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人权理念的普适性新证

——兼论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缺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5 次 更新时间:2015-10-30 19: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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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有关“正当”和“权益”概念的元伦理学分析可以表明,“尊重人权”与其说是一种单纯寓于西方文化之中的价值理念,毋宁说是以“不坑害人”这种在更广泛范围内存在的伦理共识作为深层基础的,集中体现了某种对于古今中外每个人都适用的规范性道德态度:不但把自己或某些人当人看,而且把所有人都当人看,否则就会导致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邪恶。相形之下,自由主义思潮诉诸的那些带有西方文化烙印的理论预设,如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法、契约论等,反倒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人权理念对于人类全体成员都适用的普遍性意蕴。

   【关键词】 正当;权益;人权;不坑害人  普遍适用性  道德邪恶

  

   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是只适用于西方呢,还是对于全人类都有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理论问题。一方面,东西方学术界都有一些人主张:既然这一理念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确立起来的,它就势必带有狭隘的地域和时代色彩,因而不一定适用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甚至都不一定适用于前现代的西方。另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者们虽然做出了很大努力,试图从不同角度强调人权理念的普遍适用性,但他们诉诸的那些带有西方文化深刻烙印的理论观念,如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法、契约论之类,恰恰又为对手提供了有力的反驳论据:要是人权理念只能建立在这类西方式的预设之上,它又怎么可能在非西方世界生根开花结果呢?

   有鉴于此,本文打算撇开这些西方式的理论预设,直接依据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语用,在从元伦理学角度解释“正当(right)”与“权益(rights)”的语义关联的基础上,着重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论证“人权(human rights)”理念对于人类全体成员都有效的普遍适用性,最后简要地分析一下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诉诸的那些理论预设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①]。

   为了让下面的论证具有本真意义上的普适性,我们将从人生本体论的一个原初事实入手,先来澄清“善(good)”与“正当(right)”的关系这个一百多年西方学界始终没能澄清的难题: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种种“需要”;只有用这样那样的东西满足这些需要,他们才能维系自己的存在,不然哪一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在哪一方面的存在就会受到损害。正是这个没有任何地域时代限制、并能得到心理学确认的日常事实,决定了人们在针对各种事物展开价值评判的时候会诉诸最广义上的善恶标准,不但在道德领域内、而且在非道德领域内,都把那些能帮助自己满足需要、对自己有益、为自己意欲的东西评判为“善(好)”的,而把那些会妨碍自己满足需要、对自己有害、为自己讨厌的东西评判为“恶(坏)”的。

   诚然,在现实中,不同的人对于各种事物的具体评判往往是不同的,像你认为下雨能够降温、因而是件好事,我认为下雨会妨碍出门、因而是件坏事等。但这类“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歧异性现象,不仅没有否定、相反还彰显了善恶好坏这些语词在核心语义上的根本一致:尽管你我对于下雨的善恶评判大相径庭,咱俩却是在共通性意思上理解运用这些字词的,亦即都用“善(好)”指称那些被认为有益而可欲的东西,都用“恶(坏)”指称那些被认为有害而讨厌的东西。其实,许多哲学家也是从这个角度界定善恶概念的:在中国,《孟子·尽心下》说“可欲之谓善”,朱熹说“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②];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我们欲求的目的”[③],霍布斯主张“善和恶是表示我们的意欲和厌恶的名词”[④],罗尔斯指出“我和效益主义一样假定善可以定义为理性意欲的满足”[⑤],等等。

   同时,凭借善恶二字的上述语义,我们也很容易说明人类行为为什么会遵循“趋善避恶”的普适性模式了,因为这种有资格名之为“人性逻辑”的行为模式,能够从这些语义中分析性地演绎出来:无论人们在规范性层面上意欲的是白菜还是萝卜,厌恶的是晴天还是下雨,他们在元伦理学的层面上肯定都会想要得到对自己有益的好东西,想要避免对自己有害的坏东西,由此实现自己的存在,没有例外。

   那么,人生在世为什么不仅要区分好坏,而且还要区分对错,以致会在“善”的标准之外又诉诸“正当”的标准呢?西方学界长期没能解开这个谜底的关键,在于它们忽视了“诸善冲突”这种不但频繁发生、而且十分重要的日常现象:撇开下面讨论的人际互动不谈,仅仅由于自身有限性的缘故,一个人在面对丰富多样的好东西时,也会出现《孟子·告子上》谈到的那种局面:“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结果,在两个好东西没法全得到的场景下,一个人只有通过有得必有失的选择,才能以放弃某个好东西为代价来获得另一个好东西。

   更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也不只是“我毕竟能得到其中的某个好东西”这样简单,因为当我放弃了另一个好东西的时候,肯定会因此撞上与之对应的坏东西。例如,在生和义不可得兼的局面下,如果我通过舍生取义的选择实现了义之善,就会因此遭遇到死之恶;反之,如果我通过舍义取生的选择维系了生之善,又会因此陷入到不义之恶。换言之,人们在诸善冲突下从事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单纯实现了某种善,而只能是在获得了某种善的同时又遭遇到另一种恶,结果呈现出了“虽然在这方面好、却又在那方面坏”的善恶悖论性交织的特征。

   “正当”对于人生在世之所以必要的根本原因,就在诸善冲突导致的人类行为的这种善恶交织特征之中。道理很简单:要是我喜欢的萝卜与我厌恶的白菜并排摆在面前,我当然可以单凭好坏的标准,仅仅遵循趋善避恶的模式,拿起萝卜却扔掉白菜;但在生和义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既然我的选择要么同时交织着义之善和死之恶,要么同时交织着生之善和不义之恶,我怎么还可能再单凭好坏的标准,仅仅遵循趋善避恶的模式,来决定自己究竟是舍生取义呢还是舍义取生?

   一般来说,人们在现实中面对这类情形的时候,总是会对相互冲突的两种好东西展开权衡比较,分辨它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主次地位或轻重意义,然后遵循“两善相权取其重”的选择模式,为了获得更重要的好东西不惜放弃较次要的好东西。无需细说,与之对应的选择模式则是“两恶相权取其轻”:为了防止某种会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害、因而不可接受的坏东西,不惜忍受另一种虽然也会给自己造成次要损害、但相比而言可以接受的坏东西。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恶总是具有损害人们存在的负面效应,在现实生活中,“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消极一面甚至还比“达成值得意欲之善”的积极一面更有前提性的意义:只有在防止了会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之恶的前提下,人们在选择中获得的那些值得意欲的好东西,才能发挥出维系自己存在的正面效应;不然就像“赚了大钱丢了小命”的常见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倘若一个人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只是沉迷于怎样实现值得意欲之善的“成功学”,却遗忘了优先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正当论”,他就会因为发现自己“做错了”而追悔莫及。

   “是”与“非”的标准正是由此形成的:当人们在诸善冲突中从事的行为能够防止自己遭遇到不可接受的损害之恶时,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做“对(right)”了,反之则会认为自己做“错(wrong)”了。换言之,如果说人们诉诸善恶的标准是为了在趋善避恶中找到某种值得意欲的好东西,从而为自己的行为确立努力实现的有益目标,那么,人们诉诸是非的标准则是为了在诸善冲突中防止任何不可接受的坏东西,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划出一条不许突破的止恶底线[⑥]。举例来说,如果我把义看成比生更重要的好东西,我就会认为舍生取义才是对的,舍义取生却是错的。理由很简单:前一种选择虽然会导致我失去值得意欲的生之善,却能让我防止不可接受的不义之恶,因此在我看来就是对的;后一种选择虽然能让我维系值得意欲的生之善,却会造成不可接受的不义之恶,因此在我看来就是错的。反之,倘若你把生看成比义更重要的好东西,你则无疑会做出相反的评判——亦即认为舍义取生才是对的、舍生取义却是错的,从而形成《庄子·齐物论》指出的那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歧异性局面[⑦]。

   说到底,人生在世千差万别的种种“活法”,最终都能归结到人们围绕善恶是非展开的这类规范性评判诉求那里:一个人是怎样一种人、过着怎样的日子,取决于他把哪些东西看成是善的,把哪些东西看成是恶的,把哪些好东西看成是更重要的,把哪些坏东西看成是更严重的,并且因此在诸善冲突的情形下做出了怎样的取舍选择。当然,正像善恶好坏的情形一样,这类“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歧异性现象,也不但没有否定、相反还彰显了是非对错在核心语义方面的内在一致:尽管你我对于舍生取义这个行为的具体评判大相径庭,咱俩却是在共通性意思上理解运用这些字词的,亦即都用“是(对)”指称那些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可接受之恶的行为,都用“非(错)”指称那些会给自己带来不可接受之恶的行为。

   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家们虽然在善与正当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沉溺于概念的抽象思辨,远离了现实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没能注意到诸善冲突的深度效应,又在理论上导致了某些严重的扭曲。一方面,道义论认为正当仅仅在于遵循道义原则,却与善恶无关[⑧],结果将原本内在相联的好与对割裂了开来;另一方面,后果论把正当归结为实现总量更大的善[⑨],同样忽视了正当旨在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基本功能,尤其是没法解释人们为什么在善恶标准之外还要诉诸是非标准的根本原因[⑩]。下面我们将看到,正是由于在“正当”问题上存在着这些偏差,才进一步导致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权益”和“人权”问题上的种种缺失。

   奇怪的是,尽管英文的“right”与“rights”直接相关,尽管也泛泛地承认“rights”就是伦理上的“right”,尽管还拥有悠久的语言分析传统,西方学界却很少追究一个明摆着的简单问题:“rights”在语义上究竟是怎样从“right”那里演变过来的呢?这种临阵退却显然与他们没能在和“good”的互动中揭示“right”的本质有关,因为只要澄清了“正当”试图在诸善冲突中防止不可接受的损害之恶的奥秘,并且再考虑到“人际冲突”这种“诸善冲突”的特定表现形式,上述问题并不难解决:人们之所以诉诸“权益”,恰恰就是为了在人际冲突中防止不可接受的伤害之恶。

   如同诸善冲突一样,人际冲突也是现实中的常见现象。首先由于不同的人在价值评判和诉求方面往往存在着鲜明的歧异,其次由于大家都认为可欲的许多共同善在资源上相对有限,人与人之间很容易在共同生活中形成张力矛盾。例如,倘若你认为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我却认为言论自由是个坏东西,咱俩在相关的互动中自然就会出现针尖对麦芒的局面。再如,在像物质财富、就业岗位、教育机会、政治权力这类好东西的资源难以同时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的情况下,也会引发人际间的纷争抢夺。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人际冲突一旦发生,肯定会给其中的一方甚至双方带来特定的损害之恶——人际之间的“伤害”之恶。“正当”在语义上演变成“权益”的绵延脉络,就蕴含在人际冲突必然会造成的这种人际伤害之中。

问题在于,正像一个人在面临诸善冲突的时候会通过权衡比较,把没有给自己带来不可接受的损害之恶的行为看成是“对(正当)”的,把给自己带来了不可接受的损害之恶的行为看成是“错(不正当)”的一样,一个人在面临人际冲突的时候也会通过类似的权衡比较,把没有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不可接受的伤害之恶的行为看成是“正当(对)”的,把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了不可接受的伤害之恶的行为看成是“不正当(错)”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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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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