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6 次 更新时间:2006-04-07 17: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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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当前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些新特点 

  

   现在越来越突出的热点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一切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但是现在它却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它的产生是与我国社会快速转型联系在一起的。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方面上的变化尤为显著,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这样那样感受得到的。在这种种变化中,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有的受益,有的受损,受益者又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受损者也因受损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区别。因此不仅在受益者的个人、群体与受损者的个人、群体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者之间也产生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受损者有强烈的不公平感,受益者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感。 

   第二,它的产生又是与我国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的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变化的总趋势,在我看来是:一方面,上述各个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如贫富差距拉得过大、新贫困层和新弱势群体由小变大、犯罪率居高不下,腐败现象广为蔓延等等,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如果没有优化这一方面,那么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充满机会、充满生气,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比哪个历史时期都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全世界的炎黄子孙至少自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自豪过。同样,如果没有问题这一面,我们则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意见、都有牢骚。这些意见和牢骚,其实都是不公平感的表现。所谓“不平则鸣”。问题的复杂还在于,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优化的方面也这样那样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因为社会的优化,首先是社会结构的优化,是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既然是调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触动既得利益者;再者,对什么是优化,由于利益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第三,它的产生还是与我国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兼有的客观现实联系在一起的。迄今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纯粹的进步、理想状态的进步,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远的不说,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入了加速期。20多年来取得的社会进步,可以说,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约140年的总和。前两个时期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到1948年建国前的慢速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速期。20年的进步和成就实实在在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看不到这一点无疑是片面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种种代价,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以不少人的下岗为代价;我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再加上前述指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无一不是社会代价的不同表现。看不到这一面更是危险的。种种代价,造成一些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相对生活水平提高不多,甚至有程度不同的下降,与那些提高得快的个人和群体相比,他们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因而相应地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由于有这种种感受,他们不可避免会有某种怀旧感,甚至会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因而也会对真实的社会进步产生某种怀疑。 

   既然具有某些新特点的社会公平问题已经客观地摆在前面了,我们的责任既不是对问题熟视无睹,也不是停留在无能为力,更不是刻意回避,相反,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在肯定、保持我国社会优化和进步的同时,在理论上研究围绕公平问题提出的种种疑问,在实践上减缓不公平感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的冲击,从一个重要方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促进我国社会快速健康转型的过程。 

  

   公平与平等:从以平等取向为主到以公平取向为主 

  

   社会公平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确的公平观的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不患寡,患不均”传统的社会,很容易把平均主义误作为社会公平或社会平等,并且也把公平与平等混为一谈。事实上,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主义。 

   平等只有相对的意义。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在打破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向封建阶级夺取统治权力时,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观,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批评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观时,提出了被称为“事实上”平等的社会经济平等观和满足需要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简言之,就是不仅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生产资料面前,满足需要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观在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 

   这里,无论是形式上的平等观或者事实上的平等观,涉及的都不是对一切方面都有效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而只是对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有效的相对意义上的平等。之所以如此,道理并不复杂:社会成员之间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的情况,在体力上、智力上、社会协调能力上的素质,都是千差万别的,不可能绝对拉平。谁要无视客观的社会差别,就不可能不陷入幻想、空想,并在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外国无数事实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绝对平等,以及作为绝对平等表现之一的平均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不公:它要求不同素质、不同能力的社会成员,作同样的投入,又得到同样的回报。这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其实际结果意味着、也必然是:实际投入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与其投入不相称的回报;而实际投入少的却获得了超过其投入的回报。这种社会不公,可以推行一时,但不可能持久。因为它实际上打击了素质高、投入多的社会成员,鼓励不求上进。因而不要多久,“出工不出力”的怠惰风气就会滋生蔓延,效率低下的社会后果就会处处显现。可见,解决当前的社会公平问题,决不能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 

   这一点,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平等和不平等的分析,可以给我们启发。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按劳分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然而,按劳分配虽然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却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了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权。按劳分配就其形式来说,是一个平等的权利,而就其内容来说,就其所造成的不同劳动者事实上的收入不均等来说,按劳分配又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要实现收入的均等,就不能按劳分配,而应按需分配,这只能到财富充分涌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按劳分配所体现的不平等权利,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集体财富还没有达到极大充裕,劳动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还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公平的,即符合公平原则的。 

   公平与平等,或者说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且它们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或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竞争规则的平等属于公平的范围,这是它们的联系。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如果说,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则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由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说,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这与平等以同一尺度来衡量形成反差。同时,公平与平等的内容可以是矛盾的,如结果的平等基本上属于不公的范围。1997年12月27日的日本经济新闻登载了一条题目为“日本经济复活的条件”的文章,其中讲道:不怕“公平的不平等”,就怕“不公平的平等”。在中国,人们也开始谈论“宁要不平等的公平,不要平等的不公平”。这些说法就是突出了公平与平等的区别。 

   日本学者高坂健次教授在分析从理想的平等社会到公平社会时,将平等和公平两个轴组合为4个单元(见表1)。这对于更好理解公平与平等的区别与联系,是有帮助的。在这四个单元中,他根据日本社会的调查材料,指出“世间容忍的是1单元和2单元。不容忍的是3单元和4单元。以新闻媒体为首的众多论调,好象是只求公平,追求平等的却消失了。”(注:〔日〕高坂健次:《从社会阶层看战后日本社会变动》,〔福建〕《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27-28页。)他甚至还谈到“平等的神话”。 

  

   表1 是公平还是平等

    平等  不平等

   公平  1    2

   不公平 3    4 

   如果举例说明的话,那么,将来的“按需分配”可以看作是第一单元既平等又公平的情况;按劳分配可以看作第二单元公平的不平等的情况;平均主义可以看作第三单元不公平的平等的情况;而两极分化则可以看作第四单元既不公平又不平等的情况。这里,第一单元既平等又公平的情况,是一种理想目标,是最高纲领,理想无疑必须坚持,不能放弃,但现在还不能超越阶段,作为实际政策;第三单元不公平的平等的情况,我们建国以来直到1978年吃过苦头,改革开放正是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走回头路;第四单元既不公平又不平等的情况正是我们要避免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反复说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页。)只有第二单元公平的不平等的情况是现阶段有可行性的。 

   这里,“不平等”强调了差异,“公平”强调了合理性。这种作为合理的差异的公平或公平原则,如果具体化为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那么它一般是指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收入差别,主张在平等竞争条件下获得收入,反对高低悬殊、两极分化。它表明,机会的平等和条件的平等也即竞争规则的平等是一种社会公平,而结果的平等基本上是一种不公,它至多只能作为必要的补充,以解决社会低收入层,特别是贫困层的问题,否则就会导致平均主义。这一点上,笔者同意李强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追求的公平是,以机会的公平和条件的公平为主体,以结果的公平作为必要的补充。用这种观点来考察我国近年来收差距拉大的情况,就会发现,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社会公平体系从以结果公平为主体向以机会公平和条件公平为主体转化的结果。这一转变与我国整体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致的,因此,其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在机会公平和条件公平为主体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结果公平的必要补充地位,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待社会贫困层的问题。”(注:李强《关于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问题》,载郑杭生、李强、李路路:《邓小平发展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系列文集——“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阶段成果》。)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平原则主要是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我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已从以平等取向为主转变为以公平取向为主。 

  

   公平与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要正确的把握公平或公平原则,不仅要了解它与平等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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