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亿的才气与率真

北宋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涌现出众多文人雅士，犹如璀璨群星依然闪烁在历史的天空。杨亿（974—1021），无疑是那群星中的一颗，值得后人敬慕。

杨亿早年以神童闻名，七岁能诗文，与客人谈论，显得很老成。十一岁那年，宋太宗闻知其名，诏令地方官送他进京应试词艺。接连三日，试诗赋五篇，杨亿皆援笔立成。太宗甚为叹赏，当即命内侍送他到中书省面试，他即兴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太宗爱才心切，翌日任命他秘书省正字。不久，他返乡服丧，在家治学，昼夜不息。淳化三年（992年），杨亿参加科举考试，被赐进士及第；此后历任著作佐郎、知制诰。真宗时，他担任过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等官职。

在人才辈出的北宋，杨亿堪称大家。他天资颖悟，终生不离翰墨，文风雄健，才思敏捷，援笔成文。且构想精密，规裁得当，洋洋数千言，不加点窜，一气呵成；当时学者为之叹服，公认他为一代宗师。他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此外，他乐于诲诱后进，别人有片辞可纪，无不为之传诵，不少人经他提携而成名。

不过，杨亿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聚集于秘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诏题《册府元龟》）；编书之余，他们作诗酬唱，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数十年。西昆体诗人师承李商隐，兼学唐彦谦让。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 ，以求意旨幽深。作品大抵音律谐美，词采精丽，颇有艺术价值。他们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诗歌语义要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整。杨亿是西昆体的领军人物，其咏史诗蕴含规讽之意，咏物、咏怀诗流露感时伤世，可称盛世哀音。西昆体虽然未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境界，但是相对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它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

然而，江山代人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随着欧阳修、梅晓臣等开创新的诗风兴起，西昆体的影响悄然衰微，以致丧失诗坛主导地位。但是，其代表人物杨亿身上表现出独立自尊、风骨清亮、率性纯真的精神气质，无疑在北宋士林中树立了正面典范，对宋代士人品格的塑造产生过积极影响。

入仕以后，杨亿主要在馆阁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属于正宗御用文人。身为御用文人，杨亿却毫无奴颜媚骨，并不因为吃官家饭，就一味为官家歌功颂德。至道元年（995年），太宗亲制九弦琴、五弦阮，文士大都争相称颂拍马屁，唯独杨亿表示忧虑，担心皇上因爱好影响政事。杨亿性格耿直，敢于直谏，真宗搞劳民伤财的祥瑞封禅，他竭力反对。他崇尚名节，绝不依附皇权而谋求个人富贵。有一次，杨亿起草答辽人国书，其中有“邻壤交欢”语句。真宗在旁边批注，写上“朽壤”、“鼠壤”、“粪壤”等字；杨亿心里很不爽，随即改为“邻境”。第二天，杨亿援引唐代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请求罢官。真宗再三慰谕，他才答应留任。事后，真宗对宰臣说：“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议册刘氏为皇后时，真宗想让杨亿起草诏书，派丁谓谕旨，杨亿认为刘氏有过婚史不宜母仪天下，故而婉言谢绝。丁谓劝他：“你就勉强起草了，何愁不富贵。”杨亿回答：“如此富贵，并非我所愿。”没办法，真宗只好另请他人起草册封皇后的诏书。

杨亿虽频忤圣意，真宗并不计较，对礼遇依旧。真宗后期，为一群小人包围，王钦若、丁谓先后拜相。王钦若曾与杨亿在馆阁共事，同修《册府元龟》与国史，“其序次体制，皆（杨）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杨）亿窜定方用之。”（《宋史·杨亿传》）王钦若是“奸邪伪险”的小人，为当时“五鬼”之首。尽管王钦若骤贵位高权重，但杨亿鄙薄其为人，根本瞧不起他，引起他嫉恨；还有陈彭年，也是以文史而上进，妒忌杨亿名望超过自己，于是与王钦若沆瀣一气，暗中诋毁杨亿，甚至在真宗面前散布杨亿说皇上不会诗文的谣言。真宗颇有重文的雅趣，时常写些诗文赐予大臣，既能与大臣沟通思想，又能展现文采。一日，杨亿正在值班，忽悠被召至禁中。真宗招呼他坐下，随即拿出数箧文稿展示与他看：“卿认识朕手迹吧？这些都是朕亲自起草的，未尝命令臣下代笔。”杨亿一时不知所对，惶然顿首拜谢，怏怏退出。当他意识到有人在背后造谣中伤自己，不禁萌生去意。因为他坚持真实的自我，不屑于向君王邀宠，更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

正好，杨亿有别墅在阳翟，母亲前往探视，在那里病倒了。于是杨亿给孔目吏留下请假条子，就连夜奔去看护母亲。隔日，真宗听说杨亿母亲生病，派遣使者以汤药金币慰问。使者进入杨亿家门，才知道他已经离去。一时间，朝论哗然，认为杨亿率性而为，有失体统。真宗颇为恼火，与宰相王旦说：“杨亿身为侍从官，怎能如此自便！”王旦一边为杨亿开脱，一边建议给予处分。不过，真宗终究爱惜杨亿的才能，迟迟不肯下达处分他的诏命。逾月之后，杨亿以生病为由请求解职，体面而退。不久，真宗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并特许他在京城居所疗养，康复后赴任。

就这样，杨亿身处最高权力中枢，却不为权势所扭曲，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不失真性情，不失真气质，实在难能可贵。杨亿无疑富有才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体现其才华的诗文不再充满魅力，而他的气质风骨总会让人肃然起敬。作为士大夫，杨亿在仕途未能春风得意，但他活出了文士的本色与风采。当然，杨亿活得有气质或个性，离不开宽松的政治环境。宋代皇帝大都有文化有涵养，对待士大夫比较宽容优厚，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能够遵守。唯其如此，杨亿才能得到君主的体谅与宽容，才能活出自我的风采。所以，在皇权极为专制、动辄得咎、言论致祸的明清时期，士大夫的人格都会扭曲异化，对上阿谀奉承奴颜婢膝，对下专横跋扈威风凛凛。人啊，尤其是文人，应该活出人的本性与气质。“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语）

——原载2015年9月28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