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景云: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与渗透

——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5-10-24 23: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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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景云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里,在上海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能量却很大的文学流派——心理分析小说派。他们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些心理分析小说。施蛰存是这个流派中文学成就最高者。

   施蛰存解放前的作品主要有八本短篇小说集,即《江干集》、《娟子姑娘》、《上灯》、《追》、《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其中《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心理分析小说。施蛰存创作心理分析小说是“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①是想“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②他并不想以现代主义来对抗或取代现实主义。我们读一读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就会发现:他的作品虽然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蔼里斯的性心理学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盲目地照搬西方现代主义那一套,他的绝大多数作品的主调还是现实主义的。他作品中的意识流、潜意识流、象征色彩、浪漫手法等非现实主义因素,不是以单一形式孤立地存在,而是和现实主义手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相互交融的复合形态,渗透到整个小说的艺术结构之中。

   任何文学艺术,不论其理论主张如何,事实上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尊重文学与社会密切相关这个事实,以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把反映时代,描写社会生活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历史或现实中取材,或写灵与肉的冲突,反映人的自然本性;或写人的梦幻感觉、病态心理,揭示畸形社会的真相。他的心理分析小说都没有脱离社会生活。

   《将军底头》和《鸠摩罗什》是用弗洛伊德观点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前者“是写种族和爱的冲突”,后者“是写道和爱的冲突”,③其实质都是写灵与肉的冲突。《将军底头》描写的主人公花惊定将军原是吐蕃武士的后裔,现在是大唐武官,并奉命带领唐兵抵御吐蕃。他十分憎恶汉民族及他的汉族部下,想乘征讨吐蕃之机“反叛起来”,“归顺祖国”。行军途中,这位花将军为严肃军纪,将一个企图调戏民女的骑兵斩首示众。但是,民女的风韵,使这位多年来从不狎近女色的将军也神魂颠倒了。将军终于情不自禁地去挑逗少女,而少女委婉地拒绝将军的纠缠,并以调戏民女要杀头的先例,告诫将军。但是将军却喟然地回答:“受了自己底刑罚的花惊定,即使砍去了首级,也一定还要来缠着姑娘,这倒是可以预言的事了。”这一次激战中,少女的哥哥不幸阵亡,将军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生死博斗的战场,由少女的哥哥马上联想到那个少女,并且想入非非。正在这时,吐蕃将领驰马逼近,突然飞起一刀,砍掉了将军的脑袋,应验了当初少女对将军的警告——将军也象那个被处决的部下那样,是因为对少女存心不良,结果丢掉了自己的头颅。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被砍掉脑袋的花将军,非但没有倒下马来,竟然还能策马来到少女身边。这充满传奇色彩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人的爱欲的本能对道德理智的冲击,从而显示了情欲能超越一切的强大力量。《鸠摩罗什》中的鸠摩罗什是个西域的僧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到长安传经,经不起一个叫孟娇娘的妓女的勾引,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终于由一个自信为“有定性”的大德僧人,变成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一个可憎的伪善者。小说通过人物性心理活动的描写,刻画了鸠摩罗什在“道”与“爱”之间所产生的内心冲突和二重人格。这两篇小说突出地描写了主人公的性欲冲动与客观环境、道德伦理、教义信仰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灵”与“肉”经过了一场痛苦的搏斗,在强烈的肉欲刺激面前,“灵”终于败下阵来,人的本能欲望终于冲破了道德蕃篱和佛门清规,在作品中得以正视和表现。这是人的自然天性向着虚伪的传统道德和宗教的禁欲主义的一次大胆的挑战,施蛰存小说中对于性欲的描写,象郁达夫《沉沦》一样,难免不遭人非议。其实,作家无非是试图以一种新的态度,用民主与科学的眼光来剖析和表现人的生命中所包孕的“性欲”问题。

   施蛰存另一篇小说《春阳》也是反映灵与肉冲突的作品。它取材于现实生活,与历史题材小说相比,更富于社会现实意义。小说主人公婵阿姨在未婚夫死亡后,为获得拥有三千亩土地的大地主独生子的财产继承权,她经过两天两夜的考虑,最后决定抱亡夫牌位成亲。翁姑死后,她一人当家,虽则怀疑巨额遗产究竟有何用,但还是视钱如命。因为这财产是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换来的。她看到昔日女伴愉快的婚姻家庭生活,羡慕不已。“当一种极罕有的勇气奔放起来”的时候,也曾想丢掉财产去结婚。然而,金钱的诱惑,族人的讥笑,传统观念的束缚,严重地压抑了她的正常的性欲需求,使她不得不过着清淡寡味、节俭禁欲的清教徒生活。她是个健康的女人,有着正常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所以,当她看到妻子、丈夫、孩子一家三口同桌共餐,一个文雅中年男子经过她身边想坐下又离去,年轻的银行职员热情的脸时…,都激发起她那被压抑了十几年的本能欲望——情欲的渴求。婵阿姨也经历了一场灵与肉的激烈博斗,本能的欲望最终还是敌不过金钱的力量和旧道德观念的力量。她心理上的这场情欲波澜没等溅起浪花就很快平息下来了。这位可怜的婵阿姨继续在那受压抑的独身禁欲的寂寞境遇里打发日子。作品写的是婵阿姨的悲剧,实际上也是社会的悲剧。就其思想意义来说,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人的朴素的自然本性,而且还有力地批判了旧中国的封建道德观念和资本主义的“金钱万能主义”。

   《梅雨之夕》被视为新感觉派的心理分析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篇小说,弗洛伊德色彩十分浓烈,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作品情节简单却能激起读者情感的浪花。在一个梅雨淙淙的黄昏,“我”(某公司的小职员)在回家路上偶然遇见一位没有带雨具的美丽的姑娘,并主动护送她。作品通过意识流的方法,以现实和梦幻交叉表现的方式,写了“我”与那位姑娘共伞并行时的一段心理历程。“我”本来有雨具,却不急着回家,而站在汽车站观赏乘客下车。当这位美丽的姑娘出现在眼前时,他准备归家的意念却受到潜意识的要求,而“退进在屋檐下”,并且“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欣赏着面前这样“一个美的对象”。尽管“我”在意识中一再地把这种行动蒙上了“同情”、“怜悯”的遮羞布,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心理辩解,实际是对他爱恋年青异性的潜意识的掩饰。此后,他终于还是重演了“担簦亲送绮罗人”的一幕。在送行途中,“我”产生了幻觉:以为她就是自己不时在夜梦和昼梦中出现的那个阔别七年的初恋的少女;路旁商店中一个女子在“我”的眼中忽然幻化为自己的妻,并在用着忧郁嫉妒的眼神看着她们两个人;“我”在想象着,在别人眼中,自己已成为她的丈夫或情人……。“我”那被压抑着渴求与这美丽的女郎亲近的无意识欲望,就是在这一系列幻觉中得到满足。作品中对潜意识的毫不遮掩的精细描绘,确实令人赞叹。“我”和姑娘共伞共行时,那由于举伞而手臂凌空却不知酸痛的忘情,那怕在途中遇见熟人而成为话柄的慌恐,那时而袭来的对自己妻子的内疚和对邂逅女性的丈夫的惧怕,这些多角度的意识流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弗洛伊德认为:“‘美’和‘吸引力’首先要归于性的对象的原因。”④“我”与姑娘萍水相逢,被她的“美”所深深吸引而鬼使神差地送上一程,表露出“我”对青年女子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对“美”的自觉追求意识。这就是作品要表达的思想。

   说起梦幻感觉和病态心理的描写,要数《魔道》最为突出。《魔道》中的主人公“我”在去友人陈君家度周末的火车上,看见对座有一位黑衣老妇人。“我”觉得这个老妇人很神秘、怪诞,幻想她一定是个老妖妇。由此展现了一系列的幻觉:看到车窗外隆起的土阜,幻想是某朝代某王妃的陵墓,里面石室里睡着身裹白绸的美丽王妃,并且想要去吻一下她那散发着奇冷的麝香味的嘴唇;到友人陈君家,又把玻璃窗上的一块黑斑幻化为跟踪而来的黑衣裙的老妇人,因而惊恐万状;回到友人家,吃蕃茄的时候,又觉得嘴里的红红的蕃茄就是陈夫人的朱唇,并幻想着同她接吻。可是第二天,当见到她抱了一只大黑猫时,这位美丽的陈夫人立时又幻化为黑衣老妖妇了。主人公的这些幻觉几乎贯穿全篇。幻觉中的“黑衣老妇”的魔影似乎无处不在。似真似幻的妖魔总是形影不离地出现在主人公的视野之内。这样的情节构思表面看来似乎是脱离了真实,但是就作品的社会价值来看,主人公奇特古怪的梦幻意识和怪诞的病态心理,正是特定的时代里的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主人公在幻觉中看到的是充满灾难、恐怖和敌意而又无法摆脱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必然会感受到疑惧、孤独、惶惶不安。精神上必然会受到压抑、摧残。作品以象征的手法,揭示出那个魔影憧憧的可怖世界的真相。这使我们初步认识了畸形社会和在畸形社会里生活着的畸形的人。

   施蛰存写梦幻的小说,较突出的还有《夜叉》和《狮子座流星》。前者写主人公在杭州瞥见船上一个白衣妖媚女人,心里“确然曾有过一点狎亵的思想”。由此引起他一连串的想象和幻觉,再加上古书上关于美女化为夜叉的传说和眼前的真实景象,混杂一起,而连缀成一个完整的白日梦。主人公就在这梦幻中实现着最初的愿望。后者写女主人公卓佩珊夫人因不生育,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原因在丈夫身上。她怀疑可能与丈夫发胖有关。回家路上听报童叫嚷说今夜有扫帚星出现。在车上她与一男青年挤在一起,觉得这男青年比自己丈夫能体贴人。回到家门口,听见巡警与其女友邻居姑娘调笑时说什么“女人看了扫帚星会生孩子”,于是,夜里她做一个彗星入怀的梦:她看见了那个大彗星,街上行人也驻足观看,其中有那位巡警和邻居姑娘,还有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还带了一个女人。丈夫却挤不见了,她讨厌丈夫太胖太笨。正在这时,一道强光,彗星从窗口飞入她的怀中,伴随着一声炸响,女仆进来贺喜。她用手摸摸腹部,冷醒了。原来那一声炸响,是丈夫把梳子弄到地下的声音,那道强烈的光,则是早晨射入屋里的阳光。作品中女主人公梦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生理的刺激,另一方面与她日间的生活经验也有关系。于是,生孩子的欲望,巡警的调笑,早晨的阳光,梳子落地的声音,便连缀成了这个梦。这篇小说写了病态社会里男女主人公的变态性感和变态心理,对于认识多变的社会和复杂的人生,具有一定的意义。

   《薄暮的舞女》写一位叫素雯的舞女,她不满于舞女的生活,有时想跳出火坑,幻想着有一个“家”,过上灿烂美好的新生活。她说:“我愿被人家牢笼在一个房间里,我愿意我的东西从此后是属于一个主人的。我愿意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唯一的人能时常进来。”可是她最终还是舍不得那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她曾想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可是一旦知道这个男人已经破产,她立即又去另寻新欢。《四喜事的生意》是写拉车夫的生活和心理。这个车夫贫穷、落后,他既恨那些有钱的人,又想发财,想女人。最后竟想入非非,因抢外国女人的钱财而被巡捕捉去坐班房。这两篇小说,是对都市下层小人物的描写,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都市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也揭示了二十年代在现代资本主义侵蚀下的病态社会的真相。

艺术上的因袭和模仿的不费心力,而探索和创新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茅盾说:“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继续他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也不是拘泥于单一的创作手法,他的以结构代替情节的抒情小说就是受了外国文学的启发而创作的。《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吸取了戏剧的某些写法,如时间、地点高度集中,通过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来抒情等。《兔和猫》与《鸭的喜剧》则取法于爱罗先珂写童话的笔法,即寄情于动物,以动物的喜怒哀乐来暗示社会人生。创作《野草》,他学习借鉴了波特莱尔、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表现手法。契诃夫的悲喜剧艺术创作方法(《一个小公务员之死》)给了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和启示,使他成功地塑造了阿Q、孔乙己等具有悲喜剧性格的典型人物。茅盾、老舍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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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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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社版》(赤峰)199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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