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民:欲望的阐释与理性的想象

——施蛰存、徐讦心理分析小说比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15-10-24 23:31:02

进入专题: 施蛰存   徐讦   心理分析小说  

田建民  

   一

   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着一股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小说创作流脉。对于多以行为情节来写人物的中国小说传统而言,这种专注于人物深层心理分析的作品,无疑代表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可以说,弗氏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透视,为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作为精神病理学家的弗洛伊德,从分析人的内心深层的情感欲望,尤其是性本能的欲望着手,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提出人的潜意识的概念。认为潜意识是意识的基础。梦就是潜意识在人睡眠时乘理智控制的疏怠而自行溜号活动。该理论的核心是它的人格构成理论,即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层次构成。本我是人的欲望和本能,主要由性本能即“力比多”(libido)驱使。它按“快乐原则”行事,一味追求本能的欲望满足;超我相当于社会的检察机关,它按社会文明规范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来行事,对不合社会文明规范的本我冲动实施压抑;自我相当于社会的行政执行机关,它按“现实原则”行事,在外部世界、本我与超我之间起调节作用,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我的欲望和要求,又要用超我的理性和意志时时压抑和提醒本我要遵守社会文明规范,不能任意蛮干。当外部环境的强大力量使自我感到无法调节现实与本我的冲突时,它就会产生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当实际行动中违反了超我的“至善原则”,超我就以强烈的自卑感和内疚感来处罚自我,使它产生道德性焦虑;本我的强烈的欲望和本能无法实现,也会迫使自我产生神经性焦虑。此外,从性本能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还提出男孩有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女孩有恋父情结,即“爱列屈拉情结”(Electracomplex)。认为人的受社会文明压抑的本能欲望可以转向社会所允许的活动中得到变相的满足,从而使本能欲望得到升华。艺术创造就是一种性本能的升华。弗氏的这一套理论,对个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分析和解说。这不但对心理学领域,甚至对整个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很快超越了最初治疗精神病变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界限而冲击到文学、艺术、宗教、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在中国,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但真正产生影响却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因为弗氏理论对性心理的高度重视,其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以理灭欲、忌言性色的封建礼教规矩的一种大胆的挑战。所以它的引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叛性,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契合。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发表《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① 一文,正式译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郭沫若最早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21年,他写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一文,从弗氏的艺术创造是性本能的升华的观点立论,推断王实甫是一个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导致性变态的人。他还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创作了一批小说。比较典型的是《叶罗提之墓》和《残春》。前者通过一个七岁的孩子与表嫂的恋情表现儿童的性欲心理,后者则通过描写主人公与看护妇的婚外情被愤怒的妻子砍杀两个孩子的血腥现实所震慑的梦境,来阐释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构成理论。鲁迅也早在1922年写《补天》时就尝试用“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② 小说含蓄地写了女娲的性苦闷。此外,在郁达夫、叶灵凤等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与精神分析学说的暗合之处或说都能找到弗氏理论的踪影。不过,鲁迅应用弗氏理论的创作只不过是浅尝辄止;郭沫若在创作中对弗氏理论的套用则显得生硬,很多情节令人觉得突兀,难合情理;而郁达夫等人则更是在描写人物的性爱心理时对弗氏理论的顺手拈来,而不是刻意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对作品和人物进行通盘的设计和构思。弗洛伊德小说取得真正的实绩,是它与文学流派的结合。20世纪30年代由十里洋场的海派风气催生出来的所谓“新感觉派”作家,借弗氏理论来打开文学创新的新视野,这种艺术选择,实际上带有地域文化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必然性。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被认为所谓“后期浪漫派”的徐讦,实际走的是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的另一条路径。施与徐是真正从立意、构思到描写都能娴熟地运用弗氏理论,使中国的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二

   施蛰存和徐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疑是逸出主流之外的边缘作家。他们以其对艺术的执着创新和个性的坚守,创作出一批显示出独特价值和奇异光彩的作品。在他们的艺术探求中,二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作为他们艺术表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当时身为《现代》杂志主编的施蛰存,以引导文坛新潮流为自己的使命,一心要探索一条现代小说创作的新蹊径。在急于创新求变的心态下,正盛行于中国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多次表示,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受Freud和H. Ellis的影响为多。”他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③ 当时直接引发他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创作的是被称为弗洛伊德的“双影人”的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施蛰存在翻译他的小说时,对其中心理分析这种“新兴”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使他“心向往之,加紧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施蛰存创作了《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等心理分析小说。

   徐讦1931年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时就接受了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认为:“现代的文艺、绘画、音乐、戏剧、电影,无论什么派别或标榜什么,都是或多或少间接直接的受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⑤ 后来,他甚至将弗氏与达尔文、马克思和巴甫洛夫相提并论。“达尔文第一个从生物学上认识了人,马克思第一个从社会中认识了人,巴甫洛夫第一个从生理学上认识了人,弗洛伊德第一个从心理学上认识了人。”⑥ 他强调:“弗洛伊德学说之伟大就在他奠定了对于人性的分析与研究的基础”。“……影响于文学艺术的也就是人性的追究与发掘。”⑦ 毋庸置疑,徐讦小说创作中就是熟稔地使用精神分析学这一理论工具对人性进行着深入的追究与发掘,使他写出了《婚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巫兰的噩运》等典型的精神分析小说。

   虽然施蛰存和徐讦均以精神分析学为他们创作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但是,由于两人的个性气质、审美取向、创作意图及艺术表现方式等的不同,又使他们的小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和精神风貌。如施蛰存的小说淡化情节而注重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分析和挖掘,注重表达个体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情绪体验;而徐讦则注重编织奇幻迷人的美丽故事,注重悬念的设置和情调的渲染。施蛰存颠覆一切英雄和偶像,他笔下的人物多为世俗化的人格残缺或变态的男性;而徐讦则追求完美,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超凡脱俗流光溢彩的女性等。本文仅就两人在审美取向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的不同选择来进行比较分析。

   三

   施蛰存和徐讦在对人性的理解和表现上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取舍标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其实,人性的本质应该表现为人的个体的本我欲求与社会群体的文明规范之间的矛盾统一。社会的文明规范是人类在长时间的碰撞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自身及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使之不至像野兽一样弱肉强食而导致灭绝。社会的文明规范对个体的本我欲求是一种限制,但同时又是一种保护。二者之间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极端地强调一面而贬抑另一面就会破坏二者的平衡和统一,造成严重的后果。如西方中世纪的严酷的神权统治,我国封建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十年浩劫”时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否定个体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性进行了粗暴的践踏。不了解社会文明规范的本质意义和目的是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反之,片面强调个人的贪欲而蔑视社会的道德规范,打着人性的幌子而专门兜售和表现什么“身体写作”与“床上功夫”之类的玩意儿,同样会造成物欲横流的社会恶果。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强调性本能对人的支配作用,但他并不否认理智和意识对本能和无意识的反作用。事实上,正是这种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荣格在讨论弗氏的恋母情结时指出:“‘如果恋母情结真是决定一切的,那么至少在50万年前人类即已窒息于乱伦之中了。’也就是说,人类要使自身向着‘人’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在自身之中产生出一种抗体,才能对原生质进行有效的抑制”⑧。实际上,社会文明规范的建立和遵守是产生这种对原生质抑制的抗体的前提条件。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在人性问题上的神性和理性的统治,使人的本能欲望在人性中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对所有的作家认识和分析人的深层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启迪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家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是“崇欲抑理”,还是“崇理抑欲”?却因作家的创作意图的不同及个人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而因人而异。施蛰存和徐讦在崇理还是崇欲的问题上也做了不同的选择。

   施蛰存继承了破除传统礼教的五四批判精神,要剥去历史的伪饰而还其本真的面目,要重估一切价值而翻历史的成案。要用自然人性的展现这把利剑来刺穿和颠覆历史上被人们披上了崇高的道德外衣的精神偶像。所以他偏重于“崇欲抑理”,即用弗氏理论中本我的无意识对人的行为的驱动作用来颠覆和解构以往理性的纲常礼教、宗教信仰等既成的道德传统。在他的笔下,鸠摩罗什这一被人尊崇的高僧还原成了世俗的甚至是病态和变态的人格分裂者;历史名将花惊定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情感即他的“忠”“孝”思想在本我爱欲的重拳下不堪一击;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石秀成了因性压抑而性变态的色情狂和杀人狂;《阿褴公主》中的大理总管段功不顾国家之恨和夫妻之情贪恋于绝色的阿褴公主而丧生;《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等以现代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也无不夸大潜意识中的性欲作用。前者的主人公在一个梅雨的黄昏邂逅一个不相识的少女就想入非非地做了一场“白日梦”;后者则写主人公去吸吮女子手帕中的汗涕来获得快感的变态心理等。他借助弗氏理论来亵渎神圣,消解崇高,颠覆英雄。在削平历史深度,放逐价值和意义的欲望式和想象性书写中窥探和揭示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危机的深层创伤。

徐讦则既是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浪漫气质很浓的作家,他总是在小说里建构他理想的爱的世界。他在民族战争危难中寻找着精神危机的异样遐想空间。他说:“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和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基督教的信条是信是望是爱,我不喜欢基督教,但我爱这个信条”⑨。他运用弗氏精神分析理论创作小说,是为了深挖人性的根基从而更深入地探索和表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抓住了人性,就是抓住了艺术创作和表现的根本。“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文艺是由人所创造的,而人的概念中,就有一个共同的‘性质’这就是人性。这‘人性’是撇除了人和一切生物共同的性质外,人的范畴中共有的另一种性质,它超越了一切人种、风俗、习惯、传统的界限。我们之有一个可以共同沟通思想感情的活动,而这活动之有彼此完全相同之处,便是有人性的缘故。”“文学的本质还是人性,文学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或感觉。人的最基本的喜怒哀乐的来源,分析到最后则是两种本能,一种是维护个性,一种是延缓种族,前者是‘食’,后者是‘性’”⑩。由于徐讦运用弗氏理论是为了建构他的爱的道德理想而不是对现有道德理性的批判,所以他在创作中表现为“崇理抑欲”。在他的小说中,虽然他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本我和兽欲,但最终他要给无意识找到归宿,用理性的人格力量或道德宗教意识来战胜或升华本我的要求和兽性的欲念。不管人的行为和心理多么怪异和神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施蛰存   徐讦   心理分析小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161.html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7年1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