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公众号|微博|手机版
四、改革进路与治理模式转型
事实上，关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改革进路的争论一直在国际学术界蔓延与持续。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质在于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在政治垄断的游戏规则下进行的。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制度、文化、观念等内生性因素的支撑，因此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宪政秩序转轨是一个较为艰难的博弈过程。[17]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苏联、东欧等许多转型国家现有制度试验的普遍性足以保持西方学术界对传统体制转型看法的主流信念，而中国的改革经验不足以提供改变这一信念的信息。因为欧洲洲和美国的制度试验空间比在中国大很多，所以向宪政秩序的西方发展模式转轨才是正确选择。[18]基于西方关于经济改革、体制转轨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主流观点，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设计的转轨路径和治理模式转型的目标非常清晰：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稳定化。而今20多年过去了，俄罗斯等国还没有跨过经济转轨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中最艰难的激流险滩，也没有走上复兴大国梦想与西方所谓民主宪政国家比肩而立的康庄大道。而2007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欧洲爆发债务危机的方式在惊醒世人，有必要深刻反思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与此同时，俄罗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转轨和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以自由主义和市场化导向为起点，经过接近二十年的经济转轨与政治重构，却走向目前权威主义导向的政府治理结构。[19]与此同时，伴随着和平发展战略的有序推进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当然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的进程，为了更好的控制发展风险和提高增长绩效，我国政府面临着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型。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显示如果基于制度变量演进的马尔科夫过程和含有纠偏因子的随机过程假说，那么现有改革路径存在不稳定性和阶段性发散，经济主体预期的静态性和预期误差的阶段性都在逐步递增。[20] 因此，在未来改革战略的推进与具体制度设计中尤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一套更为清晰和系统的战略与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选择与历史经验应该淡化。建国之初，我国师从苏联，在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问题上的反复拉锯，意图以社会政治动员的国家治理模式解决发展问题，十年文革浩劫的积重难返，孕育了后来的改革土壤与草根理性。而今的改革基本上师事欧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当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受到国内条件约束时，我国往往借助外部力量打破相关壁垒和体制约束。或在国内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求一致，或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适度调整，尽量避免因大范围制度变迁而付出巨大代价。而当国际力量成为干扰变量时，我国往往通过国内制度调整而设计出国内改革和转型的目标、次序和速度，使得外部力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由于我国内生性的制度、观念、文化与传统约束，要么导致对西方的发展模式顶礼膜拜，要么导致自身因循守旧裹足不前。恋旧怀古的惰性与改革的惯性在不断角力，原生性的制度设计导致国家坐大，社会治理缺乏张力与弹性，而金融危机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更是加强了政府而非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权力，体制的自我纠偏与调适机制的运行空间日渐逼仄甚至匮乏，经济转轨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进程伴生的腐败现象也多为民众诟病。部分激进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体制改革是实现中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甚至是必然选择。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在现阶段向多党制发展，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与利益上排斥政治多元化。其实，这种观点不仅逻辑上有问题，而且也经不起晚近中国政治嬗变与历史变动的现实检验。西方的宪政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得以有效运行，是以其历史观念、治理传统、分权模式、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为基础的。当今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有限多元化的发展阶段。现阶段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政府治理模式在维持政治稳定、经济改革、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所需要的整合机制和发展动力方面，仍然有其巨大的调整空间和发展理性。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改革早期阶段达到的增量改革空间即将耗尽，基于共识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形成，当经济发展和现有体制无法有效遏制利益集团对于国家利益和民众福利的侵蚀与攫取，政府的现有管理职能和治理模式就会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与现实挑战。因此，政府作为过去经济改革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就需要更多向利益冲突调节者和仲裁者的方向转型。所以，寻求治理模式转型是执政党的主动自觉与明智选择。而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尤其需要同时考虑实现整体性的战略演进，需要注重从国情特色导向转向普世价值导向，从集权制衡导向转向分权制衡导向,从经济建设导向转向制度建设导向，从政府管理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从行政控制导向转向法律治理导向。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与市场经济转型逻辑相似，可能将会是渐进的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
五、结语
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和锦标赛竞争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政府治理模式开始异化为管制型政府与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它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有助于增进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但是现在由于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能力的加强，事实上已经开始越来越表现出其弊端和危害。在晚近荣辱浮沉的历史湍流中，在沉淀了师从苏联与欧美发展模式的喧嚣与浮躁之后，我们需要汲取他们发展模式的有益养分，也必须看清中西问题的体制症结所在。由于国际社会本质上遵循丛林政治的锦标赛竞争机制，因此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绩效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差异终将会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阿拉伯国家近期发生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事件以来，中国更应该有种深度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性的战略思维，而当下如果一味的强调维稳或社会控制则是在消极的回避问题而非积极应对，而且会日益抬高问题的治理成本，甚至错失改革与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的中国面临着调整改革方略和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既需要继续实行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同时更要不失时机地通过顶层设计来厘清改革的战略目标模式，减少发展中面临的随机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注重从国情特色导向转向普世价值导向，从集权制衡导向转向分权制衡导向,从经济建设导向转向制度建设导向，从政府管理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从行政控制导向转向法律治理导向。但是，也应当注意和提高警惕的是，俄罗斯等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以市场化和自由主义导向为起点，却演变成在国际上面临被大国集团肢解与削弱国家实力和战略空间的命运，国内走向威权主义导向型政府治理结构的发展困境，这足为我国殷鉴。
刊发于《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