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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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领  

   三、学术史回顾:有待深入的“温故”功课

  

   研究历史,必先“温故”,而后“知新”。了解清楚前人研究相关问题的学术谱系及其长短得失,才能自觉自己所做研究的原创性与含金量。可惜的是,《嬗变》实证研究的学术史回顾颇为单薄,仅“婚姻卷”简单提及前人的研究,而其他卷竟未言及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可归结为两种“病症”:一是基本无效的学术史回顾,一是回避学术史回顾。该“病症”对学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注意。

  

   先看基本无效的学术史回顾问题。诚然,这种“病症”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普遍存在,“婚姻卷”只是其中的典型一例。作者仅列举了刘英、陈东原、郎太岩等12人的著作和傅建成、陈蕴茜、叶青等5人的论文。对这些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它们在“现代婚姻史研究的不同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现代婚姻史研究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就本专题(指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笔者注)而言,仍然存在相当的研究空间”[2]28。然后,作者指出了前人研究的两点局限:一是对现代中国婚姻文化没有全局性把握,二是在材料搜集上,于报刊资料和社会调查征引不多。仅此寥寥数语的学术史回顾,并未揭示出前人在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意识、材料使用、涉及范围等问题上的长短得失,更没有考察研究队伍的谱系与风格。温故不足,知新则难。时隔十年,作者对此文修改时仍未能充分了解到学界对“现代中国婚姻”研究的已有基础与新的进展,因此不得不声明:“若有观点相近相同者,则不敢掠美,其发明之权自属发表在前者”[2]28。显然,究竟哪些看法早已有人提过,作者并不清楚。通观全卷,作者关于现代中国婚姻的看法似鲜有独到之处。

  

   再看回避学术史回顾的问题。以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言,任何研究都应该梳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已有的研究成就。温故知新的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在今天却成了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嬗变》的“女性卷”与“性伦卷”未提及前人的相关研究;“家庭卷”与“娱乐卷”均由相应作者的论文修改而来,但却将其中的学术史回顾全部删去。这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们没有做应有的“温故”的功课。尽管纯粹的历史研究是面对圈儿内人,但从回避了学术史回顾的“家庭卷”、“女性卷”、“性伦卷”与“娱乐卷”的研究水准看,少有超越已有研究成果之处,也无所谓学术对话。其根源恐还在于作者们也不清楚自己在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史谱系中的位置与角色,或者说在历史研究的丛林中迷失了自我。

  

   在上述四卷中,“娱乐卷”的讨论最让人疑惑。作者写作此卷的基础是其完成于2010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以当时的境况而言,从1980年代到2008年,学界对现代中国娱乐文化的讨论在城市娱乐、娱乐管控、娱乐人物与娱乐现代化以及娱乐与社会改良等专题上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与一些相当突出的问题。单就研究理路而言,学界侧重于对城市娱乐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无论是分析城市公园,还是分析城市茶馆,学者们几乎清一色地直接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考察公共娱乐空间的源流、结构、功能、特征,然后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式的列举。稍深入的探讨则注重身份、阶层、性别角度的考察。这些研究的重要性无可疑问,但研究者对不同城市公园的考察几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可否认,形神兼备、叙事与说理俱佳的城市娱乐研究之作实在少见,也很难举出相关的典范之作。“娱乐卷”作者似乎没有觉察到已有研究成果的问题所在,不自觉地沿袭了其弊端,以致于全文读来像一篇社会娱乐调查报告。当然,作者所言“无线广播与民众娱乐生活”[2]468-478一部分确有填补某些研究空白的意义,但这更多地是给读者普及了一些“文史知识”。

  

   讨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熟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及其相关研究。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不应局限于这一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而是先要充分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内容、理论与方法、原创性观点等内容。此外,还要了解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前沿及其对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的深刻影响。茅海建先生早已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基本框架是由政治史来建立的”,在分析体系与学术话语上也明显带有政治史的烙印,甚至很多时候这些领域的研究也为政治史的结论提供了证据甚至是证明。[7]]他曾开玩笑地说,刘志琴先生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完全是以夷变夏的历史”[7]。窃以为,茅先生的意思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过于注重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占比例很小的“变”的部分,而忽略了占比例很大的“不变”的部分。罗志田先生也提示说,不能过于夸大近代中国“变”的部分,更要注意社会“不变”的部分,像陈黻宸在20世纪初期提倡的“知民俗之原”和“证闾里之事”那样的“民史”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8]茅、罗两先生对中国近代政治史与社会史研究关系的看法,确是治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者不可忽视的卓见。做好了“温故”的功课,才能“接着讲”,才能有贴上自己名字的“知新”。这也是以贯通的眼光与学养讨论中国近代史问题的基本要求。

  

   因为学术史回顾的简单与回避,《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很难以学术史为鉴,照出自己的起点与局限。他们甚至不太清楚“社会文化史”是怎样的一种观察视角,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论著。以著作而言,梁景和先生所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李长莉先生所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都是自觉地运用“社会文化史”视角讨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些著作颇为注重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互动,不过缺少一些有人物、有情节的叙事。《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似乎意识不到这一点,既沿袭了不重叙事的缺陷,又丢掉了注重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互动的长处。比如,“妇女卷”中提到的邓春兰请求大学开放女禁的事例[2]288,尤其值得铺展其中的曲折情节,不过作者一笔带过,实在没能展示出这一重要事件中的民众、学校与官方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再如“性伦卷”中的“20世纪上半叶教育界对性教育的讨论与实践”[2]386-414不幸成为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张皮,讨论归讨论,实践归实践,看不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学校与社会在这一特殊问题上存在的紧张与冲突。

  

   “温故”不只是要了解已有相关学术成果的讨论对象、研究范式、主要观点与学术脉络,还需要关注其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长短得失。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出版的民国大众的日记可谓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但运用者并不多见。比如九州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民国小学生日记》、《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等,从不同侧面留下了民国社会底层的声音。只是《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无一注意运用这些很有说服力的资料。即使是梁景和先生在《嬗变》理论部分专门提到的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可用的笔记、小说、诗歌等史料,《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也极少运用。之所以找不到现代中国社会底层的声音,除了没有注意日记、笔记、小说等史料外,还在于作者们并未走向田野,走进历史的现场。鉴于社会生活要比政权更具有延续性,现代中国社会生活至今仍保留着某些原生态的形式与传统,讨论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着实应该深入城乡生活的第一线,访谈当时的当事人与过来人,采集有意义的不曾留在纸媒的生活碎片信息。虽然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先驱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等先生不曾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但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新一代青年学者实不可仅依靠图书馆与档案馆来著书立说了。

  

   四、理论建构:富有前瞻性的思考

  

   追根溯源的“温故”既包括实证研究的成果,也包括理论与方法探索的足迹。《嬗变》理论部分的思考耐人品味。

  

   大陆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实证性研究不断取得新收获,但相关的理论探索颇为滞后,颇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即使在日渐增多的实证研究中,不少学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2]3-4因此,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讨论尤为显得迫切。《嬗变》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理论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史的概念与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史料问题以及社会生活、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等若干层次的概念。其对于解决当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确有启发意义。

  

   “社会文化史”研究圈内圈外学者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按照字面的概念与逻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应是社会文化。社会文化是什么?迄今为止,史学界对此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的答案。“社会文化”作为一个短语,清末民国时期就有不少人使用。周恺于1908年发表《学生品行之否关于社会文化之进退说》[9]一文,较早使用了“社会文化”一词,其意是社会与文化的合称。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一书[9],其中《中国社会文化之特质》一文意在以中国家族制度为中心讨论中国社会特色及成因。该篇名中的“社会文化”对应的日文词汇不得而知,但译成中文后的“社会文化”似未作为一个有特殊内涵的词汇。通读该文之后,感觉作者所言的“中国社会文化”是指中国社会的特色及其文化传统。1931年出版的《新陕西月刊》中特设有“陕西之社会文化”专栏,此专栏的文章内容包括社会风俗、经济生产、非官方团体、社会救助、城乡关系、乡村土地、戏剧改良、地方教育、地方治安、名胜古迹等。由此可见,《新陕西月刊》使用的“社会文化”概念当指政治之外的社会与文化状况。林天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讨论文化的功能,并未将“社会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但他强调“文化是要建立于社会经济的生活之上,也只有社会经济生活改善,大众文化才能实现也;只有使文化归于大众所有,文化才有真正的成功。”[10]1942年,余天休在《社会文化研究法》一文中,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社会文化的研究法,认为社会文化即现在或以往的文化的地理分布。[11]今天,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心理学等学科对社会文化的定义各行其是,与历史学的认识与理解差异较大。然而,史学界对“社会文化”的概念仍在探讨中。这一概念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说清楚,自然会造成种种麻烦,也屡被外界诘难。

  

《嬗变》理论部分的作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2]4。此前作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与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12]相比之下,作者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新看法要比过去的相关看法更为具体,更具有概括性,因为新看法包含了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不再仅限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在作者看来,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与提高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2]11在此基础上,作者系统论述了“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社会生活,认为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人类整体的生活状态,包括政治生活状态、经济(物质)生活状态、文化(精神)生活状态与社会生活状态,而狭义的社会生活专指社会生活状态;目前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社会生活是狭义的社会生活,未来会走向广义的的社会生活。诚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几位先驱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刘志琴先生早些时候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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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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