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 陈坚:反讽之思与讽刺之力

——张爱玲与老舍审美比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5-11-02 1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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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   陈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1、152页。),这“知心”,即前面说过的“知”与“不落情缘”,就构成了张爱玲写作姿态的超然。老舍爱他的人物,却不一定懂得他们,比如他的女性描写,就是非常“爷们儿”的,不是太诗意如《微神》中的“我”,就是太笼统如《二马》中的温都姑娘,而盲目的爱往往能带来单纯的激情。这样,就形成了张爱玲与老舍差异的第二个层面:超然心态与褒贬是非。

   因为超然,张爱玲对人生的展示自不是血淋淋的直接鞭笞,而是将其对于人类的深刻怀疑融入作品的反讽意味中。她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事情是她经过努力还无法达到的,所以她懂得妥协,她是一任这一寸一寸死去的美丽而腐烂的世界影子似地沉没下去,她自知没法阻挡这沉没,就怡然地欣赏着这腐烂与美丽,一如在香港陷落后怡然地立在“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的穷人的青紫的尸首”的小摊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滚油煎的萝卜饼。

   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是非是不重要的,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平庸、娼妓与贞妇、英雄与懦夫都被奇异地统一在一起。在她看来,妓女和文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一个是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而英雄和庸人也只有一念之隔。京戏《红鬃烈马》只是“无微不至的描写了男性的自私”,盖世英雄宋江也一样的被女人鄙夷着,张爱玲在不动声色中嘲讽了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世界对“力”的独尊,却又不赶尽杀绝,因为紧接着又来了一句:“京戏的可爱就在于这种浑朴含蓄处。”(注: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95页。)是是非非便在这惘然一笑中灰飞烟灭。而人类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却被无比神圣地尊崇着,如霓喜的故事,使她感动的就是“霓喜对物质生活单纯的爱”。再如对振保的看法,台湾学者水晶采访她时曾说他认为《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故事“充满了嘲弄与讽刺,像红玫瑰表面上像个‘坏’女人,其实很忠厚,作者对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作者暗中对他下了一道‘道德制裁’”,张爱玲当即否定了“道德制裁”一说——“佟振保是个保守性的人物,他深爱着红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结婚,在现实与利害的双重压力下,娶了白玫瑰——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瞻顾的,结果害了三个人,包括他自己。”(注: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2-103页。)并说她觉得非常对不住振保和白玫瑰,因她对二人的要求,似乎太过严苛。可见,在她的心里,振保只是一个因瞻顾太多不小心害了人的人,且他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通过反讽技巧,张爱玲有意隐藏了自己的褒贬,甚至故意造成一种暧昧、模糊与陌生,使读者必须通过对叙述和语境之间的对比和矛盾的思考来达到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如《花雕》中对虚伪极了的父母,对还痴心盼着等爹爹有了钱送她上大学的川嫦,对“不知是穷是富”的“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的郑家均未置一字褒贬。“反讽是无所不包、清澈见底而又安然自得的一瞥,它就是艺术本身的一瞥,也就是说,正是最超脱、最冷静的、由未受任何说教干扰的客观现实所投出的一瞥”(注:D.C•米克:《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53页。),但字里行间会叫你看出矛盾来,并不由得哂笑,这是一种无判断的判断,无褒贬的褒贬。

   老舍作品中的人物按照作者的好恶可以清晰地分为几类,有他爱着的寄予了民族思想与希望的小马、李子荣(《二马》)、李景纯(《赵子曰》)、瑞宣(《四世同堂》),有他痛恶的恨不能得而诛之的蓝小山(《老张的哲学》)、欧阳天风(《赵子曰》)、大赤包、蓝东阳(《四世同堂》),还有他爱恨交加的老马(《二马》)、赵子曰(《赵子曰》)、牛老者(《牛天赐传》)。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在老舍这里黑白判然、了了分明。老舍笑中有怒,对压迫者、为害者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虚伪、狡诈、恶势力,他以讽刺、嘲笑的手法给予无情抨击;老舍的笑中还有泪,对底层人民的不幸,他充满了同情,如对《月牙儿》中的“我”、《我这一辈子》中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及《四世同堂》里那一个个辗转在饥饿与亡国阴影中的小人物,都寄托了深切的同情;老舍的笑中还有悲,他能辩证地看待小人物的境遇,在同情中坚持着对其精神弱点的批判,让人“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如《离婚》中不因老李的善良忠厚,就忽略他的软弱、寡断,也不因“饭桶兼把式匠”吴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邱先生等生活的灰色而放弃对其国民性的检视。

   老舍这种“一半恨一半爱”的世界观,有唐人传奇里“侠”的痕迹,也有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影响。他对尖锐社会矛盾的解决是很“狄更斯”的:由一个侠客的自我牺牲或仁义之举解决生活矛盾。正如狄更斯笔下有卡尔登(《双城记》)、西丝(《远大前程》)、芙洛伦丝(《董贝父子》),老舍笔下亦有急公好义的孙守备(《老张的哲学》)、为友除害的丁二爷(《离婚》)、正直善良的曹先生(《骆驼祥子》),这种过于简单的解决方式,既显示了老舍的单纯热情,又暴露了其思想平庸的一面。

   张爱玲没有这样的热情、单纯,她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转引自向弓主编《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丁二爷救得了秀真(《离婚》),但挡不住薇龙欲泼的身体,没有人帮得了霓喜蛮野的欲望,也没有人救得了振保的贪、七巧的欲。张爱玲曾在《私语》中说她更喜欢《二马》,尽管“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可能有着对母亲的怀念,“《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都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注: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748、849页。)这是张爱玲家庭生活里少有的和谐,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张爱玲实在不喜欢类似丁二爷这样的处理,还有《离婚》对黑暗现实的那种着意渲染,她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二马》是老舍远在伦敦遥想北京的“记忆”之作,张爱玲的对记忆的东西可能更感兴趣,像《金锁记》里“三十年前的月亮”那样。

   老舍的作品用“斩钉截铁”的外部对照,用道德意义上的美化与丑化、理想化与漫画化,极力地张扬了他的爱与恨、友与仇、愿望与诅咒,而张爱玲喜欢的是“参差的对照的美”,她笔下的人物多是“不彻底”的,她要表现的是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那些“男女间的小事情”。但正是这些小事情,使张爱玲进入到意识与潜意识(《红玫瑰与白玫瑰》)、好人与真人(《封锁》)、出走与回来(《五四遗事》)的深层探索,充分表现了形成人物性格的言与行、隐与显、情感与理智、人性与道德、本能与文明等诸多种因素的交织与冲突,从而为现代小说人物大厅提供了曹七巧、佟振保、范柳原、梁太太、聂传庆等典型形象。特别是其变态人物系列尤具深意。

   3、夸张嘲谑与收敛沉练

   前面已论及老舍喜欢褒贬是非,张爱玲则能超然物外,在喜剧性描叙中,避免直接的道德评价。其实张并非没有褒贬,有其弟张子静的话为证,“她的不满与压抑,她对人世的歌颂与指控,点点滴滴都从作品里宣泄出来——在写作的世界里,姊姊是坦白的。”并且说她“发表《花雕》是一种哀悼的心情”(注: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哀悼的就是她三表姐那朵鲜花的凋谢。一个作家要坦白传达她的“不满与压抑”、“歌颂与指控”,怎能没有褒贬呢?可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

   张爱玲以其对现代人尴尬处境的特有理解与宽容,故能“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注: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748、849页。),就能哀矜而不沾沾自喜,这“哀矜勿喜”就意味着作家主体优越性的丧失,也形成了张“写实—呈现”的叙事方法。

   根据作家在叙事时介入叙事的程度,叙述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缺席的叙述者、公开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张是隐蔽的叙述者,既不像缺席的叙述者那样退出叙事,又不像公开的叙述者那样张扬地介入叙事,而介于二者之间,我们听到一个声音在叙述故事、人物、命运,但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它似乎隐藏在一个黑暗而深邃的地方。老舍则更接近“公开的叙述者”,即我们能在文本中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叙述者明显地以其鲜明的倾向介入叙事。所以,老舍的叙事方式是“主观—说明”,他的幽默含有强烈的主观性,包孕着作家的情感好恶,写好人,不乏溢美之词,写坏人,极尽嘲讽之能。且擅用含有自己强烈情感的描述、铺排、夸张甚至漫画式的戏谑的叙述语气,使特点集中、强烈,给人以突出印象,取得预设的效果。如《四世同堂》里由诗人而成战士的钱先生:

   钱先生的脸很黑很瘦,可是也很硬。从这个脸上,已经找不到以前的胖忽忽,温和敦厚的书生气。他完全变了,变成个瘪太阳,而棱角分明的脸。一些杂乱无章的胡子遮住了嘴。一对眼极亮,亮得有力;它们已不像从前那样淡淡的看人,而像有些光亮的尖针,要钉住所看的东西。这已经不像个诗人的脸,而颇像练过武功人的面孔,瘦而硬棒。

   再看《老张的哲学》中“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校长,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的恶棍老张:

   两道粗眉连成一线,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一只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往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左脸高仰,右耳几乎扛在肩头,以表示着师位的尊严。

   这两处肖像描写,一美一丑、一褒一贬,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老舍擅用肖像描写来表达自己的爱憎,对他心爱的人物,其笔触大多平实、客观而内寓赞美,如《赵子曰》里的李景纯是“秀瘦的一张脸”,样子“像一棵树,坚定、沉默”等。而对他厌恶的人,则肆意夸张,竭力丑化。

   老舍还喜欢通过铺排、夸张来营造喜剧气氛,如《赵子曰》里介绍天台公寓的第三号主人赵子曰一段,本来只需寥寥几笔的人物介绍,通过赞仆役、读大学、尽孝道的一组排比,就将赵子曰的人品、学问、资历、爱好作了详尽铺排,汪洋恣肆、意趣横生,活现了赵子曰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吊儿郎当的小混混形象,当然赵子曰并非那种恶贯满盈之徒,所以老舍对他还是有所保留,只用言褒意贬搔了搔他的“痒痒肉”。

   迥异于老舍的铺张扬厉,张爱玲则是一派收敛沉练,她的讽刺既不导向惩恶扬善,她对她笔下的人物也绝无攻击或袒护之意,她只是提出有这么个人这么件事,如果老舍喜欢边写边评论,以增加作品意趣,张爱玲则只是一个拥有珍贵画幅的人,她只是优雅地一寸一寸地展开这画幅,褒贬好恶全由读者去品、去评,正如她对爱默生的评价,她也“并不希望有信徒,因为他的目的并非领导人们走向他,而是领导人们走向他们自己,发现他们自己”(注: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50、900、721页。)。

这种叙事方式构成作品的结构反讽,其反讽性体现在人物与命运、因与果、愿望与现实、奋斗与目标、文本表层叙述与深层含义的悖论与反差。它注重的是生活本身的悖谬可笑,而非如何把它说得可笑,作者只是真实地呈现人物性格和命运本身的喜剧性,所以张的叙事,没有明显调侃讥讽,也不故意增加幽默,而是平实沉静,是有意识的轻描淡写,是“故意把话说轻,但使听者知其重”(注:金宏达、于青主编:《张爱玲文集(全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50、900、721页。)。她喜欢《海上花》,就是因它平淡而近自然,有日常生活的况味,并且认为“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淑芳的生死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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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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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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