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女权主义者”从不是一个讨喜的标签，某种意义上，它几乎比其他专事贬抑女性的专有名词更能让一个女人迅速地丧失男权社会语境下的吸引力。

如果有人称呼一个女子为“绿茶婊”，她往往被认为具有清纯动人而楚楚可怜的外在特质，即便是饱受口舌屠戮的“外围”“拜金女”，也暗含着妖艳、性感、能够提供凝视空间的潜台词。而一个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却往往充当了这样一种批判对象：张牙舞爪，面目可憎，歧视男性，心理扭曲。

甚至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女权主义者们只是借着主义之名，为自己捞点好处，妄图从男人这里占便宜，不劳而获，她们正在反向“歧视男性”。有人甚至发明了如此冒犯的称号：“中华田园女权主义”，以便于攻击那些被他们认为越了界的女人——这显然是相当“民科”的观点，毕竟在全球性跨文化的女权主义理论中，父权、男权的统治地位依然是学界的普遍认识，也是大部分性别平权运动的直接指向。而这些污名则导致了女权主义名词在中国的几度嬗变，甚至要用本质毫无不同的“女性主义”概念来降低社会反感。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并不急于反驳这些污名。事实上，女权主义原本就不该是一个单调的标签——始于启蒙运动，历经两百多年发展的女权运动，通过几次阶段性的跨越，形成许多不同的理论派别(目前国际社会上主要的理论派别就有二十多个)。遑论在文化思想庞杂、经济体量巨大、社会问题突出的前提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和心态都会浮现，将明显违反女权主义本质的行为作为女权主义的原罪加以批判，更多地显示了大众对于女权主义的陌生感。

乐于为男性霸权张目的个体，通常也是其他歧视压迫行为最坚定的拥趸：比如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压迫。这正是妇女解放运动往往会与人权运动、工人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伴生的原因——性别压迫并不是孤立的，它与阶级压迫常以孪生子的面目出现。但是在现阶段的女权主义实践中，发声主体却往往脱离了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联系。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相当微妙的现象：为女权发声最高昂的平台是网络，为女权发声最用力的人群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城市女性和学界女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相当年轻的单身女性。关掉网络，生活中依旧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别压迫和政治不正确，而深受经济文化多重压迫、位于社会阶层底端的农村妇女、低收入女性、被污名化的女性，却沉默如初。

阿普菲尔▪马格林(Frederique Apffel Marglin)认为，西方女性解放的概念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这些来自于城市、受过高等教育，也已经迈入“中国式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正在走入一个孤绝的、背离了我们那些受苦姊妹的困境吗?离开亚马逊的神奇女郎，是否会在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忘却了曾经带给她力量的母系社会文化?我们已经争取到了女性的生存权、教育权、工作权，但是我们的女性同胞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对此毫无权益，而我们正在争取的其他权利，是不是因此而过于激进、僭越，以至于让我们看起来如此贪得无厌吗?

被视作中国性学研究、性少数者平权推行带头人的学者李银河在2014年出版的性别研究著作《我的社会观察》，意料之中地收获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评价。可是和她早年的著作所得到的关注不同，这一次的批评声针对的不是她曾经的“前卫”，却恰恰是她的“不前卫”。

很大一部分读者认为，她的观点过于浅显，“这都是些很基础的道理，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呢?”这种论调折射出了受过相当教育、熟稔网络文化的城市青年的期待——他们对于两性平等、跨性别的了解已经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是极其西化和多元化的。在见到这种可喜的进步之余，还有冰山下的另一面：顽固守旧的价值体系依旧占据着主要阵地，新旧价值观的撕裂异常惨烈，脱离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氛围的拔高，则让女权运动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女性能顶半边天”的理念，让一个普通女人面临着要与业界精英女性比拼职场能力的状况，同时，旧价值观又不断拖拽着她们，让她们依旧承担着远超男性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

在这种每个领域都要向最优者看齐否则就不能主张权利——会被认为权责不对等——的分裂状态下，中国女性之间竖起了太多的藩篱，以至于只需要添一根薪柴，就能令她们彼此分化，“自杀自灭”。大奶和小三，良家和婊子，大龄剩女和黄脸婆，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每一对被男权语境成功创建并对立的对立符号都足以捉对厮杀，符合男权社会期待者得到奖赏，而不利于其顺利统治者则经由同性之手，钉死在耻辱柱上。但是何谓胜利者?“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夸耀和羞辱之间，不过是顺民和反逆的区别。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名句至今仍有余响：“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成的。”男性支配权在思想教育、政治实践中的长年垄断，让很多女性不自觉地使用着一种相当符合男权要求的思考方式，并以此去伸张自己感受到的性别压迫。

既缺乏广泛的社会联合基础，又缺失实际的制度和司法扶助，中国女性作为长久的弱势群体，在性别压迫下体验到的失望，很可能会投射到特定的男性群体甚至个体身上;而被投射的男性们，也油然而生一股“无端家中坐，祸事天上落”的委屈。和我们同样生活在城市中，分享着教育资源和工作机会的男性，对此有着更深层的共鸣——他们并不具有主观压迫女性的意愿。

近几年在网络上出现的许多女权运动争议正是如此：地铁咸猪手的性骚扰问题，很多男性被女孩子们高举“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口号震惊了，他们不明白呼吁女性穿多一点的“关切”怎么就变成了迫害;而“你负责美丽妖艳，我负责努力赚钱”的类似话语成为禁句，被女孩们视为政治不正确，更是让自谓怜香惜玉的男人们如遭雷殛——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两性平等的世界。

但是这些都只是茶杯里的风波：稳定的市民阶层有着极其审慎的气质，多以打笔杖、口水仗为主。而在网络热议的背后，依然是沉疴遍地的“大多数”，冷漠如谜，血迹斑斑。

中国的女权运动，和其他的人权运动内容并无不同，本质上是少数既得利益者和多数被剥削压迫者的冲突。它遇到的困难与其他所有社会运动遇到的困难也都是相似的：对政治经济话语权的挑战。在这个过程里，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割裂自己与其他女性、男性的关系，它必须要走到群众中去、走到女工中去、走到性服务者中去、走到被整个社会侮辱损害的女人中去。

怎么样才能不让它沦为空谈主义的造作，而能更深地向既得利益者发起挑战，并且最终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女权运动应该如何摆脱中产阶级利益需求的桎梏，推动到更迫切地需要它的地方去呢?至少可以断言一点，对于旧制度的打破，必然要来自对世界、社会乃至自身的客观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