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 陈坚:反讽之思与讽刺之力

——张爱玲与老舍审美比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 次 更新时间:2015-11-02 1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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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   陈坚  

   张爱玲和老舍均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一个是“异数”、“残酷的天才”,一个是“幽默大师”、“语言巨匠”。可是这两位时代环境相似、艺术巅峰期接近的作家,却在关怀对象、艺术旨趣、审美表达等方面呈现出各各相异的特色,以致一般论者和读者难以将其并论。然而,透过二者表面的歧异,细心的读者还是会发现许多深层的相通,比如对于喜剧性的偏爱及对幽默、讽刺、反讽手法的领悟,作为“笑王”的老舍其喜剧造诣自是不言而喻,张爱玲的喜剧之名虽不如老舍那样如雷贯耳,亦有戏剧家洪深的题词:“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Comedy(引者按:高级喜剧)作家中的一人”(注:洪深:《<太太万岁>题记•编后记》,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7年12月3日。)和夏志清先生的灼见“是隽永的讽刺,也是压抑了的悲哀”(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转引自向弓主编《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为证。但同是对喜剧性及幽默、讽刺、反讽手法的热爱,在呈现形态上,张和老舍又风格迥异。如果二者喜剧呈现的共同点在于幽默,那么,其相异处就在于对幽默的不同侧重,张爱玲注重其超脱的一面,她用反讽将世界和人我囊括在一种广漠的包容与悲悯之中;老舍则注重其启蒙的一面,他要让“世界在笑声中换个样儿”,这样张和老舍正好代表了幽默的两种型态:反讽和讽刺的。在前者,幽默是“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之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之中”,它是“‘绝对’的天敌,‘相对’的产物”(注:转引自李凤亮:《幽默小说:品性与历史——米兰•昆德拉的启示》,《暨南学报》2002年第3期。),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式的幽默,亦即张爱玲式的幽默;而在后者,幽默既蕴含趣意,激人发笑,又在笑中褒贬是非,它和讽刺“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时永远不可能严格分开”(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6页。)。

   1、社会关怀与反思存在

   要让“世界在笑声中换个样儿”的老舍总将幽默与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始终怀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张爱玲则是突出对世界存在的反思:个人难逃生活的怪圈与命运的摆布,人生充满悖论与反差,其目光直指一切时代一切人。

   这种差异与二者的身世、经历、文化积累均直接相关。张爱玲出身于一没落贵族,曾经显赫而今凄凉,家世的阴影宛如一张巨网命运似的笼罩着她,个人经历又是“每一阶段都有未完成的遗憾”。正如其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妹张爱玲》一书中所说,“我想着‘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就为她伤心。这句话所涵盖的,岂只是她孤岛时期的心情?逃离我父亲的家,不能去伦敦大学,香港大学辍学,圣约翰大学辍学,和胡兰成的飘渺情缘……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个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注: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74页。)且四十年代,当丁玲、萧红等纷纷走上十字街头,当老舍骨肉天涯,融身于大时代的光辉,张爱玲所接触的却是劳伦斯、乔伊斯、毛姆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世纪末果汁。所有这一切,融成了张爱玲思想背景里挥之不去的苍凉感慨和对人类境遇的悲观、焦灼。

   卡尔•索尔格认为,“真正的反讽始自对整个世界命运的沉思”(注:D.C•米克:《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28页。),它喻示着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源于现代社会商品现象所带来的无法逾越的人类处境:道德失范、信仰失落、人的尊严丧失……反讽尤其盛行于西方,是其理性自我拯救的经典模式,又与张爱玲“人生苍凉”的体悟穿过广漠的历史时空遥相呼应。

   那么在反讽的视境下,张爱玲看到了什么呢?“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注: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720页。),在张爱玲的笔下,男人是被阉割、被去势的,他们或是不存在,如《金锁记》、《创世纪》、《倾城之恋》里最高掌权人都是老太太;或是残废,身残或心残,前者如《金锁记》里骨痨患者姜二爷、《怨女》里驼背鸡胸的姚二爷,后者如《花雕》里的郑先生,“酒精缸里的孩尸”,“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还有《金锁记》里的长白、《茉莉香片》里的传庆……女人呢?如果老舍擅写被迫的妓女: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我”、《微神》中的“我”,张爱玲写的则是“自愿的妓女”:梁太太、薇龙、流苏、曼璐、敦凤,以及一切以结婚为事业的女人。先不说梁太太这样极端败坏的人物,那么薇龙呢?她是“五四”光辉沐浴下的一代青年,又受过相当教育,为何还会成为“梁太太第二”——自愿的妓女呢?明知乔琪娶她仅是因为她可以卖身挣钱,还心甘情愿地嫁给他。还有那些“装在笼子里的鸟”、“绣在屏风上的鸟”,甚至那些一心一意只想有个家的人,如流苏,也只是像柳原说的那样:“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至于金钱,梁太太是得到了,七巧也啃到了黄金的边,敦凤也只要照顾好米先生,就照顾好了自己的衣食,可这又怎样呢?“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节奏。如果老舍写出了这个社会经济的桎梏与普遍的不平等,张爱玲则写出了人在一切时代所受的物欲与情欲的双层奴役;如果经济的不平等尚可经由社会革命消除,情欲的压迫则是无计可施。人注定了要成为一个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既显得不可一世,有挑战意味,又显得毫无意义。终归要沉寂。

   终归要沉寂,这就是张爱玲反讽的特征:彻底的悲观主义。反讽让人类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软弱,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多是自量的,没有多少奢求,不像老舍书中那样,不是西太后(大赤包),就是连鼻子都是“天字号第一”(赵子曰),他们没有豪情壮志,安于小奸小坏,他们知道生在现在,“单是活着,就是一件大事”,值得耗上一辈子的青春,只要看看《金锁记》里的七巧、《第一炉香》里的薇龙、《十八春》里的曼璐……这一个个的女人,是如何的为了一个太太的名义、一个靠得住的婚姻,殚精竭虑、机关算尽。在反讽的作品中,人“好像是站在清醒澄明的大视境下看人生,其中人物像瞎蹦乱跳的蚱蜢,永远也不要想逃出不可知,难捉摸的生活怪圈和人的命运的摆布。”(注:贾越:《中国小说叙事艺术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老舍出身寒微,从小生活在穷人当中,自幼为贫困所苦,虽然作为清末出生的旗人也颇有“茫茫末世人”之感,但严酷的现实限制了他非理性的泛滥,而将其目光牢牢地拴于当下:“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老舍还有一个勤劳憨厚的母亲,她给了他“生命的教育”,并传给他“软而硬”的性格,不像张那样被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她的爱;又因其所受的唐人传奇和《七侠五义》的影响,传统文化里的侠义、忠贞与现世意识,都强化了老舍作品的承担感和入世意识。正如他在“中华文艺界抗敌者协会”入会誓词里说的:“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操练在书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注:胡絮青编:《老舍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在老舍看来,幽默作家往往“有极强的正义感的,决不饶恕坏人坏事。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明了发笑,也要去反省。”(注:《什么是幽默》,《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83页。)如对蓝小山(《老张的哲学》)、欧阳天风(《赵子曰》)、小赵(《离婚》)、大赤包(《四世同堂》)等这些社会败类老舍就是极尽挖苦之能事的。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传统,正如他自己说的,“像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注:曾广灿、范亦豪、关纪新编:《老舍与二十世纪》,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1、202页。)。其《赵子曰》中的大学生赵子曰就是一个很“阿Q”的人物,他没有正当营生,整天在烟酒中沉溺,“内而酒与妇人,外而风潮与名誉”。作为“五四”青年,没接受“五四”的先进思想,却偏要用一些时髦词语来粉饰浅薄,甚至将“五四”传统歪曲为打校长、打教员、无故闹风潮,“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青年”,赵子曰的“志气”就有着深刻的社会悲剧烙印,而老舍的喜剧也因而有着凝重的社会历史内涵:老舍不是在“收罗‘珍珠’……而是在剖析愚弱国民的精神弊病。”(注:谢昭新:《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即使是婚恋题材,老舍也有着明显的启蒙情结,以其《离婚》与张的“红白玫瑰”来比较,《离婚》应是老舍作品中较写实的一部,可是通过描写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苦决闷人生,探讨的还是民族性格优劣的消长,并将之纳入其一贯的文化批判主题……虽然也有“婚姻就是凑合”这样形而上的感悟,但主要还是限于伦理道德的批判,如老李和小赵的精神状貌的对比;“丁大爷”式由一个英雄侠客的仗义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出路的探索;对张大哥的灵魂剖析和对其中庸思想的讽刺,并最终将这种普遍的苦闷归于社会黑暗和旧式婚姻制度。即使这样,老舍还认为《离婚》的笑声太弱了,“说真的,哭与笑更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的微笑却是两头儿都不站,《离婚》的笑声太弱了。”(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2页。)老舍似乎觉得还应该将讽刺的调子更显豁,更突出些。

   同样是关于婚姻的苦闷和夫对妻的不满,“红白玫瑰”中的振保就不同于《离婚》中“哈姆莱特”式的老李了,他是有“铁的意志”的人,可以自己造出一个世界来,至于他没有成为自己世界的主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那不是一个社会的原因,而是一切社会的困惑,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精神困境:人类永远的欲望和对欲望的永远不满足,不管我们如何心心念念、孜孜不倦,我们得到的永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永远。

   因着对存在的清醒,张爱玲用极古典的文字写出了极现代的、用极民族的形式写出了极世界的作品。台湾作家王祯和说,“张爱玲的小说,乍看写的都像是小事,其实是很世界性的,很Universal,一个时代就出这样一个作家。”(注: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1、152页。)而老舍的作品,因着对当下的执著,显示出极强的民族性,他也因而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不论接受了多少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不论他的文化视野达到了怎样的世界性开拓,他的情感和灵感却始终是中国的,他有自己的主体力量。”(注:曾广灿、范亦豪、关纪新编:《老舍与二十世纪》,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1、202页。)

   民族的和世界的并无高下之分,而且很多时候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里试图辨析的只是二者感知世界的方式,对这国土,老舍是爱得太深,而张爱玲,虽也说过“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注: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766页。),但是她的爱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知,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注:向弓主编:《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6页。)。这一爱一知,也分别汇入了讽刺与反讽的内蕴。

   2、褒贬是非与超然心态

“爱玲可以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李瓶儿也知心,但是绝不同情她们,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薛宝钗凤姐晴雯袭人,以至赵姨娘等亦知心,但是绝不想要拿她们中的谁来比自己……她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注: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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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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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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