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7 次 更新时间:2015-11-05 23: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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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潘维试图追问:“你是先有奴隶制,还是先有奴隶?”在他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是有了奴隶,然后才有了奴隶制的制度安排。他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因为你有“落后的”制度环境,所以你才有“落后的”经济;还是,相反的,我们有“落后的”经济,比如中国,人均7000美元,于是才有了某种程度的“落后的”制度环境,以与此相适应。

   福山着重回应了潘维所提出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疑问。关于法律的中立性,福山表示,这是一种理念,虽然没有法律曾经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但作为一个理念,它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福山认为,民众运动的怒火的重要来源之一就在于此,他以“阿拉伯之春”的开端——突尼斯的民主运动作为例子来说明,民众正是以这个原则来对抗不公正的腐败政府。福山承认,当然,法律会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但他强调,法律的公平性作为一种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于司法独立性,福山指出,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性。法律系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被权势者潜在地控制,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在这些国家,如果你是拥有权势的地方官,或者是拥有财富的大公司,你就很容易运用权力和财富来操纵司法,为自己牟利。福山强调,司法独立性所设想的独立,不仅意味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而且意味着司法应当独立于有钱有势者所施加的影响。而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并没有司法独立的法院。

   关于制度,福山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福山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为成功。福山认为,普京政权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他和他的朋党把持着现存的政治权力,但万一普京突然离世,其实是没有人知道运转规则,而俄罗斯就将面临大乱,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并不具备延续性。相反的是,中国关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府的运转是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的。在福山看来,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法治,但确实是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种制度化。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和政治转变回顾

   评议嘉宾崔之元回顾了福山的思想和政治转变,他专门谈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对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阐释;还特别提及福山早年曾经是保罗·沃尔福威茨(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新保守主义的旗手之一、伊拉克战争的核心决策者之一)的密友,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却公开地表达了反战立场,因而将伊拉克战争视作福山思想和政治的重要转折点。

   崔之元介绍了福山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他认为,中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福山教授反思和修订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的思想框架,从而形成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建立的新理论框架,而就在讲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还与习近平主席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会谈。

   崔之元就英国的普通法提出了问题,他指出,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并不来自于超验的理念和教会力量。而汪晖则援引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汉代的“天”的概念的讨论,提出中国古代传统中也包含特定的超验理念,这里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

   汪晖还特别提到,他自己曾经讨论过中国的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代表性断裂”的问题,而福山也在另外的语境里提出了存在于美国政治制度里的“代表性的危机”,他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的这些政治危机,我们是否能在既存的系统之内,找到解决方案来予以克服?

   福山表示,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政治”的论述,是理解历史动力学的一种有效路径。他认为,围绕承认的斗争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就是基于对承认的欲望。当前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就是基于这种欲望,欲求赢得对他们的尊严、他们的神、他们的宗教的承认,这里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激情。

   福山承认,普通法并不来自于超验,但他指出,英国人对普通法有着特别的信念,以及绵延数个世纪的深刻传统,因此,普通法在英国具有比行政权力更崇高的地位。法治的起源并不必然地与宗教相关,但这确实涉及到对法律的尊崇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法治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和专门的制度形式。福山教授也承认,在中国,确实有一个关于“天”的概念,作为政治权力的超验来源。但是,“天”在中国并没有教皇那样的制度性代表。因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福山总结:理想国家是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而不是乌托邦

   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

   福山认为,“危机”(crisis)或许并不是描述美国政治现状的合适用词,或许衰退(decay)是一个合适的词。也就是说,系统运转得并不如以往那般良好了,它持续得变缓,但是,系统并没有遭遇到那种必须马上予以解决、不解决就无法延续的致命问题,他相信,美国现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解决。

   福山认为,政治系统的质量,是不能只依据十到二十年的情况来判断的,而是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尚未出现跨代际的长期衰退,只要修复得当,仍然可以继续运转至少五十年。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仍然需要在未来的数十年继续证明自己的可持续性,唯有如此,他才会认为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问题,福山相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系统:既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能力,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可以受到法治和问责制的限制,在三个要素之间达成平衡。但是,福山提出,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平衡的政治秩序。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与其说是提供乌托邦,不如说是提供一个平台——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的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平台。

   福山坦陈,他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从彼时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世界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他的思考也当然有所改变。我们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开放性,否则就无法做一名严肃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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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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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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