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恩格斯的爱情和友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15-11-05 17: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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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恩格斯一生有过两次事实上的婚姻,和他同居的女友是一对爱尔兰的姐妹。姐姐名叫玛丽·彭斯,原来是恩格斯家工厂里的一名女工。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受父亲之命,参与工厂的管理,当恩格斯爱上这个爱尔兰女孩时,玛丽刚刚升职,负责操作一架新型的机器。恩格斯希望玛丽放弃做一个女工,但玛丽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孩,或许她对自己的工作正充满兴趣,所以拒绝了恩格斯的提议。后来,恩格斯在萨尔福德郊外给玛丽找了一座小房子,玛丽接受了这座小房子,同时也接受了恩格斯超越阶级的爱情,她和妹妹丽琪住在这座小房子里,恩格斯白天在工厂里上班,晚上和玛丽姐妹在一起。恩格斯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商业活动毫无兴趣,他不想做一个为金钱而活着的资本家,结识马克思后,他立志和马克思一同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但是,金钱是生存的必须,他不但自己要活着,而且要用金钱接济贫困中的战友马克思,所以,他还是留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不情愿地为资产阶级老爸服务。现在,有了无产阶级的女孩抚慰他的情感,满足他的爱情需求,生活似乎不是那么不可忍受了。

   恩格斯本来可以在资产阶级惯有的生活轨道上安逸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当年,他曾经和家乡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孩定下婚约,但是,他一生所反抗的恰恰就是这种生活。此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我的妹夫不断劝我,加上父母的压力,我不得不暂时屈服于他们的意愿。我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上班十四天了——我的恋爱事件同时也逼我不得不如此,可是越想越觉得沮丧,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实在太可怕了,巴门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但更可怕的是,要我当布尔乔亚阶级和工厂制造商,去对抗无产阶级。在我老子的工厂工作几天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可怕的感觉,以前竟从未注意到这些……要不是每天还能把一些精力放在写英国的悲惨处境这本书上面,我可能真的要疯掉了,这多少纾解了我的一些怨恨。要是你不去写作的话,要当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维持自己的布尔乔亚地位,这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如果你同时要从事宣扬共产主义真理,又要经营工厂做生意赚钱,这似乎就做不到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恩格斯的精神和实际生活的内在冲突,但他后来自己短暂地摆脱了。他和当地一些共产主义者举行劳工阶级会议,发行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不仅引起了父亲的愤怒,加剧了父子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1845年春天,他被迫离开了巴门,不仅摆脱了他所讨厌的布尔乔亚的生活,而且摆脱了和他订有婚约的女孩。

   恩格斯的反叛和当代青年的青春期叛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所叛逆的不仅是他的老爸,而是他所在的布尔乔亚阶级,他觉得只管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生活与他的良知和信仰水火不容,这种内心的冲突和老托尔斯泰晚年的精神危机相类似。他和马克思终其一生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两个世纪过去了,人们进行了种种血与火的实验,悬挂在天际的彩虹渐渐暗淡下来……

   但是,纯真的信仰,对善的追求和渴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探索依然是伟大的。

   离开巴门之后,恩格斯在欧洲游荡,他参加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亲密交往,观察社会,接触底层百姓,以他诗人般的热情感悟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在法国勃艮第小镇上体会葡萄丰收的喜悦,当地居民把陈年的葡萄酒倒掉,染红了一条街,他和当地的姑娘们躺在草地上吃葡萄,痛饮葡萄酒,有说有笑,过几个小时惬意的流浪汉生活,然后从容上路,走向远方。他还当过兵,参加过四次战役,在七月的花香和子弹的呼啸声中穿越黑森林……这位无产阶级伟大理论家早期的生活充满浪漫和冒险的情调,令我们心神向往。

   现在,他带着女友——温婉可人的爱尔兰少女玛丽来到了布鲁塞尔,和他终生的好友马克思会合了。

   一个同时代人,名叫史蒂芬·伯恩,是个年轻的印刷工人,共产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中曾领导工人阶级暴动,和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一家与恩格斯都有过来往。他说马克思一家“住在郊区的一幢小房子里,很拮据,甚至可以说很穷。”他对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有极好的印象,他说他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像她那样“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那么柔和细致。”但是对于恩格斯和玛丽,则有着另外的看法。当时布鲁塞尔有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同盟”的团体,马克思每个礼拜固定在那里发表演说,演说之后由燕妮朗诵一些诗文助兴。伯恩说有一次恩格斯带着女友玛丽一起出席聚会,马克思一家显出很冷淡的样子,当伯恩走过来跟他们讲话时,马克思“对我眨一下眼,并且微笑了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夫人在那位女士面前必须摆出一副很酷的样子。”伯恩所说的“很酷”,我们可以理解为“轻蔑”。马克思夫妇对恩格斯和玛丽的态度多少令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我们知道,燕妮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子爵是一位普鲁士的军官,懂七国语言,热爱莎士比亚,对荷马史诗朗朗上口。他的父亲曾是费迪南公爵的贴身秘书,费迪南公爵曾是伏尔泰的好友,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威斯特华伦子爵的爵位就是由公爵册封的。出身于如此世家的燕妮嫁给马克思后,尽管过着穷困的生活,但在女工出身的玛丽面前“酷”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史蒂芬·伯恩除了赞同燕妮的做法外,同时认为,恩格斯老是带着玛丽·彭斯在工人面前招摇,似乎在提醒他们,工厂主的儿子随时可以糟蹋穷人家的女儿,这显然有失体统。伯恩对此固然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但恩格斯断然不会认同他的看法,他爱玛丽,而且终身不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但两个人的友谊维持终生。马克思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始终置身于社会之外,但他又是一个洞悉历史和社会的天才,所以又置身于社会之上。从知性训练和知识背景来看,他没有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但他也同样不属于资产阶级。他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敌人,一切贵族、富翁、政客和上流社会的种种,他一概鄙弃之。这种社会角色的定位,使他养成了特立独行的个性,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威胁和诱惑下屈服,因此孤傲不群,多疑善妒,尖酸刻薄,具有攻击性。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文风上,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恩格斯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他经商、玩乐、运动、懂多种语言,在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和军事学方面皆有造诣,写文章、著书、绘画、做诗、恋爱,样样来得,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政治活动。这样一个全面发展近乎完美的人一生拜服在马克思伟大的天才面前,亦师亦友,任劳任怨,不计得失,不求回报,不仅在金钱上而且在智力上全力成就马克思的伟业,恩格斯的友谊和奉献精神完全超越于世俗利益之上。1850年,马克思一家在伦敦贫苦的生活令恩格斯痛心不已,为了接济马克思,他又回到了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从事资产阶级的“龌龊勾当”,尽管有玛丽·彭斯陪伴在身边,但他仍然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此时,他不断地汇钱给马克思帮他度过难关,使他能够安心写作。1851年,《纽约论坛报》邀请马克思写专栏,马克思正埋头自己的经济研究,而且英文不够好,他要求恩格斯为他写这些文章。恩格斯当时也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项目,而且他白天要全力投入公司的经营业务,只有晚上有时间。但是,恩格斯还是一口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他代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署上马克思的名字,稿费也由马克思支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出版时,也仍然署着马克思的名字。恩格斯为此每天都要在公司待到很晚。有一次,他答应给英国民权运动写一篇文章,给马克思写信说,专栏文章要顺延一个晚上,马克思回信道:“既然你的时间这么紧,你当然还是应该优先考虑美国那边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绝对延误不得的。”后来,恩格斯就劝马克思用德文写这些文章,然后再由他译成英文,但这个活儿显然更不轻松。后来,马克思的英文磨练得差不多了,终于能够独自承担专栏的写作,但他仍然不时要求恩格斯为他提供军事和商业方面的资料,以便他的文章写得更好些。1857年,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即使在病中,他仍然无怨无悔地承担马克思为《大美百科全书》写的文章,这些有关军事和武器方面的专门知识,也只有他能够承担。恩格斯重返公司不久,父亲很高兴,为了安抚这个躁动不安的儿子,父亲为他买了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送给他。恩格斯因此喜欢上了骑马运动,但即使这样,他仍然为此感到愧疚不安。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在伦敦那么艰难穷困,我却在此骑马,不过好在这匹马是赊来的。如今,恩格斯病好后,又可以骑马运动了,他兴致勃勃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克思,后者回信说:“我要恭喜你能够再度玩你的马术表演,只是要小心,可不能玩得太激烈把脖子也摔断了,你那匹马似乎太野了些。”这是关爱还是诅咒呢?马克思对恩格斯经常用老师和上司的派头说话,1858年,他要求恩格斯为他买一本要用的书之后,致信后者道:“想必你那边应该有足够的资料可以为我写这篇谈英国在印度的军备状况的文章,礼拜五以前交稿。如果可以,那真要感激不尽,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省掉一个礼拜读那本书的时间了。”1859年,恩格斯自己要写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告诫他说:“要完全摆脱以前写《纽约论坛报》那些文章的写法(除非有某些战事发生,超乎你的小册子的观点,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准备功夫要很周到才行。”另一封信:“寄来的五英镑已经收到,你写的关于战争文章要稍加润色才行,多渲染一些,因为你写的对象是一般报纸,而不是专门性的军事杂志。描述多些,个人化一些,就可以超越《泰晤士报》的一般通讯文章。我自己不来这一套,这会造成我自己风格上的分歧。”或许马克思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来指导和要求恩格斯,而后者也认为这样理所当然。对马克思经济和写作等方面的索求,恩格斯从来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只有一次,燕妮母亲去世后,留下一百二十英镑,他们花八十英镑买一套新家具,一家人从伦敦的苏荷区迁居到格拉夫顿街,住进了宽敞的好房子,情况似乎大有改观。可是不久恩格斯就接到马克思大叹苦经的信,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专栏文章要缩减,“我现在的处境比过去五年来任何时候都要糟。”恩格斯回信流露出了一些不满的情绪:“你的来信简直像是晴天霹雳,你搬了家,一切安顿就绪,我本来以为情况已经好转了,现在,看样子情况并没那么乐观……二月初我会先寄上五英镑,以后每个月就寄这个数目给你,虽然未来一年仍有大笔债务要料理,不过我还是做得到这个。”1862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一封信中写道:“我如果跟你报告我的开销情况,绝对不是要对你所谓对我进一步的‘压榨’有所抗拒,事实上,我一直希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够互相帮助——这绝对谈不上谁‘压榨’谁,我只是要让你知道,目前要我拿出超过十镑的数目,坦白说,我实在做不到。”在恩格斯留在曼彻斯特的十一年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克思在通信中不停跟恩格斯抱怨他的艰苦处境,不断跟他要钱,恩格斯答应给他一些固定津贴之类的补助,但马克思老觉得不够用,要恩格斯挪用公司的公款来接济他一些,但这显然有背恩格斯的商业道德。尽管如此,两个朋友间的相处基本是融洽的,涉及到金钱方面的小小不快并没影响两个人的友谊。如果听到恩格斯将要来访的消息,马克思十几天前就会停止工作,坐立不安,焦急地期待朋友的到来。恩格斯来后,两个人会在一起彻夜饮酒长谈。这种心灵的默契和精神上的高度融合,又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恩格斯最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一家对玛丽·彭斯的冷淡和轻蔑。马克思一家只是偶尔见到玛丽·彭斯,所以,一切都掩饰在礼节性的瞬间过往中, 1867年1月7日晚上,玛丽·彭斯因中风过世,悲痛中的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一张便条,希望得到朋友的慰籍:“我无法对你形容我此刻的感觉,这个可怜的女孩全心全意爱着我……”马克思简短地回了一封信,说:“这个消息相当令人震惊,玛丽的个性那么好,又那么聪明,那么忠心。”如果说,此言是对玛丽遽然去世表示了哀悼,那么紧接着,他就开始抱怨自己手头如何拮据,伦敦贷款的事情没有着落等等,最后,马克思竟然写道:“如果死的不是玛丽,而是我的母亲,她的身体毛病很多,也拖了好长一段时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没有忘记自己的嘲弄本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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