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15-10-30 15: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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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恩  

   道家在养性方面的最高境界是“与道冥符”,合乎天然。这种修养观念是以道的客观 存在为前提的。道为万物本源,外在于心而又如恍如惚。人要与之冥符,就必须“心斋 ”、“坐忘”,做到“无己”。一旦否认了道的客观属性,割断“己”与“道”的联系 ,意识也就回到自心,从而转到了禅宗佛教的境界。悟道(见性)方式上的这种差别,反 映到艺术创作中,就导致道家艺术精神有别于禅宗艺术精神,即它强调心游于物,随物 赋形,想像指向心外之道,“以人入天”,把自我消融在自然中。沈从文的创作,尤其 是他的湘西题材小说在风格上就充分地体现了道家艺术精神的这一特点。

       一、向远景凝眸

   沈从文的创作心态是外倾的,即他的想像没有封闭于“自心”,而是与心外的参照系 相联系,反映了道家“定乎内外之分”的思维方式,可谓“外师造化”(注:“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语出张澡的《绘境》。《绘境》不传,仅此两句保留于张彦远的《历 代名画记》。)。造化,体现的是道家的观点,它是指自然,而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现实 。“道”是绝对化的精神实体,“自然”是道的载体。所以,“外师造化”与一般的写 实有区别,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理想。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特点是题材取自生活,形式是朴素的。以人物为例,凡是体现了沈 从文理想的生命形态,翠翠、三三、夭夭、阿黑、老船夫、傩送等人,都具有人间性。 尤其是写那些小女儿性情上的天真纯粹处,他并不忽略女性所特有的美。这表明,沈从 文创作时更多地顾及了心外的生活样式,他力求把印象中的生命处置到一个美的形式中 去,而事实上又并没有因此妨碍他在这些故事中宣泄他个人长期受压抑的情感,展现他 所神往而现实中往往其实并不存在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种情形,正是纯任自然的道家艺术精神的生动体现。

   沈从文是写景的好手。他笔下的景观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而且在沈从文的 观念中,“自然”具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即映衬生命的原色,减少肉的成分,增加灵的 气息。四狗和七妹子的姐姐在雨后斜阳的映照下,在四周繁密的虫声和鸣中,唱了一支 生命历程中的青春小曲,这并不怎么惹眼,全由于大自然的单纯美化了年轻人的荒唐和 近人情处(《雨后》)。《采蕨》、《夫妇》,也莫不是用懒懒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把青 年男女处置到忘情的境界里去。在那样一种自然怀抱中,他们不做一点傻事,反而似乎 成了一种罪过。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沈从文坚持自然人性的观点,把这些人都当作自 然的一部分来写,人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

   不过,“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是非起于有别,不平源于差异,道家的“ 定乎内外之分”,已经埋下了爱憎的种子。沈从文的创作也体现了这一规律。表面看, 他写的湘西是一片田园风光,但仔细回味,田园风光里浸透了隐忧甚至悲哀。《阿黑小 史》写长辈们用宽厚慈祥的目光,含笑注视着阿黑和五明说一些蠢得不能再蠢的话,做 一些傻得不能再傻的事,一切皆笼罩在温暖和谐的氛围中。可到头来,五明成了癫子, 阿黑不见了,昔日热闹欢乐的油坊颓败得如同《聊斋》中鬼魂出没的荒庙。这一切是如 何发生的?作者没有交待,其实也无须交待,他原不过是要表现人事的无常和命运的难 以抗拒罢了。沈从文擅长把童年记忆中的琐事,如逃学、游泳、撒谎、赌博、打架,被 老师打手心,被大哥拧着耳朵从河边捉回家去,写得饶有趣味。但从这些童年的趣事中 他同样会突然流露出很伤心的情绪来。

   沈从文常常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播弄人,阴差阳错,造成诸多人事哀乐 。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道家观点的表现。庄子《达生》篇云:“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德充符》又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 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沈从文当然没有庄子那么消极,他总是用抒情的暖和的色调把 人生的悲剧性包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像黄昏落日那样美丽而忧郁。比如《边 城》,命运难以抗拒,幼小的生命失去了呵护,可杨马兵,这个翠翠母亲昔日的情人取 代了爷爷的位置,负起了保护孤儿的责任,而离家出走的二佬也还有回来的可能,让翠 翠在等待中有一丝暖意。沈从文表现的是隐忧而非剧痛。这也许符合儒家“哀而不伤” 的诗教传统,但肯定不违背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人生信条。因为沈从文竭力平息 心中的激情,向远景凝眸,对人生悲剧取了一种保持适当距离的姿态,说明他是在朝着 道家因顺自然的修养境界看齐的。

   沈从文的这种情怀,追究起来,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的悲哀,二是人类的 爱心。悲哀起于心与物、人与天的分别和对立,让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 爱心则以“忘我”的方式调和了心物、人天的矛盾,弥合了心灵的创痛。他在《卒伍》 里写道:“娘你所给我的爱,我却已经把它扩大到爱人类上面去了。我能从你这不需要 报酬的慈爱中认识了人生是怎样可怜可悯,我已经学到母亲的方法来爱世界了。”忘我 地去爱人类、爱世界,也就是“以人入天”,使人能在失败的事情上不固执,拿得起放 得下,悲痛也就由此减轻了它的分量。不过,当14岁的“我”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眼中 一定是盈满泪水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顽强而又实在无可奈何的心境!

       二、自然人性之塔

   沈从文有意要来宣传他“乡下人”的义利取舍的观点,因而较多地参与了现实生活的 进程。但他这种参与,跟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去甚远,即他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寻找社会 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从疏远现实而亲近自然的立场上为现代文明病开出了一副清凉、 去火的药剂。他既为“现象”所倾心,又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既不缺少德性的美 、“责任的愉快”,可又“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因而要反对社会的“一般标准”[1 ](P179),这种“乡下人”的人生观,很明显又是带有道家色彩的。沈从文特别推崇自 然人性,正是他这种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他所勾勒的自然人性系统呈现了一个金字塔形状。处在塔尖 的是纯情少女翠翠、三三、夭夭等,她们代表圣洁的美,透着神性。第二层是老船夫、 傩送、杨马兵,他们在沈从文心目中,具有道德典范的意义,是他所神往的淳厚民风和 正直素朴的人格的主要载体。阿黑、五明(《阿黑小史》),四狗、“阿姐”(《雨后》) 等,处在第三层。这些人不及翠翠们清纯,可也是自然的儿女,大自然美化了他们的情 欲,把他们的心灵提升到了一个纯朴的境界。第四层是会明(《会明》)、老司务长(《 灯》)等。这些人有《边城》里老船夫的朴素,可命运已把他们安置到一个更为平凡的 环境里去了。他们看去皆已过时,甚至显得滑稽可笑,但他们信守自己的本分,潇洒自 在,光明磊落,在平庸呆愚处保留了一份人性的古朴和民风的淳厚。第五层是顺顺、天 保等。他们不失美好品性,如重情守诺、仗义疏财、公平讲理,可他们已从自然状态进 到了商业化的小镇。顺顺是水码头上的头面人物,身份与老船夫有高下之别,他的关心 常常使后者感到不安。天保虽不缺少弟弟的真诚和善良,可他不如傩送纯洁。他爱翠翠 ,可在爱情里掺了点世俗的计较,表明他的身心已离开了自然的母体。这是一群介于都 市与乡村之间的人物,他们保留着乡村的传统,但已受到现代商业文明的熏陶。第六层 是水手柏子(们)与跟他相好的妓女(们)。柏子在江上辛苦一个月,挣来的钱和积蓄的精 力一夜功夫花在女人身上,从不曾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反而觉得这还“合算 ”,不仅抵了打牌输钱的损失,还把下一个月的快乐预支了(《柏子》)。而那些做“生 意”的妓女也自有她们的“德性”:不相熟的,先交钱再关门,人既相熟,钱便在可有 可无之间。风俗所系,她们的心灵与肉体似乎奇迹般地分开——生意尽管做,低贱的生 涯并不辱没其心灵的纯洁。

   这六类人物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人性系统。越靠近塔底,人数越多,也越接近平凡 的底层社会。对这些人物,沈从文的感情是有细微差异的。他觉得最宜相处的是处于第 四层的人物,他说,“我总是梦到坐一只小船,在船上打点小牌,骂骂野话,过着兵士 的日子。我喜欢同‘会明’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2](P8)。这是因为他在这群 人中不仅可以获得关怀和爱护,而且可以得到平等和自尊。越往上越具神性,他也越怀 着虔诚感动的心情。越往下则越显示出他“乡下人”的固执,因为在他看来,顺顺、天 保在人格上当然地远远高出都市里“要礼节不要真实,要常识不要智慧”的精明人,而 那些水手和妓女与都市中把爱情当作商品的男女相比,与心存邪念却猥琐得没有勇气、 或背地里偷鸡摸狗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的“文明人”相比,也见出他们品性上的直率、 真诚和高贵。其实,这个“金字塔”正是在与都市文明的对照中才形成它的整一性的, 而一旦成为一个系统,其内在的层次在沈从文看来已失去了高下的区别。如果硬要定出 尊卑高下,反见出这人采取了“城里人”的观点,与他“乡下人”的本意相违拗了。

   李健吾称赞《边城》“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 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 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副可口的良药”[3],一语道着了沈从文的高明处 。高明就高明在他“不教训”,却无时无刻不在“教训”——通过乡村与都市的对照, “宣扬”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这一份“乡下人”的固执顽强,又是他“无为 而无不为”的道家精神的体现。“无为”是因循自然,可已包含了“无不为”的目的; “无不为”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为使社会和人生合乎自然之道,包含着更高的目的 ,因而它又转化为手段。“无为”与“无不为”互相包含,两者都是目的,又都是手段 ,难以分割。沈从文怀着这样的精神,已经表明他决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文艺有 很强的“功利”考量,只是这不表现在政治上,而是企图用道家式的理想来重铸民族的 德性,就像他自己说的:“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 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 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 于这个道德的努力。”[2](P34)

       三、“童心”、“生命”和“神性”

   沈从文的艺术观中有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

   他不仅透过岁月的距离,在回想中把自己童年的种种“劣迹”诗化,惹人读来哑然失 笑,拍案叫绝,而且用童心透视真善美的生命形式,写就了他最为优秀的篇章。翠翠的 可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有颗纯净的童心。她受到“冒犯”骂傩送:“悖时砍脑壳 的!”骂得二佬很开心。她拉着摆渡客衣角说:“不许走!不许走!”要别人收回钱去, 引来了一阵欢笑。尤其是她对爷爷的依恋:“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 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她放肆地设想离开爷爷让爷爷团团转,实在是由 于离不开爷爷。她从爷爷坚定不移的回答中,认定了自己对爷爷的意义,“俨然极认真 的想了一下,就说:‘爷爷,我一定不走。’”清冷的碧溪嘴,白塔,渡船,黄狗,祖 孙俩相依为命,若说是爷爷的慈爱给了翠翠安全感,那么必是翠翠的乖巧、明慧和天真 给了风烛残年的爷爷以人生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这一切成全了碧溪嘴,使它成了人 们心中的一方净土、一块圣地。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几乎都具有这种品性。10岁的三三看到不相熟的人来她家坝前钓鱼 ,总说:“不行,这鱼是我家潭里养的。”她的意思是碾坊既是她家的,游到这里来的 鱼也成了她家的。母亲喊三三,“三三一面走回来,一面就自己轻轻地说:‘三三不回 来了!’”为什么说不回来,不回来又到哪里去,她并不曾认真想过,只是孩子气的依 恋罢了(《三三》)。沈从文写童心时见神来之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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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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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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