫言诺贝尔奖典藏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13-14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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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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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评论》(西安)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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