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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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领  
但至少应当具有呈现历史学之美的意识。

  

   历史叙事的求真与求美,不可偏废。这是史学兼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特质所决定的。作为艺术的历史不仅要在洞察与见解上展现智慧的高明,还要在表达形式与风格上呈现艺术的魅力。时贤对此论称:“史学之真与美苟能璧合,其效用应不止于史家孤芳自赏,或供读史者遥想古人古事,历史知识必有其用。”[5]185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梁景和先生在《嬗变》一书中对历史学是艺术的认识——“说它是艺术不仅仅是说它可以通过艺术形式来展现历史,为艺术形式提供素材,更在于研究者提供的历史研究成果能给接受者以艺术的感染和享受。……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要呈现艺术的魅力,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对历史研究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并要试着践行”[2]24。由此而言,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应该是求真、求智与求美的三位一体的结晶。

  

   二、范式:实证研究的困境

  

   社会生活,是历史研究的深处,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兴起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侧重于城市生活、风俗习惯、公共空间、性别意识等专题,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有十分广阔的拓展空间。《嬗变》一书继承了《陋俗》一书的体例,以宏阔的视野对其内容“接着讲”,分别探讨了现代中国的婚姻、家庭、妇女、性伦与娱乐。这五个专题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尤其是性伦(即两性伦理)问题,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

  

   作为一部著作,《嬗变》实证部分侧重于以五个专题代表的五条线索,从面上初步勾勒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的历史场景。不过,这五个专题的作者们似乎缺少充分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意识,其在讨论中较少注意社会生活及其文化观念的互动问题,而这一点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以婚姻卷而言,该卷从青年知识分子婚恋观的变迁、城市婚姻的变革、农村婚姻的嬗替等层面展示了现代中国婚姻及婚姻文化的进程,尤其注意从性别比例、婚龄结构、经济动机、文化观念等方面考察婚姻变革的复杂境况。该卷作者意识到,现代婚姻文化的嬗变是其“与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以一种社会整体史观对嬗变的背景、内容、趋势以及影响加以总体考察”[2]95。因此,作者有意借鉴社会学与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当时的婚姻现象。这一思路完全符合社会文化史以社会的视角观察文化现象或以文化的角度观察社会生活现象的研究理路。不过,作者过于依赖社会学与人口学的理论,将功夫下在概论现代中国婚姻与婚姻文化嬗变的特征上,以致于忽略了婚恋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互动,未能呈现出互动过程中的精彩细节与微妙场景。家庭卷、妇女卷、性伦卷与娱乐卷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会文化史”研究意识不足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忽略了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互动。像“家庭卷”的作者既注意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讨论现代中国家庭嬗变的框架,也注意思考当时家庭与社会的互动,家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应当说,“社会文化史”虽未必成为一种历史研究范式,但一定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观察视角。《嬗变》实证部分的作者们因为种种情况未能充分确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意识,恐在于他们深受“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双重影响。

  

   《嬗变》实证部分始终贯彻着“现代化”的观察视角,其中“婚姻卷”与“家庭卷”表现得最为显著。

  

   “婚姻卷”作者其在行文之初,就声明自己采用了安东尼·吉登斯定义的“现代性”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以现代化的范式讨论现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而且认为“中国现代婚姻文化的嬗变是指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婚姻文化朝着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方向演进的过程”[2]27。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分别通过“知识青年婚恋观的变迁”、“城市婚姻的变革”、“农村婚姻的嬗替”、“红色苏区的婚姻改造”、“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婚姻建设”与“婚姻文化变革的特征”等小专题构成的框架来解读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的场景。姑且不说该框架的建构是否合理,作者在每一部分的讨论上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以“知识青年婚恋观的变迁”而言,作者仅依据胡适、毛泽东等数人的言论而试图勾勒该变迁的图景,着实显得单薄,而由此总结出的理想婚姻“倾向晚婚”等三个特征似不够准确[2]37-39。

  

   作者对城市婚姻文化的现代性并没有充分认识与把握。对于城市婚姻文化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只字未提。其考察的农村也仅限于华北、华东和华中的部分地方,并未涉及西南、西北、东北等地,亦未涉及少数民族的婚姻文化。即使在对现代中国城市婚姻变革的讨论中,仅考察了北平、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天津、成都这几个大城市的相关情况,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城市婚姻的全局情况呢?对当时农村婚姻嬗替的考察更是如此,虽作者清楚意识到“面对广袤农村和高达几亿农民时,任何想细致描述和界定其全部婚姻形态的尝试,都难免有有心无力之感”[2]57,但其选取的当时农村共有的、能反映社会变迁的某些婚姻形态似未能体现出所谓“现代性”,比如“婚姻论财的趋势”就很难说是婚姻现代化的体现[2]59。

  

   应当说,作者讨论现代中国婚姻文化所用的现代化视角在实际研究中未能充分贯彻,而且讨论苏区与中共根据地的婚姻文化时又转用了革命史的视角(下文详说)。这样给人一种印象,即此部分内容并非有一条主线贯穿的项链,只是一袋没有按序摆放的土豆。

  

   “家庭卷”作者同样秉持“现代化”的立场。其对近代中国家庭变革的思潮做了这样的评析,“他们的家庭变革思想,包含了丰富的个人解放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为以后思想的发展规划了路程,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中国家庭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2]108。在其看来,近代中国家庭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曲折前行。在该卷的结论中,作者总结出了家庭现代化的三个特征,即“从专制转向民主”,“从等级转向平等”,“从迷信转向科学”。其还意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心。[2]220-221但在具体的叙事分析中,人的现代化并未成为贯彻“家庭卷”的主线。

  

   为了论证“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家庭卷”作者似将现代与传统置于二元对立的境地,而且对前现代的家庭文化及其传统做了稍欠严谨的判断。比如,将传统称为“封建社会的家庭关系”,而且认为其本质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家长高高在上,男人压迫女人”[2]174。这种对中国前现代的家庭关系的定位与判断因循了革命后的革命史的说法。现在学界讨论中国前现代的社会通常用传统社会,而不用容易引起歧义的“封建社会”;所谓“男人压迫女人”与传统社会的“男尊女卑”并非同义,在定位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时不应轻易以前者代替后者。换句话说,不能为论证“现代化”的进步性,而低估了前现代的家庭传统,更何况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必须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可以顺利实施,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连绵不断,新陈代谢。再如,作者认为“传统的丧葬习俗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2]208。其对于传统丧葬习俗的批评似未公允,因为“迷信”一词在政治、思想与学术等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迷信”与“科学”也非水火不容。以“迷信”的标签化行为否定传统丧祭中某些非科学的内容,于学术理性而言,有欠妥当。与此相关,作者总结出的中国家庭现代化的一个特征“从迷信走向科学”似需要重新考虑。

  

   妇女卷、性伦卷与娱乐卷都不同程度地在“现代化”的范式下讨论相关问题。似乎离开了“现代化”范式,近代社会文化的嬗变无从说起;“现代化”范式也似乎成了《嬗变》一书实证研究部分作者们的基本工具与不自觉的研究意识。

  

   “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究竟有多少作用与价值,学界近年来已多有争议。[6]现在看来,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及其发展水准是一回事,以“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另一回事。应当注意的是,大陆学界通常使用的“现代化”范式及其关联的进化史观,颇受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影响,况且少有学者注意到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的流派及其在理论上的阶段性变化。《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不自觉地将西方区域经验的现代性作为全球普世的现代性或全球现代性的标准版本。这就很容易出现以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路径、状态与机制作为原理,分析解读中国的历史,好比是将中国的古建筑拆了,再按照西方建筑的样式组装起来,无疑去中国近代历史的本真甚远。[7]

  

   《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没有走出“现代化”范式,但也没有走进“革命史”范式。“革命史”范式,包括革命过程中的革命史范式与革命之后的革命史范式。[6]前一种革命史范式,是历史解释体系多元化的表现;后一种革命史范式则是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的产物,甚至成为学理上的教条,不加反思地为革命的所有行为及其结果辩护。《嬗变》一书“婚姻卷”、“家庭卷”、“妇女卷”与“娱乐卷”的作者们没有走进前一种“革命史”范式,却不幸习染了后一种“革命史”范式的流弊。“家庭卷”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该卷作者在评析毛泽东关于家庭问题的指示时称:“毛泽东把家庭改革与社会改革辩证地统一起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的这封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2]173这样的评析并没有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脉络与逻辑上进行说明,只是贴上一个未经深究的标签,颇显突兀。该卷其他地方有关中共家庭解放事业的述论似将思想政治宣传的话语代替了历史学理分析的话语。比如,“中共与家庭妇女的完全解放”[2]190、“追悼会完全打破了等级制”[2]203等表述都存在着过犹不及的偏颇。“妇女卷”与“娱乐卷”同样存在着过度夸赞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事业与“红色”娱乐的倾向。可以说,这种倾向不符合历史的本真,也没有扣住革命史叙事的脉络、节点与逻辑。

  

   当然,《嬗变》一书研究的时间段本身带有“革命史”的烙印。为什么将1919—1949这30年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的一个时间段?书中并没有细致的说明。之所以要特地提出这个时间段限的问题,是因为不少学者在讨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时,无论是研究视角、讨论框架,还是基本观点、叙事风格上,仍没有走出“现代化”范式、走进“革命史”范式,难以提出新的问题、看法与视角。结果这样的研究不过是按照既有的模式编排资料,讲述故事,最后证明了别人已有的观点。不能做贯通的研究,也就不免出现画地为牢的局限。[8]针对此情况,有学者批评说,这“不仅人为割断了内在于今天仍在持续的宏大历史进程的有机联系,引起众多无谓的争论,也放弃了对流动着的当下社会主动进行冷静客观之历史剖析和学术研究的良机,更削弱了史学研究之现实批判的锋芒,遮蔽其文化省思的意蕴”[6]。

  

   《嬗变》实证部分的作者们深受“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为何他们在讨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时,没有自觉地摆脱上述两种范式的影响,并进而树立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意识呢?恐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者们的学术史回顾存在着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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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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