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敬雷:中国为什么接受产生于西方的共产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4 次 更新时间:2015-10-25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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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敬雷  

    

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变革经历了从西方传播而来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共产主义三大思想的洗礼与冲击。前两种从理论到实践都失败了,只有共产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在中国确立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产生于西方,为什么到中国以后的命运和结局迥异?

一、君主立宪

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将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划分为三种形式: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君主立宪制是指以世袭的君主作为国家元首,君主权力按宪法规定受到一定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现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一般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有: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卢森堡、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日本、马来西亚、摩洛哥、尼泊尔、泰国、斯威士兰、汤加、阿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莱索托、不丹。其中一些是社会和技术很进步的先进国家,如欧洲的一些君主国,以英、日、比、荷、西等国为典型代表;一些是震撼世界的“石油皇帝”的君主国。

实行君主立宪就是对君主绝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分割,使之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君主作为总负责、总裁判,对分割出来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平衡,避免权力真空带来的混乱,以免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

世界诸国通过君主立宪过渡,由专制走向民主,逐步还权于民,给了民众学习和适应民主政治的时间,成功转型的例子不少。相反,通过革命走向共和的国家,要么出了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要么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陷于动荡、对立,直至出现新的绝对权威,失败的例子很多,而且代价高昂。君主立宪比革命对社会的破坏力小很多。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大门,西学东渐,从统治阶级到社会各个阶层掀起研究学习西方的热潮,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并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疑问,认为这是国力衰落的根本所在,主张中国向英国学习,从中吸收和借鉴不同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相对缓和的制度变革,期待以此增强国力,改变积贫积弱的状态。

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道德、信仰都有历史传承,除非被外族所灭,难以遽然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君主专制的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选择君主立宪制应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一)君主因素

君主立宪要将行政权力从皇帝那里分离出来。对于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的君主来说,放权如剜疮割肉一般痛苦。明清时期的帝王拥有世界上最高程度的专制集权,却几乎没有权利与责任的概念。晚清统治者不明白基于皇权的专制体系,在世界政治体制变革中已经不适用,能够保护他们自身且造福国家的恰恰是放弃部分权力。君主必须超然于各派政治力量之上,才能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才能获得各方力量的一致拥护,避免陷入具体行政决策纠纷中。相反认为,放弃一分权力,就意味失去一分控制,失去一分控制,就意味增加一分危险。

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的能力、意愿、权威都是必需条件。君主能否获得各方力量支持是君主立宪制的关键。晚清王朝的权威在不断的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已经大打折扣。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之大,自明亡以来,无出其右。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慈禧,思想和眼光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天皇不可同日而语,在历史紧要关头,更多考虑自身皇权存亡危机,不愿意主动让权。

作为甲午战争的决策者,光绪皇帝威望大受打击,虽然痛定思痛,下决心推行维新变法,却陷入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与后党相比,帝党中的维新派成员都是既无经验亦无权力的书生。光绪是没有实权的皇帝,保住自己的位置都成问题,没有能力完成君主立宪这样艰巨的历史重任。其后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更加没有能力和威望。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最有实力和功劳,但中国已经走向共和,再回头搞君主立宪就是复辟倒退。这是后话。

(二)官僚因素

晚清官僚系统腐烂,大多数官员只关心自己的官位,根本不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没有理想,只有权术,没有道德,只有势利,不会为国家民族考虑,只要帝王高兴,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即可,民间疾苦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忠君放在爱国的前面,君王比国家更重要,官僚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帝王的概念,只要忠于帝王就可以了。不忠君就是不爱国,就是朝廷的敌人。实际上,大大小小的官吏也绝非忠于帝王,而是效忠自己的上级。

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大臣都属后党,而且皆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论法的精神》早已问世,他们不可能不意识到君主专制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桎梏,但在权力斗争中依然选择了太后阵营,绝非见识问题,而是千百年封建专制使他们都变成了政治上的势利眼和墙头草,出于利益权衡和考量,做出了现实选择。

地方实力派依附太后,目的之一是要利用太后手中的实际权力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历史没有证明他们具有卓越的政治远见。西太后作为清廷最高统治者,镇压了维新变法,强行终止君主立宪活动,虽然在庚子国变后又重启以君主立宪为主旨的晚清新政,却在去世之前毒死光绪皇帝,改立当时只有三岁的宣统,彻底埋葬了晚清立宪成功的最后希望,因为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一个三岁孩子根本无法担任须有崇高威望而且对政治纷争拥有最后裁决权的君主。

(三)国民因素

君主立宪制能否被国民广泛接受和拥戴非常重要。满清王朝作为外族统治中国两百余年,为维护自身统治,对汉族进行过利诱拉拢,但是满汉之防始终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满族统治者的异族心态从未消除。如对其龙兴之地的东三省制定严禁汉族移民的政策,有清一代从未选择汉族女子为王后或皇妃。满族统治者狭隘的血统观念及其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其作为中华各个民族的代表性。正因如此缘故,甲午战争中日本刻意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藉以攻击满清王朝在民族代表性方面的缺陷,促使中国汉族民众放弃效忠满族皇帝,响应并倒向侵略者。

尤其致命的是中国专制持续时间太长,影响时间太深,大多数中国人对君主立宪的认识和理解非常错误,普遍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关心谁当皇帝、谁组阁,不关心国体的改变和政体的运作,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甚至认为中国需要皇帝乾纲独断,或者革命领袖虽然没有皇帝名号,但须有皇帝权威。这是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失败的重要原因。

经历过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的奇耻大辱,中国在内外压力逼迫下艰难地开始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民的愚昧无知,更由于专制顽固势力的强大,统治者狭隘与自私,绝对不允许政治变革动摇自身统治、触动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牺牲变革和以国家衰落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向维新派举起屠刀,堵死了中国通往君主立宪制的大门,导致了由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的失败。最终革命派以暴力手段终结了中国长达两千年历史的封建帝制。

二、民主共和

君主立宪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平稳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机会。中国开始尝试对中国更为遥远、更为陌生而且全无历史传统的民主共和制。

民主共和是现代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西方包括东方许多国家生根发芽,发挥巨大作用,但它在中国命运多舛,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接受。中国始终未能按照民主自由原则建立起整套国家制度。究其深层次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与中国传统冲突

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离不开自身的传统与文化。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王朝的统治思路是“外儒内法”,外表是儒家,本质是法家。法家核心思想是用严刑峻法将民众变成驯服动物,牺牲自己为君王服务。中国专制统治十分残酷,贫苦农民周期性地用起义造反的方式进行激烈反抗。

民主共和制度源自欧美,核心是尊重人权和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与法家思想完全抵触,使得专制统治者彻底排斥。加之它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中国独裁者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借口,拼命攻击民主共和制国家对中国居心险恶,大肆宣扬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不适合中国文化传统,诋毁、抹黑和抵制民主共和制度。

(二)与大多数人冲突

民主共和是中国精英追求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欧美留学生回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幻想中国走民主共和国道路。胡适是代表人物。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一生都在宣传和践履。他宣称自己是“过河卒”,坚持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他曾建立“自由党”。即使在访问苏联以后,他仍然提出要以“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民主政治”改造中国。

民主共和从蓝图设计真正成为现实制度,需要大多数人接受和支持。中华民国成立时,革命党人在很多方面自身都没有准备好,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冲突。除了少数精英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真正明白独立、自由、民主究竟为何物,不知道民主共和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仅仅只认为“等贵贱,均贫富”对自己有利。中国在这种民意基础上实行民主共和制,命运可想而知。

(三)与利益集团冲突

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势必触动执政集团自身既得利益,需要执政集团让渡乃至放弃自身既得利益,否则绝难成功。

1946年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当天做出四项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会议通过五项议案,分别为《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

按照《宪法草案案》之规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将成为历史,共产党也将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做法。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标志着自1927年开始的国共武装斗争终将结束,中国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家。

然而,参加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共8人,在38名政协会议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居于少数,政协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会议中国民党备受抨击。政协闭幕的当天,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谷正刚、张道藩等人便在国民党中央大会上嚷嚷着“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蒋介石也表示对宪草(修改原则)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陈布雷报告称:“本党自政协会议以后,同志之间或则愤激过度,或则消沉已极,或则观望风色另求出路,或则积年怨望,急求发泄。彼一会议,此一叙谈,其状况至为复杂。”“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中统局报告称:政协会后,“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成都军校学生群情哗然,认为……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及国防部即无异中共主张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之实现。……各党派高呼拥护蒋主席之口号,恐口是而心非,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

蒋介石约集五院院长谈话,称政治协商会议议决之宪法草案等,“余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以致宪草“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处颇多”。对此种种,若不能修改,“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

国民党意识到如果实行英美式民主共和,自身既得利益—一党独裁政治便要坍塌。自己拥有数倍于共产党的兵力,可以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什么要主动放弃自己的执政地位呢?最终,1949年国共内战爆发,结局是国民政府失败,退守台湾。国民党利益集团毁掉了中国的民主共和前途。

(四)与中央权威冲突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存在巨大地区差别,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需要一个强有力中央集权政府,否则就会出现地方各自为政,甚至分裂割据,如何既能维护中央集权,又能实现民主共和,是一个难题,也是现代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不断失败的重要原因。

自上而下推动民主共和必须具备实施条件。其一,执政集团是否具有实施民主共和的目标或愿望是最重要的前因。如果根本没有,那么民主共和无从谈起,更难以实现,如二战后的共产主义政权和亚非出现的个人独裁政治。虽然共产党改造社会的行动和力度远超自由主义国家,但苏俄、东欧、朝鲜、中国大陆、越南、古巴这些共产主义政权始终未能创造一种民主政治,也极难自我发展到共和制度。共产主义国家无法通往民主共和的原因是共产党视民主共和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产物,以敌视态度坚决反对实施,认为共产主义应消灭私有制、剥削、阶级和国家,人权、民主和自由都是障碍,非彻底铲除和抛弃不可,否则便无法实现共产主义。

其二,推行民主共和的执政集团要有掌控全国政局的能力,反对派不能动摇其权威。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成功,革命派未能掌控政局,因而始终无法把改造社会的新思想付诸实践,民主共和也就遥遥无期。国民党主导北伐革命,虽能为中华民国实施民主共和制创造政治条件,却不能主导社会改造和建设,民主共和思想亦未能够执行和兑现。

毛泽东于1949年之前在《论联合政府》提出“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他指出,中国新前途应该是国共两大党来共同决定,而不是国民党说了算,也不是民选结果,而应该是政治力量决定利益分配。中共作为在野党,对执政的国民党提出质疑和批评,很容易打动那些同时在野的党派和知识分子,使他们认为有了同盟力量。当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配合,与政府为敌,完全置孙中山建国三阶段计划不顾,中国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前途就改变了。

共产党根本反对国民党,梦寐以求取而代之,建立妥协的联合政府注定是南辕北辙和貌合神离。抗战胜利之后,社会秩序尚未恢复,加重税收引发民众敌对,共产党在抗日期间实力膨胀过大,都是直接影响国民党执政的挑战和阻力。国民党进退两难,既不能向前推进民主共和,免去反对派的政治攻击;又不能用武力镇压,清除反对自身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政治集团,加强中央权威,维护社会秩序。迟至大陆失利退居台湾以后,用“军事戒严”和强行推广三民主义整合社会,为实行民主共和制创造条件,最后方才取得成功。

历史教训表明,民主共和虽是由反对派约束、牵制执政党的独断专行权力,但这是实现民主共和之后的状态。在转型时期,中央权威是绝对需要的,不能任由反对派为所欲为。

三、共产主义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地球上发生的最大事件,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外,无过于共产主义运动。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并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共在1949年内战中获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章里写着:“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在欧洲发明的,但在原产地没有市场,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接受了这种理论。为什么在西方受到冷遇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却受欢迎?

一种思潮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广泛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定和当地的思想传统有关。

(一)“不患寡,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生活极其贫困。东方的“平均”不同于西方的“平等”,前者要求生产后分配的平均,后者要求生产前机会的平等。由于中国既不存在分配的平均,也不存在机会的平等,社会失去平衡,在急剧动荡过程中,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是分配平均,而不是机会平等。从历次农民起义的主张中能看到要求平均的印记。如黄巢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王小波起义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宋史》卷276《樊知古传》)为号召;钟相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7)口号。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更主张做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

中国根深蒂固的“均富”的理想和共产主义一拍即合。共产主义从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极大地满足了中国广大农民平均财富的强烈愿望。

(二)社会阶层变化的强烈需求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结构和格局僵化,社会流动阻隔,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永久凝固不变,“官、士、绅、民、匪”的阶层划分冻结,社会底层要改变自身社会处境,实现地位的上升和变迁,需要打破超稳定的社会状态,不惜揭竿而起,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不计产生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破坏作用的严重后果。

这跟共产主义改造社会的手段和途径,有异曲同工之妙。共产主义宣传“暴力革命”,人群被划分为对立的“进步”和“反动”,社会划分为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推翻统治阶级,翻身解放做主人。

(三)组织和个人的领导作用

民国初创,权威丧失,社会管理松弛,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组织及其骨干分子,渗透社会阶层及吸纳社会成员,影响、动员并掌控民众,有效地发展共产主义的势力,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接纳并且重要发展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社会变革思潮之中,共产主义组织及其成员呼应中国传统文化,将个体变化与社会变化溶为一体,彰显共产主义比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更符合中国人将个人修养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的癖好和习惯。

共产主义组织要求严格纪律和绝对忠诚,实行民主集中制,制定明晰的组织结构和规章,由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负责组织纪律,成员有不当言行就会被惩处。铁的纪律使得成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成员个人道德与组织活动密不可分,组织严格制定道德标准,要求成员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将其视为共产主义活动的一部分;所有成员通过集体方式统一实践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修身养性”, 定期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并通过内部出版物公开刊登,就连婚姻状况也纳入组织事务当中。严密的思想控制使得组织成为战斗堡垒,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大同思想的改造和利用

大同思想源于《礼记?礼运》篇。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契合,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乌托邦空想主义具有天然的亲近性,使得中国人更易于广泛接受,尤其吸引了不少激进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大同思想极大地影响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成为他们接受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的本土文化基因。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吴玉章在回忆自己接受社会主义时所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美好远景。”

共产主义改头换面,与大同思想有机结合,水乳交融,因此本土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更加深入人心,获得广泛民众基础。其中毛泽东是突出代表。青年毛泽东“热烈地向往‘大同’世界,还将实现人类‘大同’作为自己理想的终极目标”,对康有为《大同书》称为“圣域”的大同境界十分向往,认为“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而“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他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说:“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接触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等带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潮,曾精心设计一个通往大同世界的新村蓝图:“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他积极参与结社、“新村”试验、工读互助等活动,1920年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

后来毛泽东又对大同思想进行批判和清算,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是永远存在的,“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由此推出:“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他抨击中国古代较为普遍的乌托邦思想:“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否定了自己一度非常肯定的理想社会:“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领袖之后,成功完成大同思想的共产主义转换,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他领导中国共产党,高举共产主义红旗,借助传统大同思想的文化背景,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共产主义迅猛发展,如同星星之火,落在中国大同思想的干柴枯草上面,遂成燎原之势,最终赢得内在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并且新政权稳定巩固,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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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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