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尔汗:内外蒙古两大活佛的兴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2 次 更新时间:2015-11-08 14: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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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布尔汗  

   章嘉、哲布尊丹巴分别主管内外蒙古,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这四大活佛体系都随着时代变迁走上了不同的演变道路。

   1957年3月4日,台湾台北市,一位67岁的老僧安然圆寂。身边的弟子亲随详细记录了老僧的遗言: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自己的转世灵童,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

   这位老僧,便是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章嘉系统的第七世转世者,法名罗桑般殿·丹毕蓉梅。

   清代四大活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唯有章嘉系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这对于以中国文化道统正宗自居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困守台湾一岛,藏传佛教地区,无论西藏、青海还是蒙古均鞭长莫及,寻访灵童一事根本无从措手。虽有传言八世章嘉将在台湾本地甚至美国出现,但终究只是传言而已。被尊为“国师”、对国民党政府最为亲善忠贞的章嘉系统无奈地在台湾宣布断绝。日后,虽然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十四世达赖曾指认了八世章嘉,但这位章嘉活佛从未能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法座,也未能承袭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开始、延续了251年的“国师”尊号。

   然而,与章嘉齐名、在清代掌管外蒙古教权的哲布尊丹巴系统则要幸运得多。2010年,一直不为蒙古国政府所承认的九世哲布尊丹巴索南达扎被授予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正式被奉为蒙古国佛教领袖,在乌兰巴托甘丹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虽然回到故地的九世哲布尊丹巴已经79岁,且在一年后便圆寂。但终究,被中断了87年的外蒙古佛教传统,从此可以回归正轨,福泽教民了。

   那么,章嘉与哲布尊丹巴这对内外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有着如何的过往,又是为何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两大活佛系统的来历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都只是简称,完整的称号是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是在蒙古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尊号,本为“有福者”,后成为“圣者”和“获得佛果者”之意。在藏传佛教中,“呼图克图”是要“道行至高”的喇嘛才能获得,所谓“道”是指精通佛典,学识高深,所谓“行”是指持守戒律、普度众生。

   “呼图克图”的尊号在清代之前,是由达赖、班禅来颁给,仅是作为佛法上的至高荣誉,类似于学位;而入清之后,则要由大清皇帝册封,就不仅是宗教的尊号,还代表着政治权力。

   哲布尊丹巴系统来自于西藏,原本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建立者嘉央曲杰的转世系统。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哲蚌寺法台多罗那他应喀尔喀、也就是外蒙古诸部的邀请前往传经约20年,深得喀尔喀诸部信奉和支持,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回到西藏后,多罗那他被四世达赖认可为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1634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五世达赖认定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名罗桑丹贝坚赞,便是哲布尊丹巴一世。

   哲布尊丹巴的前两世,都转世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族,在外蒙古诸部中极受崇信。但其地位是和达赖、班禅不能相比的,只是格鲁派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教”而已。

   但到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遭到准噶尔汗国进攻,诸部汗王抵挡不住,发生了归附清朝还是俄罗斯的争论,而哲布尊丹巴一世力主往投清朝。因为他的至尊地位,喀尔喀数十万众归附清朝,宣告了外蒙古正式进入清朝版图。

   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赐封“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尊号。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使哲布尊丹巴成为了与达赖、班禅平起平坐的大活佛。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从一世起便是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郭隆寺是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因为辅助康熙皇帝安定蒙古各部有功,得到赏识,受命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此时西藏还没有为清朝所控制,而达赖喇嘛在蒙古诸部中拥有崇高威望,对康熙来说,在内蒙古扶持一位活佛消解达赖喇嘛的影响是当务之急。在内蒙古本有很多历史久远、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但因是“坐地户”,一旦受到扶持,很有可能成为内蒙古地区的独尊活佛,这是康熙帝不愿意看到的。二世章嘉的出现,正好应了这个急,章嘉系统的地位完全来自于清廷的支持,在内蒙古更是陌生的存在,不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章嘉系统屡受赐封,最后不但获得即使达赖、班禅都没有领受过的“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尊号,并被授予“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的权力,正式成为掌管内蒙古、青海等地教权的大活佛。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在清代“敷教安众”,对于内外蒙古的安定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到清朝行将就木之时,章嘉传到了第七世罗桑般殿·丹毕蓉梅,而哲布尊丹巴则传到了第八世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

   武昌城中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已经摇摇欲坠,内外蒙古虽地处边陲,但也迅速被时代洪流冲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作为两地最高宗教领袖,也开始了与历任前世完全不同的人生。

   国变与活佛之选择

   庚子之变后,清廷开始推行“清末新政”,不仅在内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也全面展开。然而,新政虽“看起来很美”,但绝非清廷可以运用自如的。尤其在外蒙古,“创立新政日急,多不恤蒙情,蒙情始终无从上达,蓄怒愈深”,王公和百姓均怀怨愤,独立运动开始兴起。

   作为最高活佛的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但自幼生活在蒙古,与蒙古血脉相连,很自然地坐上了争取独立的战车。

   1911年(宣统三年)12月,在驱逐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后,蒙古库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

   在成为“博格达汗”后,八世哲布尊丹巴以“所有蒙古人皇帝”自居,颇有雄心,派兵南下内蒙古,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不过是想要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和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不予支持,使得蒙古远征军“功亏一篑”。而俄国主导的《中俄蒙协约》,更是直接表露了“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的用心。八世哲布尊丹巴对俄国彻底失望,转而配合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并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

   1919年,沙俄崩溃,北洋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库伦政府取消“自治”。徐树铮做事蛮横,在外蒙古积聚了极大的不满。八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暗中支持1921年进入外蒙古的白俄“疯男爵”恩琴对中国军队的驱逐,并在恩琴的扶持下再次成为“博格达汗”。但恩琴行事残暴荒唐,八世哲布尊丹巴只得派人到北京,希望北洋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久不能出兵,终于导致苏联进入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了恩琴,建立了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名义首脑的独立政府。

   对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八世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不信任和反对,在他们驱逐恩琴军队,进入库伦之时,他便发布文告,要求跟随革命党的牧民放下武器回家,“勤勉工作,帮助国家和宗教”,并明言“最后一批恩琴残匪已经由库伦逃走,国内已恢复了和平和秩序,因此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把军队开进首都,并且不需要建立新政府。”可蒙古已经处在“人民革命”的状态下,他的文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

   之后,新成立的蒙古政府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其中包括萨吉喇嘛领导的武装暴动、政府总理鲍道与中国军阀张作霖暗中联系,希望他出兵外蒙古等等,而这些活动的背后,都有八世哲布尊丹巴或明或暗的支持。

   但是,在苏联的铁拳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流于失败。1924年5月,54岁的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虽被称为寿终正寝,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新政府用毒杀的方式秘密处决的。在他遇害6个月后,外蒙古君主制被废黜,“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而到5年后,蒙古国政府正式宣布中断哲布尊丹巴的转世。

   当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洪流中全力挣扎时,七世章嘉则相对顺风顺水。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不同,他虽是内蒙古最高宗教领袖,但历世章嘉均以国师的身份常驻北京,并没有如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一般与内蒙古的教民有着割扯不断的紧密联系;而其地位的尊荣,完全在于中央政府的扶持,要想继续享有“国师”的地位,就必须与中央政府互动,至于这个中央政府是清朝皇帝还是民国总统,都并不重要。

   1912年,外蒙古库伦政府宣布“独立”,并传谕内蒙古、新疆及青海各蒙旗,要求他们“一体归顺”。内蒙古王公中多有响应者。北洋政府一面召开“王公会议”进行安抚,一面也请七世章嘉出面对内蒙古各旗进行劝导。七世章嘉早就发表声明“赞成共和”,见中央政府需要,立即不辞劳苦,出面劝导王公们放弃独立主张。为酬其功,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加封七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大国师”。章嘉系统正式从大清帝国的国师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国师。

   待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七世章嘉第一时间遣使致贺,表示拥护。而国民政府也投桃报李,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1930年更任命七世章嘉为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国民政府又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委以劝导内蒙古服从中央的重任。而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七世章嘉的“蒙旗宣化使”更进一步开始宣传民族团结、御侮图存。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七世章嘉不为所动,跟随国民政府辗转各地,宣传抗战,其作为被赞誉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当选为全国佛教会理事长。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七世章嘉也面临着八世哲布尊丹巴当年的困局,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党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在他身后,内蒙古的法座汇宗寺已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烧毁,青海的法座佑宁寺于1966年被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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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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