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经济学人的“知识牢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21: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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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在新专栏系列开设之前,这里先向读者致歉:本来原计划“法治”专栏系列写6篇专栏文章,但由于现下各种不宜,6月15日写完“《大宪章》与英国社会法治化的漫长道路”后,就搁笔了。也许等七、八年后,再补上后边的“三题”吧!

  

   近些年来,作为一个大学教书匠,笔者一直在读货币史、货币制度史、以及货币思想史方面的文章和专著。货币问题,是经济理论中最难懂的,也实际上是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问题。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行程中,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文明和国家政权,都经常因管理货币问题而出现过和社会经济波动,乃至导致王朝崩溃、改朝换代和国家消亡。中国元代末年的恶性通胀,1923年前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通货紧缩),20世纪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缩(曾导致了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政府的下台和希特勒纳粹党的掌权),以及中国大陆民国后期的恶性通胀等等,都是些例子。

  

   几百年来,乃至上千年来,由于货币是社会现象中乃至自经济学这门学科诞生以来最难理解的问题,也从而吸引无数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历史学家家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兴趣,以致十九世纪一位的英国议员格莱斯通(W. E. Gladstone)曾说:“因专研货币的本质而受愚弄的人,甚至比受爱情所愚弄的人还多。”在经济学中,还有一种说法:“令一个男人变得crazy的,一个是an attractive girl,一个就是study money”。请注意,这个段子中,不是说一个男人会为追求货币(发财致富)而发疯,而是说一旦一个男人想弄清货币什么,从而开始研究货币问题时,就可能会变得癫狂起来。

  

   学和教经济学几十年了,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才开始想弄清什么是货币,想弄清楚货币在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怎么才能避免陷入癫狂?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开始从读点货币史开始吧!货币思想史,可就是个有点比较危险的领域。因为,研究货币思想史,陷入癫疯的经济学家太多,这其中包括我们可爱的老哈耶克,那更不用说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将罗斯巴德了。研究货币思想史,没有熊彼特老先生那样宽广的知识和定力,是很容易becoming crazy的。

  

   在这个专栏系列中,我们将从货币史和货币制度史的视角,把自己这些年的阅读,用通俗的语言写出来,偶尔讲到货币思想史,也主要讲讲人物传记,用些故事和浅显的经济学理论,讲一下自己今天的解读。在开始讲货币的故事之前,我们还是讲点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方法论(methodology——我个人特别不喜欢用这个西文词)吧!

  

   在西方语言中,有一个词叫“ideology”,国内大多数学者过去通常把这个词翻译为“意识形态”。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这个由十八、九世纪一位不甚知名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istuttdeTaryc,1754~1836)所首创的词,却人们被神圣化了。它被人们定义为“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从而“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高大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词”,并出现了“革命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动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等打棍子的术语。但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好像初始不把并不把这个词看得那么神圣,而主张把它译为“意底牢结”。任公先生的这个译法,在欧美和港台学者中比较盛行,如唐德刚先生就一直用这个译法。而著名华人思想家林毓生先生,则自创了一个差不多的词,叫“意缔牢结”。比较一下任公先生的“意底牢结”与毓生先生的“意缔牢结”。我感觉还是任公先生的译法从字面上看来更好些。故今天我们不妨还恢复任公先生的译法,还叫它“意底牢结”吧!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意底牢结”这个词在中国大陆媒体和社会文献中用得渐渐少了起来,甚至有点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在全世界实际上也正在发生一个“de-ideology”的社会过程。但是,另一个词却在社会科学界流行起来,那就是“epistemology”。这个词在哲学著作中过去常常被翻译为“认识论”,近些年来,也有学者喜欢把它译为“知识论”。不管如何翻译这两个词,但这两个西方的术语都与“思想、认识、观念、知识”有关。这里,为了以示其区别,但又不失其联系,我们不妨也学学任公先生,也对“epistemology”做点翻译手脚,暂把它译为“知识牢结”。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样翻译将有很大解释的方便。因为,尽管“de-ideology”实际上已经在全世界和中国发生,“意蒂牢结”的概念却仍然时隐时现地像片片乌云一样漂浮在神州大地之上,但整体而言,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基本上已能够摆脱“意底牢结”的困惑和困扰,进行自己独立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和探索了。然而,如果从“知识牢结”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学理论,再看我们林林总总的社会科学,则显示出另外一幅图景:我们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我们经济学理论,正在被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出自各自的“知识牢结”的研究分割得七零八落。

  

   最近两个周,受邀参加了4个年会:一场是在成都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年会”,一场是在杭州召开的“制度经济学年会”,一场是在浦东法律与金融研究院年会,最后一场则是在上海财大召开的“经济史学年会”。4场会议下来,尤其是在一个小微信群中目睹了当代中国经济界的两大高手许小年教授与田国强院长关于如何评价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华山论剑”,才深深体知经济学在中国被分裂和分割得是多么厉害,才知道“知识牢结”是多么“深入脑髓”地和多么“着魔似”地笼罩着我们每个人的思维了。

  

   从当代哲学发展史来看,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Ludwig Wittgenstein)曾发现,人类认识世界受限于语言界限:“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因而“哲学就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哲学研究》)。因此,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相信,所有哲学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语言问题引起的。哲学家们对世界不同看法和争论,关键是在于大家都被陷入“语言的牢笼”之中。

  

   20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理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但是,当代经济学再“高、大、上”,用了再精美高深的数学模型,但毕竟还没有达到从大师维特根斯坦的“人类思维深陷语言的牢笼”的视角反思自己认识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境界。世界在变化,人类在进步,全世界正在发生一个“祛意底牢结化”的过程,这促使经济学家们像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那样开始去反思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问题了。然而,许多经济学人“知识牢结”的咒符,实际上却仍在在困扰着每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去反思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和存在的问题。

  

   大家都清楚,在所有当代所有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可能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经济学这样分裂和门派林立了。整体而论,在现存的经济学理论中,一种“语言体系”是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基于边际分析的现代经济学,其中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如果再细分,可能还会有奥地利学派和其他小的经济学流派的“语言体系”。这两大经济学“语言体系”(通常大家过去都叫它们不同的“范式”,即美国科学哲学家Thomas Kuhn说首创的“paradigm”,但是,我个人不大愿意使用这个术语,因为我觉得这个词远远不能形容当代经济学中的分裂)之间,尽管有商品、货币、劳动力、资本、利润、地租等通用术语,但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从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和反映现实“经济世界”的“话语体系”。这种理论经济学的大分裂,在中国近30多年的经济社会的急遽转型中不断凸现了出来,一个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一个则被笼统地称作为“西方经济学”。这个划分想来并不恰当,因为“政治经济学”更是来自西方,而“西方经济学”可能来自中国太平洋对岸的“东方”美国。不管如何称呼,当代中国理论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互分离,井水不犯河水地发展着,从而实际上形成了两大知识体系,从而也自然生成了处在这两大知识体系中间各个经济学人的“知识牢结”。

  

   对于这一点,笔者最近亲闻目睹,更体会甚深。在最近的两个星期中,笔者应邀参加了4个经济学科的年会,做两个话题的3个主题发言。在这4场年会上,做主题发言的,大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名家,且每位发言者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思考多年了,因而每个发言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解释。如果超越地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听这4场年会,你也许会发现,各个经济学名家基于各自的“知识牢结”的发言,从外在形式看好像是讲演者利用大会会场向拥有不同“知识牢结”的其他经济学人来讲解自己的“理论”,但实际上却像是每个人在哪里“自言自语”。正是因为“知识牢结”的巨大差别,这些讲演者和在场的经济学人听众,同时会产生一种“鸡对鸭讲”的感觉,因而讲演者常常不理解乃至抱怨对方为什么不理解自己的解释,甚至恼怒对方根本不听自己的解释。在这4场年会上,我还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一个学者思考某一问题越深,研究的时间越长,且要达到的学术和理论目标越高远,可能他自个的“知识牢结”就彰显得越强、越清楚。

  

   “知识牢结”,实际上也不仅仅是每个做学问的人个人的认识和逻辑推理问题。由于人类文明的各种知识和理论是主要是通过各种书写语言来承传和积累性发展的,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某一大思想家的学说和理论,常常会影响到下一代乃至以后许多代人的思想和认识,即每一个人都是在阅读前人的文字和文本来学习和积累知识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的知识进步和文化承传上,实际上发生着各种各样“路径依赖”。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和反省到这一点,而基于自己的“知识牢结”,自认为自己学到的和所讲的才是“真理”,并且每一代人乃至每一个人都试图在自己的“知识牢结”中再加上自己的思想,并有可能在自己的“知识牢结”中创造新的理论,还极有可能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排斥与自己的知识来源不同学人的思路和理论。结果就形成了当今社会科学中几乎普遍存在的“鸡对鸭讲”的局面,导致了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科理论的分立和分裂。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知识背景不同,看待问题的方法和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于是就有英国首相邱吉尔讽刺经济学家的段子:“两个经济学家讨论一个问题,通常得出两种结论;如果其中一人为著名经济学家,结论必有三个以上。”如果经济学人们均能意识到各人有各人的“知识牢结”,虽然不能接受他人的思想和理论,但会尊重别人的思想、理论乃至述说(discourse)。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到目前每一位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有意识地尽量超越“意底牢结”的阶段了,但大家却不应停留在这里,而应该更前进一步,尽可能地反省和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牢结”的局限性,这样大家更会用怀疑地而不是盲信的态度对待前人所留下来的知识和理论,也自然会更宽容、开放和平和地对待他人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研究进路了。只有这样,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才会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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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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