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社会改革应作为“十三五”改革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 次 更新时间:2015-11-05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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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进入专栏)  


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全会指出未来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构建发展新体制方面,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等。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该如何应对?未来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稳增长要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吗?全会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间各项改革处于什么关系,如何协调多项改革?牵涉甚广的财税改革,该如何推进?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

刘尚希认为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理想状态,应通过体制改革来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带来经济长远稳定的增长。他尤其提到此前被忽略的社会改革,应该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不用过分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

《21世纪》:公报提出未来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此前经济增速下降,“稳增长”是否要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刘尚希:就现在的宏观形势来看,不用过分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当前国内有很好的转型条件,如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压力大大减轻、居民收入增速较高等,可以支撑将重心放在转型升级上。

人口老龄化带来很大的养老压力,适龄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也随之减少,这似乎是一个坏消息;但同时,就业压力不是太大,现在转型升级不会带来大量失业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好消息。如果现在我国适龄劳动力处在高峰期,经济增速的趋缓,会导致大量失业,逼迫短期政策扩张,稳增长就不得不摆在首先。我们当前面对的情形恰恰不是这样,从而变为一个有利条件。

居民收入的提高,造成企业成本的上升,给企业造成了更大压力。这似乎又是一个坏消息。但这种压力可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人力成本。与此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长,能拉动总需求,能促进消费的平稳增长,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转型升级需要有一定下行压力,当然这个压力需要有个度,现在经济增速趋缓各方都可以承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经济增长趋缓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企业转型升级就会有动力;在经济普遍上行的时候,企业都能赚钱,市场不会去转型升级,也没有必要。

政府要有定力,短期的政策有必要,更要关注长期改革。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果,政府不应紧盯着经济增速这一结果,应致力于营造更好的环境,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促成经济的增长;通过切实的改革,让市场各方对中国经济前景更有信心。

现在政府在力推“简政放权”等改革,改革有进展,但低于预期。改革还需要全力往前推,稳增长的短期政策要和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不能过于往前。


国家战略需要推动社会改革

《21世纪》:公报要求构建发展新体制,那么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尤其注重什么方面的改革?

刘尚希:全面综合的改革聚焦在政府改革,未来要推动政府全方位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等。

经济改革,主要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在哪些方面放手,比如价格改革等。社会改革,主要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块要重点关注,应作为十三五改革的重点来抓。

国家战略需要推动社会改革。比如创新驱动,若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解决不了问题;创新牵涉到科教体制改革,需要培养本土人才。只有实现人力质量红利的积累,才能为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比如事业单位改革,若改革顺利的话,能减轻财政负担,还能激发更多活力。

比如公共服务的提供。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发动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由社会组织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发动社会组织,参与到扶教、扶贫的行动中去。

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能缩小贫富差距,提升人的能力,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现实中,即便想办公益性学校或医院的设立都很困难,因为有形无形的障碍仍很多。

还有监管问题。只靠政府监管管不过来,需要培育行业自律组织。自律意识的形成,能避免过度市场化、唯利是图带来的各种扭曲,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不讲诚信道德等问题。

社会改革需要充分相信群众,能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真正依靠群众来管理社会,政府也能从繁重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

现在社会改革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事业单位改革、科教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社保、社会组织改革等,都是单独进行。社会改革也需要全盘考虑,有一个整体方案,除了经济、政治、生态文明领域的改革,其他都可以装进社会改革来统筹考虑。

社会改革就是让社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这可以化解很多社会矛盾,也能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有利于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提高公民的公共责任感。社会需要填补政府和市场的空缺,政府大包大揽,管理太多事务,一则管不好,又容易对市场造成干预;社会组织的健全,有利于净化市场,弥补过度市场化,市场行为短期化、投机化等问题。

《21世纪》: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这样的要求下,政府的改革应如何进行?

刘尚希:当前各方面都在大力支持创新。现在地方鼓励创新的办法有所改进,但主要还是给钱,定一个比如高新企业的标准,让企业自行申报,申报通过就给钱。而且政府投入的资金分散在不同部门,各个部门间不通信息。

有些企业可能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套取政府资金上,减少了真正创新的活动。因为创新往往要投注很多精力,可能几年之后才能看到成效;但政府补贴当期就能拿到,相对容易,也能成为企业利润。政府对创新的资金补助,动机是好的,却异化了企业的行为,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政府的政策是用来激励企业,应当是一个配角。比如扶持创新,应针对企业在创新上真正碰到的问题,对症下药来解决,有时候不仅仅因为缺钱,企业可能是缺人才、好的环境,是一些机制体制的因素阻碍了创新,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财税改革应与政府改革互动

《21世纪》:财税改革在“十三五”处于什么位置?财税改革推动似乎比较困难。

刘尚希:财政是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带动政府改革。比如,预算改革就是通过预算来体现政府活动范围和方向,也借此约束政府行为。

财税改革在技术层面上,表现为全口径预算、中期财政规划、政府资产负债表等,这些实际上都是为推动政府的改革,比如中期财政规划和政府决策方式相关,政府决策要从年度为主,到要和中期结合起来,未来可能还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规划。

财税改革困难,是因为涉及到政府各个部门的利益,还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关系。比如预算改革就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利益,现在改善财政资金的使用只能在增量上做文章,通过整合资金来提高使用效率,存量资金属于部门利益,难以调整。

预算改革要想有效推动,需要政府改革的有效推动。如何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让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上更有效率,需要优化政府间横向部门权力的配置问题。现在部门主义盛行,协调的成本越来越大,预算改革推不动,政府的效率也会大大下降。

另外,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既是财政问题,也是政府改革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把财政改革贬低为一个部门的改革、一个技术化的改革,这样的话就起不到作用,财政改革是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通过财政改革去推动政府的改革,但也需要政府改革配套联动,进而带动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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