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5-11-05 13: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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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进入专栏)  

  

   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

  

   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分析,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内容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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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①。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②。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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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书·潘徽传》。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

   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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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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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顒)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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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②《四声三问》。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

   近体诗重视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导人们重形式而轻内容,因而阻碍了诗体的自由发展。但是也要承认,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诗的声音具有音乐美的自然趋势。比较下面四首诗(前两首是齐梁以前的,后两首是唐朝的),我们就会知道,在词句的精炼方面,在音韵的铿锵方面,近体诗在诗的演化史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

   3.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瞑》)

   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球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二)诗的语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国的诗都是文人的赠答抒情之作。语言是文人习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辞藻,有韵味。佛典里有大量的叙事说理的颂赞,译成中文,成为语句匀称的质朴无华的白话诗。这样的诗,风格与中国本土的诗迥然不同,辞采、音律都不很讲究,但是内容深厚,语句通俗,有很强的劝说的力量。隋唐以来,佛教经典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于是就影响一部分诗人,用质朴的白话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诗集早已失传,近年来在敦煌的写本里发现了一些。下面举几首为例:

   1.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2.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3.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其后还有传说的诗僧寒山。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2.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3.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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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均见《寒山子诗集》。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不喜欢通俗,致力写这类诗的不多。但是这类诗在民间相当流行,唐宋之际的村塾里甚至用王梵志的诗作习字课本。文人也有欣赏这类诗的,如宋朝江西诗派的大诗人黄庭坚就曾引王梵志“梵志翻着袜”的诗,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①;范成大的诗里有“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句子,这显然是模仿王梵志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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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

   ②《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三)诗的内容

魏晋以后,中国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社会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有的文人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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