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华:寂寞将何言

——张爱玲与伊迪丝•沃顿及其作品中人物边缘地位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9 次 更新时间:2015-11-02 1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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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华  

   扬名于世纪之交美国文坛的伊迪丝•沃顿和活跃于抗战时期上海孤岛的张爱玲都是以社会变革或动乱中的边缘人物之姿态呈现于世,沃顿被纽约人视为波希米亚式的作家,而张爱玲则“是一个自我流亡的人,由所谓的主流文化,中心文化,霸权文化,甚至是男性的社会中自我放逐出来”。(注:陈子善主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166页。 )两位女作家作为时代变革中的边缘人物的相近的心理在她们的文化生涯中留下了烙印,使得她们的创作都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下文拟就两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边缘地位作一番分析与比较。

     一、虚传幼妇碑,缘情慰飘荡

   作为一个有政治和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强调的个体心理学中一个重要且突出的概念是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 对这个概念的解释表明,由于我们被包容在一个社会当中,不能以与社会隔离的形式存在,每个人都有寻求归宿和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地位的强烈需要。阿德勒1946年曾写道:“我们有很强烈的欲望要与别人相结合,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有勇气并应付生活中的问题。”(注:杰拉德•克瑞:《团体咨商理论》,张景然等译,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 252—253页。)“而疏离作为社会兴趣的对立面, 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注:杰拉德•克瑞:《团体咨商理论》,张景然等译,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252—253页。)日趋复杂的现代生存往往使得我们中某些人处于行行色色的冲突因素当中,在某一个时段和某一个方向上变得孤立无援,与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相对疏离。我们暂且称这些孤独的个体为边缘人物。这样,边缘人物因孤立而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悲观伤感抑或愤世疾俗的边缘人物心态。

   阿德勒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是自卑与超越。他认为自卑并不是消极力量,相反,它可以是创造的源泉。我们会从自卑中产生出要控制环境的动机,寻找各种方式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动的受制。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从自卑转向超越,以补偿自卑感。

   阿德勒关于归属感和自卑与超越的命题或许可以用来观照两位现代女作家。

   杜甫有两句诗:“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缘情慰飘荡,抱疾屡迁移”,(注:陶道恕主编:《杜甫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1986年版,468页。)道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幼妇碑上隐“绝妙好辞”, 这几个字杜诗自然当之无愧,可他写下这绝妙的诗文却是为了聊以慰藉自己飘泊失落的情怀。杜甫一生可谓社会兴趣浓厚,但他寻找归属寻求定位的过程却历尽坎坷,所以才有感而发。正如一个动乱的年代造就出一代忧民伤怀的大诗人,两个同样动荡或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也孕育了两位感时伤事的女作家。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一个发生了大变革,一个发生了大动乱。置身于一个不同文明相互冲突又交融、新旧道德体系演变以至更替的社会中,她们既不赞成于此也不苟合于彼,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在历史的夹缝中惘然四顾,看不到出路,经历着精神上无家可归,无枝可依的磨难。由此成为与社会疏离、缺乏归属的边缘人物。而这种边缘人物心理与她们早年成长过程中因遭遇种种挫伤而形成的自卑心理一同构成了她们的人格的基调。所幸她们的自卑心理找到了文学作为超越的支点,得以补偿。而边缘人物的心理便相伴相随在文学生涯中,对其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创作影响。

   边缘人物悲观感伤的人格基调印证到作品中便成为一种黯淡以至虚无的创作基调。边缘人物独特的视角也使她们不约而同地把创作视点聚焦到一些作为边缘人物的中上层阶级妇女以上,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来描写她们在变革的时代中、在不同文明和新旧道德体系从冲突到融和的这一过程中的受难经历。遗世孤立的边缘人物姿态也令她们在创作这些或悲伤或惨淡的故事时,采用了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不介入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从现代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意识中心或第三人称反映者的视角”(注:Wayne.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he Penguin Books,1983,p.153.),既生动形象,又冷静客观地展开情节。

   正是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伊迪丝•沃顿和张爱玲作为边缘人物的精神飘泊感才得以抒发和宣泄。读张爱玲的小说,常常感到有一种阅尽人世的悲凉情怀和强烈的毁灭感浸淫其中。在《传奇》再版序言中她这么写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两个字是悲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注:何乃宽:《张爱玲美文精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2页。)而沃顿夫人的作品中则总是用一个喧哗盛大的物质乐园来衬出一个无比冷落的情感荒漠。宇宙间充满的是人们对自我的囚禁和相互的疏远以至敌意。在《欢乐之家》中,她通过男主人公塞尔登先生之口喊出:“为什么我们要把悲悯宽厚的心思说成是幻想,而把粗鄙吝啬的念头当作真理?(注:Edith Wharton:The House of Mirth,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68.)其实,无论是荒凉感还是疏离感,都是女作家作为边缘人物敏锐的时代意识经由她们的个性创作在作品中的再现。她们作为边缘人物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孤岛上的十里洋场和世纪末的纽约名利场

   4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畸形繁荣的城市。日本殖民者的军事入侵使之沦为孤岛,而此前各国殖民者的经济入侵带来了以金钱为核心的西方商业文明,与近百年来繁荣于此的封建文明,形成了既交汇又冲突的局面。这些文明的混合物在一个封闭的小岛社会中发酵。封闭的环境造成人们封闭的心态。在外界烽火连天,政变迭起的时候,上海却像是被封于容器之中后又被置于时代之波上,感觉到时局的动荡,却看不清历史的走向。尤其是那些苟安于上海的公寓中的遗老遗少们,惶惶度日不知所终,“对于大限来临的恐惧隐隐支配着他们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末世情结。”(注:陈子善主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1996 年版,206页。)作为一个生逢乱世的上海人, 更作为一个出自遗少家庭的女子,张爱玲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末世情节的笼罩。这便是她提到的思想背景里的“惘惘的威胁”。在《自己的文章》中,她这么写道:“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是被抛弃了。 ”(注:何乃宽:《张爱玲美文精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6页。)这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换言之,就是边缘人物缺乏归属的感觉。

   二次工业革命后经济迅速发展的西方社会,迎来了社会变革。在变革中表现为毁灭感和悲观情绪的末世情结同样笼罩人们的心头。“面临浩劫的感觉以及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新旧交替之际的西方也相当普遍。而这种感情在美国表现得尤为强烈。”(注: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美国现代小说论》,王晋华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2页。 )在生产力增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新兴大工业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滚滚财源冲开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之门。这也是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向上流社会守旧的清教主义道德规范挑战的开始。纽约作为当时的一个繁华城市,在这种变迁中领风气之先。而伊迪丝•沃顿作为一个纽约贵族之后,无可奈何地预见到,“新派和旧贵之争最终会在嘈杂的酒会和舞会中和解,而个人的悲哀则牺牲在拉拢者无情的手腕里。”(注:徐守昌:《伊迪丝•沃顿》,载吴富恒主编:《外国著名作家评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卷四,454页。)这样, 这场变革在她看来无非是让美国社会的道德更加衰败与堕落,并使一个个欢乐之家变成一个个资本控制的名利场。出于对美国现状的深深不满,她远走欧洲,在那古老的艺术氛围中求得解脱,在作品中抒发对故土的失落感,也就是一种被故土文明抛弃后无所归属的感觉。

     (二)名门幽淑女,寂寞天才梦

   如果说动荡的时代背景为边缘人物的产生提供了分流的动力,当这动力之源散发延伸到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时,和每个家庭内部或多或少不和谐的内力因素一起共振,使其中一些敏感分子分离出来,边缘人物的形成便由可能转为必然。这些弱小的无所归依的个体便在时代之流中飘荡,成为家庭和社会双重的边缘人物。这正是张爱玲、伊迪丝•沃顿以及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来看看两位作者各自具体而微的家庭环境。

   张爱玲的家庭是个典型的中西文明结合与冲突的社会的缩影。父亲是一个前朝遗少。而母亲是个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这两者的结合势必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阴影。而作为这两者结合产物的张爱玲,也不可避免地承袭了这种不和谐的阴影。父母的离异使张爱玲徘徊在两个家庭的边缘。她一方面向往像母亲一样去亲近现代西方文明,但“漂亮能干的母亲给她投下了很多阴影,使她感到自卑,与现代生活节奏发生疏离”。(注:陈子善主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133页。)另一方面,在受到继母的虐待和父亲的冷落之后。她又憎恨起她的旧式家庭起来。在母亲面前的自卑和对冷漠父亲的怨恨无疑加剧了她在父母分别代表的文明之间的游移、退缩、甚至排斥,由是形成一种与世隔绝的边缘人物的心态。在《天才梦》中她承认:“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注:何乃宽:《张爱玲美文精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5页。)正是在那无人的场合,文学天才引导她走上创作之路,走向精神超越,自卑感得以补偿,而边缘人物的无所归属的心态便成为一种创作冷然超然的创作风格。

   同张爱玲一样,伊迪丝•沃顿出身名门。在家人眼中她是个平庸而内向的女孩,因羞怯的性格而无法适应社交场合。她为自己的羞怯而感到自卑。当其他的贵族小组们在舞会和宴会上显示她们的教养和魅力时,伊迪丝•沃顿却把天资用在书本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情趣。18岁时便得到豪威尔斯的推荐,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诗作。才华横溢、博览群书的她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对自卑的超越,同时敏锐地感到那个她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越来越难以让她忍受。这个圈子艺术氛围淡漠,有着势利而又颓废的价值标准。而当新的暴发户们在第五大街兴建华厦时,她又认为这个新贵族社会更为糟糕。因而她始终难以接受新旧更替中的任何一方,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成为一个边缘人物。最后只有远走欧洲,在那儿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对纽约不满的基础上,她写下了不少优秀小说。边缘人物的姿态使她独具慧眼,能够看到社会上的荒唐事情,并对变革中的受害者寄以同情。

     (三)面临深渊的思考

20世纪初的中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妇女运动都曾波及一时,这给妇女的解放带来了一线曙光。但男权专制的社会氛围并没有改变,女性从物质到心灵依旧是男人的附庸,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片刻的装饰品”的角色,随着年华老去,便渐渐“被吸入到那朱红洒金的辉煌背景中去了”。(注:张爱玲:《倾城之恋》,载龚曙光主编:《华丽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211—213,223页。 )在这种氛围中,女性选择社会定位与发展自我的愿望和努力始终与社会为她们规定的贤妻良母角色相对立。以伊迪丝•沃顿为例,她的第一个未婚夫抛弃她的理由是:“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作家。 ”(注: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63,p.539.)而张爱玲则认为:“最恨的事是听到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忽然结了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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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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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文学》(京)199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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