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谷武男: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

——本质推论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5-10-30 15: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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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谷武男  
但作为他们自身来讲,撇开一些微妙的东西,他们却极为相似,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幻,自己依旧闭塞于文学之中。

   他想:自己到底是谁?是妈妈的儿子,姐姐的弟弟,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自己却极厌恶、不快于这一切。与姐姐们也只有单方面的血缘关系,这一点也自不待言。姐姐们的父亲,于他,却不是父亲。叔父弦也不是他的叔父。隐瞒也好,掩饰也罢,这一切都作为事实而存在。他走着,期望能遇见那个人。姐姐有一个死去的父亲,他也一样。因为是人,是动物,才有雌雄之别。雄者即为父也。

   作为先行探讨诸如此类问题、寻求自我同一的作家,人们是难于把夺取政权、打倒剥削阶级等强加于他们的。沈从文写《边城》的动机,可以解释为为其祖母镇魂或为自己赎罪[18],籍此,沈从文心底那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便昭然若揭。即使夺取权力、打倒敌人,少数民族的鲜血也不可能消失殆尽,再无法取代那雄性的父亲。其关心之所在或方向与其说是朝向了政治,莫如说是面向了个体或其内部。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味拘泥于他们的这种一次性的、自身的、鲜明的实存问题,而应该尝试一下普遍化、抽象化以及理论化,这样,呈现出来的便是少数民族的、部落差别的问题。在人权思想薄弱的地区,轻视、蔑视、鄙视等横行无忌,而且具体而不当的歧视行为占居统治地位。他们不会想到依靠夺取权力与打倒敌人来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歧视与被歧视的现象已经根深蒂固。沈从文已经敏锐地预想到了这一点。中上认为受歧视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又指出它是一个文化问题。沈从文也是如此。他认为湘西是永动不变的。[19]而在1957年他回乡时却又改变了这一观点。[20]也许是因为1957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头吧。我们研究的沈从文,是以文学活动时期的他为前提的。从把受歧视视为文化问题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与政治有那么一点关系吧。

   歧视与受歧视意识,在中上健次方面,在他去了东京以后,其思想、观念得以确立。[21]沈从文也是在去了京城后才确立的。但也有唤起贫困与文化水准等具体事物的不同。假定二者有什么质的不同的话,那也是因为有了受歧视地区出身、受歧视等问题才开始发生的。单纯只是农村出身,也会受身分差别与阶级对立等意识和感情的压制,但达不到混淆、复杂的受歧视概念上去。那里少数民族混居,受阶级的、身分的统治与被统治,存在着民族矛盾,加之两千年来,经过一次次的武力反抗、武力镇压,这里成了相互争斗之地。象沈从文那样背负了如此深重的地域与风土重压的作家恐怕为数不多。

   但是,细究一下这一地域上沈从文所占的位置,便觉得极其微妙。湘西,尤其是凤凰县,是为政者镇抚周边之地,压制周围地区。沈从文的先祖便是镇抚者、压制者。即尽管在北京时的沈从文不断为受压制意识而折磨,但在此地的存在从客观上来讲是属于压制者一方的。中上健次的熊野与新宫在意识中属彻底支配的地域,而在中上自身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受压制者。这与沈从文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出生,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在中上健次自己,他曾因亲生父亲的问题而烦恼不已,但没有加害于人。他只不过背负着受歧视部落的出身问题。与此相反,沈从文既有受压迫的“苗人”血统,户籍上却又是汉族。他以这样的身分从军、讨伐、“清乡”。在《我的教育》里是“土匪”,在《自传》里是“乡下人”,而绝没有成为过“苗人”。但是,如果在苗人居住地区有两千“老实[22]乡下人”身首异处的话,那便包括了“苗人”。在部队里也有苗人“连长”,这便与汉族的民族统治没有直接关联。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不能不说它担负了统治少数民族的作用。虽然彼时年少,但到后来能够反刍当年时,自然会产生加害意识。这里,与中上健次大相径庭。

   具有地区与血缘之两面性的沈从文,势必慎重于政治上的言行。此乃政治上的禁欲态度。由于拘泥血统,以及将歧视与受歧视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束之高阁的立场毫无改变,他的这种明哲保身与政治间的距离便无论如何也不可或缺了。这也许便是他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

   虽然如此,决不意味着沈从文之于现实是袖手旁观的。相反,他是从两个侧面,从文学上拼命穷根究底。一是在“古老地层”上的追溯既往,[23]一是生命力之希求。二者并非彼此脱离,而是相互重叠的。于沈从文,追溯“古老地层”即回归湘西,沉缅“苗乡”。那里是古老、美好事物的宝库。是神灵之所,是泛神论的世界——楚国。与此同时,这一切还为生活吹来了生命的气息。他从湘西人那里寻求生之明证与强烈的生命力,描写出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之,描写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时,一定是湘西人或者苗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通向都市的、通向近代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倒行逆施。

   而中上健次在政治上的禁欲态度与沈从文如出一辙,但却无地域与血缘方面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两面性。他是以进攻的态势涉及政治的。不过,二者又有时代与社会的差异,沈从文与中上健次有着40年的间隔,他们既有政治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政治的区别,又有拼命的时代与社会里的生存者同政治与文学相互独立的时代与社会里的生存者之间的不同。

     (五)通向近代与脱离近代

   下面将就40年的间隔所带来的差异问题进行探讨。姑且不论日本与中国的国情之不同,文学活动的时代差异也应产生出决定性的不同之处。

   从实际人生看,沈从文活到了86岁,而中上健次只活到46岁。前者长寿,后者短命。而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则二者均为约20年左右。沈从文是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后半期,而中上健次是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初期。

   这里,先来确认一下沈从文的文学之路。

   沈从文曾经说过,他除了研习中国古典,还有意识地学习过莫泊桑、狄更斯、契诃夫等西方作家。后期又导入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及至于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以意识下的意识做为作品的主题,[24]其作品因此而变得晦涩难懂。虽说是后期,但在四十年代他的文章中,却已有了哲学的、思辩的主流。除了这些后期作品以及《阿丽思中国游记》、以佛教故事为素材的《月下小景》所收的作品以外,大体上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当然,在这40年间,寻找乡土题材,并深刻把握,追究人类普遍性根源的方法有了很大进步。约克纳帕特法[25]走向世界各地,对此,中上自觉而确信不疑地付诸实践。而沈从文与福克纳生活在同一时代,他没能将他的作品主题紧紧围绕湘西而创作,也没能有意识地树立起通过创作来认识湘西的方法。因此,他之描写湘西便分裂为散文与小说,小说主题又分存于湘西等的农村与城市,小说的创作方法也是现实主义与“意识流”并存。他后来又致力于评论活动,由于政治压迫,《长河》完稿工作受阻,造成了四十年代沈从文的创作日渐衰退的恶果。

   在本章的开头,笔者提及要着眼于沈从文与中上健次的文学活动时期问题。自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期的20年间,是沈从文的实质性创作时期。由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处于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战祸时期,便造成了具有双重或三重意义上的政治性课题的所谓政治时代。可以说,在包含近代这一广泛概念的历史阶段中,这一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政治成分的突出时期。处于这样的时期,不支持任何特定团体而进行文学创作则至为艰难。而且,以与斗争等无缘的性、生命、意识下的世界等主题举起文学大旗前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需要勇气的。“五四”留下的这种主题追踪可谓工程浩繁。在沈从文来说,他在描写少数民族方面收获颇丰。

   而中上健次的创作时期是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初。战败后的日本在新宪法下经过曲折努力、终于完成了民主、和平国家的形成和经济复苏。不仅如此,在经济方面,甚至达到了世界水平的顶峰。那么,留下来的问题便是走向真正的近代,换句话说,是脱离近代的问题。姑且不论外部诸价值,可以说,只有取得内部诸价值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那么,别说是四民平等,如果备受歧视的“胡同小巷”依旧存在,则这样的近代只不过是将弥天大谎视为美妙绝伦。于是,他的小说题材并未拘泥于纪州熊野,而尤集中在“胡同小巷”,他从福克纳那里学习了“人物再出法”,[26]但却与福克纳有所不同,他写的不是系列作品,而是每部作品都有多元作品。 中上健次之能写出恶汉小说(pi-caresque),说明了他相当的自信并富于责任感。通过以毒攻毒、以恶制恶,然后转向救助。中上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恶人”都是无产阶级,[27],有些让人难以想像。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是中上健次创作出来的独特人物,而且他对此倾尽了全副精力。否定之否定要比单纯肯定来得更加肯定,这一点已为众多经验所屡屡证明。

   中上健次曾经尝试从近代的终结点或者欧洲近代的死胡同脱离出来,通过怀疑所谓科学认识万能来突破近代的局限。《异族》展开了受压迫者之间的横向联合,可谓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在曾经认真学习欧洲的沈从文来说,他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确定的创作方法。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内外交困,未能象二、三十年代那样留下诸多作品。至于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一系列“梦魇”作品,则既象小说又似散文,既是文学又是哲学,描绘的乃是意念世界。那么,这一切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算得上是为时过早的实验吧?

   总的来说,沈从文学习了欧洲的近代并努力奋斗使之在中国成为现实,但是在他自己却是虽有近代欧洲理想,但也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带来的不协调感觉等苦衷。在文学方面,他接纳不了的东西也存在不少。虽然他憧憬于近代,但古老的湘西却俨然存在。于是沈从文便倾尽全部心血于这些作品的创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浩繁庞大工程的意义,尤其是它的文学意义,容作笔者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

     (六)血浓于水

   可以认为,沈从文文学是立志近代、探索近代,而最终未能触及近代并备遭挫折的文学。与此同时,它在后来又成为兴起的被压迫者的文学,如土著居民、少数民族、黑人、拉美和非洲文学的先驱。正如我们所反复考察的那样,这是由于它是来自被压迫地区,是因遭受歧视而感受至深的文学。以前之所以未做如此理解,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以左联为中心的文学史观,一是异国情调。与福克纳的世界性广泛影响相反,沈从文的存在却无声无息。这不仅与其有无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而且还与其晚年是否有过创作紧相关联。大陆和台湾地区对他的作品长期不予出版状态使人们忘却了作家的存在。这种偏颇的文学史恐怕有待纠正。

   然而,称其为被压迫者的文学,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首先是源于出身方面的民族暧昧性的意识问题。 沈从文有其混血性而无汉族或苗族的独立民族意识。因而在他身上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中华民族这一统一概念意识。[28]而事实若何?

   (2)我们不能不指出他加入湘西地方军队的不自觉性。 这其中存在着加害与被害关系的不明确性以及自身责任问题的稀薄性等问题。

   (3)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一直不清楚明了。 将都市与农村的关系突出表现,叠印到面前,但是否有些显得错乱?

   (4)四十年代的创作衰退,是外部原因为主? 还是创作方法停滞不前了?还是由于对被压迫者文学的不自觉的意识问题呢?这一切都值得深刻探讨。

   无论如何,姑且不论读者对沈从文文学内容上有着如何的期待,他自己在创作方法上也做了种种尝试,并且预期过有较大的可能性,然而,就在行将收获之际,却遭到了政治风波的灭顶之灾,因而造成了他文学生命的枯竭,令人不胜惋惜。

最后,是关于沈从文踌躇于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作为以上冗杂叙述的总结。在他身上体现出了高于阶级之上的民族的强烈感情、意识和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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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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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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