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论沈从文小说超越文化和悲剧的乡土抒情诗美学追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 次 更新时间:2015-10-26 15: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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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一

   沈从文这位“中国的大仲马”,由于历史的偏见和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所限,曾经长期受到贬抑而被有意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史家的眼里,他的文学声名才日渐上升,成为人们竞相研究的对象。沈从文自诩其文学风格与废名相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说:“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①沈从文的自诩是恰切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苗、汉、土家各族血液的风俗画小说大家,应该说是独树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另一帜。如果说鲁迅是“写实派”乡土小说的旗手和导师,那么,沈从文就是“写意派”风俗画乡土小说的扛鼎人物。

   沈从文生活经历的丰富,或许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他的早期经验与社会知识,最初是在乡野与从军的经历中积淀下来的。在湘西土著军队任司书时,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厮混,亲见的残酷杀戮成千上万,这成为他逆向思考人性与人类文明的最深隐的“心结”。沈从文是在那个与汉儒文化思维格格不入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其童稚、率真、质朴使他对自己闯入的另一种文化有些隔膜,甚至仇恨。沈从文最初没有发现自己文化积存的优长,他进入北平以后曾模仿别人写文章糊口,他那时还不明白一俟用自己的笔来展示与自己生命最切近的独特文化时,其文学的美学价值便会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这其实就是声明自己是站在“五四”文化精神的逆反方向来构筑自己的乡土社会,以此来与城市文明相抗衡。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②于是,“乡巴佬”的独特视角,以及对“城市文明”侵扰的排拒,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成为一个具有神话模态的异域世界。沈从文不肯用对世界的新的认知方式来介入自己的小说,似乎想小心翼翼地保持这块净土不受任何外来文化氛围的浸润。一种具有老庄哲学意蕴的理想化的“田园诗风”同样出现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虽然“五四”文化一再试图打破这种凝固的农业社会的死寂和宁静之态,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者一再批判农民身上的痼疾——可恨可悲可怜的愚昧性格和冥顽不化的民族劣根性——这成为20世纪文化的必然选择,但沈从文选择了另外一条颇为不同的文化路径,他笔下宁静和谐的乡村社会渗透着原始道德美感,他笔下的“乡下人品格”更富有人情味,他笔下的风土人情描写更能给人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审美餍足。

   严家炎认为:“京派作家和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他们的基本思想是现代的。他们是一些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③这是颇有见地的。我们并不否认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性”,即“五四”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但沈从文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与在汉民族氛围中长大的作家不同,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抒发自己胸臆的唯一的价值尺度,他的审美经验是内在的“超越悲剧”的,因此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写湘西部落社会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崩溃,也写农民在生活中的挣扎,如《丈夫》、《菜园》、《长河》中的许多描写均触及到农民的悲剧问题,但他并不像“乡土写实派”作家一样,尽力用悲剧反映出生活在乡土社会底层的农人的不幸和悲苦,以引起同情和疗救的注意,其格调竟是如此的委婉,似乎充满着“勿抵抗主义”的意味。《丈夫》所写的题材,在乡土写实的小说作家那里,一定是《赌徒吉顺》(许杰)、《生人妻》(罗淑)、《负伤者》(台静农)、《为奴隶的母亲》(柔石)那样充满着悲剧的“呐喊”,而沈从文在这一短篇小说中所裸露的并非是阶级批判意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批判,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抒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这与其说是美学观念使然,毋宁说是对一种痛苦的超越。沈从文从小就在血泊和屠刀下生活,他说,仅在湘西军队“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④,“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份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⑤这些悲剧为什么反而使沈从文“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呢?或许他经历过的苦难是超常的,也就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他从悲剧中解脱出来,所要寻觅的是生命力的张扬,是那种超文化的生命野性思维,是那种超阶级的“人性”和“人类之爱”。

   沈从文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份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代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⑥于是逃逸到自然的绿岛成为其乡土小说的主旋律。“要血和泪吗?这很容易办到,但我不能给你们这个。”⑦而是将悲苦掩藏起来,因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⑧因此,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⑨沈从文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美学观念,或许正是尼采所阐述的日神精神的最佳体现。尼采“主张面对梦幻世界而获得心灵恬静的精神状态,这梦幻世界乃是专门为摆脱变化不定的生存而设计出来的美丽形象的世界。”⑩沈从文的“择美”观所表述的也正是这种意念。

   沈从文还说:“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面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在不可知的完全中,各人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这是新兴文学所提出的一点主张。”这“新的希望”就是沈从文为理想的梦幻世界设计出的美丽形象。而陶醉于梦幻世界的美丽形象,也多少有点逃遁现实世界的痛苦的意味,这就是叔本华和尼采悲剧哲学的逃逸:“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逃避意志所固有的痛苦,那就是逃到表象世界中去。现实的创作要靠外表的美来医治。”(11)沈从文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寻觅正义和幸福时,就在他生长的“边城”中寻觅美丽而宁静的艺术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就在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夭夭(《长河》)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人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当然,现实生活中的“边城”并不可能是一块超阶级的真空地带,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边城”是作者用“梦”与“真”构筑出的一个超阶级的“神话世界”,是作者梦幻中的美丽形象的呈现。虽然沈从文的这种探求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显然不是最积极的。同样是医治痛苦的创伤,鲁迅敢于用带血的皮鞭抽打那“美如乳酪”的充盈着脓血的创口,用狂放而自虐式的酒神精神来剖析民族文化的劣根性,以疗救魂灵为要义;而沈从文却用美丽的梦幻去构筑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以日神精神来给人生的苦难注射一支止痛的吗啡,这是一种“心理变形”的审美方式。

   当然,沈从文的美学理念中也有在酒神精神的影响下尽情地放纵自己原始本能的一面,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投入到原始生活中去,以求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沈从文说过:“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常常变成为各种方式,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组织上,形成历史过去而又决定人生未来。这种生命力到某种情形下,无可归纳挹注时,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天堂地狱,无不在望,从挫折消耗过程中,一个人或发狂而自杀,或又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必经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的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12)这种被沈从文说成是“情感发炎”的生命过程,在作者的笔下往往成为崩毁旧的传统世俗的生命意识形态,创造一种新的狂放的生命意识形态,增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野兽气息”,也就是用一种野性思维的人生形式来解构原有的生命形式感,正如沈从文所说:“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13)从这一点上来说,“五四”前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要改变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内容的宏论,但在文学领域内,除了鲁迅先生披着“狂人”的外衣表现出了这种原始的野兽般的生命情绪以外,这种尼采所一再弘扬的“酒神精神”在悲剧中逐渐消融。这种审美理想被阉割,使沈从文这个从“边城”走来的青年郁郁寡欢,于是他便以另一种生命的体验来唤起“酒神精神”,试图以野蛮的气息来冲破“死水”一般的保守生命意识。苏雪林敏锐地注意到并且深刻地分析了沈从文的这一文学理想,她说:“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的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4)确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的许多乡土小说表现出一种合乎于“五四”文化精神的“兽性”,“他很想将这份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但这种“兽性”并非是“五四”先驱者陈独秀所倡导的“兽性”——推翻旧有的民族封建文化的“狂飙性格”。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这种“兽性”是化作一种潜在的“梦幻情踪”,来达到张扬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力量,是对战乱演变下的“城市文明”的反动。我们不能说沈从文小说的哲学和思想是完全背离了时代,脱离了“五四”文化的母胎,而是说他试图从逆方向来达到“五四”文学所不能企及的哲学思想境界。当沈从文小说时代过去半个世纪以后,他的这种文化追求,在莫言那里得到了并不遥远的历史回应。莫言像沈从文一样,他的“红高粱家族”小说,要弘扬的就是那种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敢歌敢哭的非文化规范状态下的生命原动力,而这种生命的原动力是超越道德标准及其相应的价值判断的。

毋庸置疑,沈从文在把这种野性思维的“反文化”倾向推向极致,试图“超越文化”的同时,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的怪圈:“一方面,文化(包括无意识文化)使自然的人成了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另一方面,文化(仍然包括无意识文化)又使人成了窒息自身价值的超理性或反自然动物,成了笼中之物,成了部分的非人。”(15)我以为,沈从文的小说凡是乡土小说部分均表现出一种“反文化”意识,力求回归自然;凡是描写城市人的小说和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说,均表现出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恐惧,具有一定的批判力度。不能说沈从文的小说全无理性色彩,问题就在于沈从文陷入“超越文化”怪圈时被无意识的文化所包裹,自觉地销蚀了自身小说的反封建文化的能量。《边城》、《连长》、《野店》、《丈夫》、《柏子》等小说中的理性思维最终是被具有原始生命力的自然人形态的生存意识所取代,作者崇尚自然的“力和真”,以此来与矫揉造作的“城市人”情感相抗衡。有些论者把这些说成是沈从文在更高视野上的“忧患意识”,是试图重构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思考,这未免夸大其辞了。如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所说:“把这点近乎于历史陈迹的社会人事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并非是作者用现代哲学思想返观原始风貌,试图重新建构民族文化的佐证。相反,这正是作者试图以“陈迹的社会人事风景”来对抗被“阉割”了的变形的民族文化。在这一点上,沈从文缺乏一个“思想巨子”的头脑,他不能像鲁迅那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去清醒地看到集体无意识对于民族心理结构的残酷戕害。沈从文甚至陷入了残酷文化的“自娱”和“自恋”中不能自拔而甚感欢欣。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思想局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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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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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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