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昌:乡土的都会

——新感觉派小说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5-10-24 23: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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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昌  
婵阿姨是个十年前抱牌位结婚的中年妇女,住在上海远郊的一个小镇上,她来上海是要到银行取存款的利息。而当她在银行里得到年轻而又英俊的职员的微笑之后,她来到银行外的春天的太阳下,立刻就感觉到了太阳的“大”和“暖和”,这时的太阳就象征着她内心涌动着的生命力,即蛰伏了多年的“春情”被这“春阳”般的年轻人的笑所唤醒了。当婵阿姨再次回到上海银行希望再次得到那位年轻银行职员的微笑和热情服务时,却被年轻人称做“太太”。于是她一出银行的大门,就觉得冷。天色也变了,刮起了西北风,这时太阳的“失落”,其实就象征着婵阿姨“春情”的被扼杀和“都会的诱惑”的最后消失。其实,类似于此的象征主义手法在新感觉派小说创作中被屡屡使用,从而成为了新感觉派小说的一个显明的风格特征。

   都会的批判

   中国一向是有所谓的Town,即乡镇集市,而没有西方意义的City,即真正的大都会的。在文学表现上更是如此。通过对中国文学的历时态研究,我们发现,一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都会写作的生存空间。就是被不少文学研究者所认定为是中国都会小说写作的发端和成熟之作的新感觉派小说文本,其实也与真正意义上的,即为西方小说理论所定义的都会小说迥异其趣。当然,对都会小说的认定与评价我们并不能奉西方的理论标准为唯一的、绝对合理的准则。我的观点是,作为中国都会小说的发端之作的新感觉派,从其问世之初就具备了东方化的特征,这就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对都会文化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有时是金刚怒目式的吼叫,有时则是温良的讽喻。

   毫无疑问,新感觉派小说为我们描写了一种有别于传统乡土中国的都会生活,迷人的都会风姿,风流的都会女人,灯红酒绿的不夜城的生活,高速度的撼人感官的节奏,等等,都是前此中国文学所未曾写到的风景。如果要用一个主题意象来概括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特色和创作视角,我认为应该是穆时英笔下的“眼”。小说《Pierrot》是这样写的:“街有着无数都会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电影院的奸滑的三角眼,饭店的矇眬睡眼……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也展开了都会的风土画:植立在暗角里的卖淫女;在街心用鼠眼注视着每一个着窄袍的青年的,性欲错乱狂的,棕榈树似的印度巡捕;逼紧了嗓子模仿着少女的声音唱十八摸的,披散着一头白发的老丐……”正是在这样的“眼”(视角或者视域)的观照之下,都会生活才显露出了它的疲乏本相。

   穆时英在其小说《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那一段对都会风景的描写,在新感觉派都会小说中是带有经典性的意义的: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年红灯的高跟儿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红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会啊!年红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这是直觉和印象的世界,新感觉派对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都会的书写,表达得如此新鲜活泼,的确是开了都会写作的新局面。但在这种新局面的背后,却潜隐着中国文化(学)的传统血脉。

   钱理群等人认为,“作为一个海派都会小说家,施蛰存还有一点,即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应该说,这个论点是很有道理的。施蛰存在《梅雨之夕》中描绘了人的复杂的性心理的本质,有时不惜将其荒谬性表现无遗。在《善女人行品》集子中作者通过性心理的描绘开始重点拷问人性问题,从而为作品增添了某种批判性的思考。而在抗战前一年出版的《小珍集》里,作家对畸形的社会的批判出现了火辣辣的气息。《汽车路》在都会文明危及农村经济的题材中点染出作家对于文化心理的纵深开拓,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城乡对立中,作家总是潜在或者显在地站在乡土文化的立场,这种对于乡土中国的眷恋直接导致了他对于都会文化所持的批判立场。

   刘呐鸥在《礼仪和卫生》、《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游戏》等小说中,已经流露出作家对都会中畸形情爱的厌恶之情,他在小说里用的是一种貌似客观的“零度写作”方式,而其实却“自将褒贬寓于其中”。他的小说《杀人未遂》则有着深刻得多的意味包含于其中,属于罗君的一场白日梦和一次杀人未遂,尽管作家用的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在讲解,而我们却可以从那位穿着橙黄衣衫的,“没有温的血,没有神经中枢,没有触角,只有机械般无情热躯壳”的女子身上,感受到生活的寒意;从妻子对罗君日复一日的粗暴冷酷中,我们不难读出更多来自生活的恐怖。都会的高楼林立,都会的日新月异,都会生活的冷漠无情,都会生存的残酷倾轧,都会男女的喜新厌旧,都会情感的飘浮不定,等等,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尽情的描写和充沛淋漓的表现。然而,根据我的阅读体会,从中却还是无法抹去都会人灵魂深处的那种惶恐不安,却还是无法消除充斥于都会生活中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风景》体现了作家的另外一种追求,即从都会生活中逃离出去,回归乡村。当然,这种追求的结果,赢家还是都会,乡村是命定的失败者。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中读解出作家的倾向性与内心的终极取向。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个少妇,她“那男孩式的短发和那欧化的痕迹明显的短裾衣衫”,证明着她来自都会,留有都会生活的印迹,“她那个理智的直线的鼻子和那对敏活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却又是在世俗化的都会里无法寻找到的。她的搭上早车,为的是“学着野蛮人赤裸裸地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面对着懦弱卑怯的男同伴燃青,她大胆地,“像是把几世纪来被压迫在男性底下的女性的年深月久的积愤装在她的口里和动作上”。对于乡村生活中所习见的原野、小河、茅舍、石桥、柳树、古色苍然的颓墙、扬着白帆的小艇、秋初阳光下的向日葵、粉头的鸟儿、骑在小驴背上的乡下姑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位少妇所深深喜爱的。她对于纠缠于公务的丈夫就地“找个可爱的女人”共度周末,表示着宽容的同情;在小镇旅馆里,她忽然抱着燃青,在他唇上留下蛮猛的吻;她穿着“高价的丝袜”踏着草地爬土丘;她讨厌“机械般的”衣服,而“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只留着一件极薄的纱内衣”……这一些,都说明她就是自然之子,然而,这种自然之子却终究是有所保留的自然之子,她为着摆脱厌倦和烦乱而逃出都会,但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抵御来自都会的压迫。作家所深藏的悲哀和无奈是显而易见的。刘呐鸥对都会内在的厌恶不仅表现在故事文本中,就是在对都会景物的描写中也时常可以见出他的情感向度。例如《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有关赛马场的一段描写文字;《礼仪和卫生》的第一段文字:“玻璃窗外,一片受着反照的光亮的白云,挂在对面建筑物的钟楼头。从邻近栉比的高楼的隙缝伸进来的一道斜直的阳光的触手,正抚摩着堆积在书架上的法律类书。客人走后的办事室里是静寂支配着的。暖气管虽早就关了,但是室内的温度仍然是蒸杀人一般地温暖。就是那从街上遥遥地传上来的轨道的响声也好像催促着人们的睡气一般地无力气。……”由此可以见出都会场景的令人厌恶的死气。

   穆时英是以“新感觉派圣手”的名望活跃于中国30年代的文坛的。在他的笔下,上海的各色人等,罗曼蒂克的布尔乔亚小姐,克莱拉宝似的都会女郎,寄生于都会娱乐场所的供人玩弄的舞女,左右逢源的都会交际花,投机的企业家,残酷的情爱斗士,追欢逐爱的大学生,等等,无不活灵活现。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精力充沛,是都市生活的当之无愧的主人,然而在穆时英的行文中,我们却不难读到作家对他们含着悲悯的同情。他们普遍地被都会的虚无空气包裹着,他们统统都是被都会目迷五色的魅力玩弄得精疲力竭的失败者,是被都会生活中的滚滚红尘遮蔽住眼睛的失明者。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曾有过令人惊奇的感叹之辞:“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上快乐的面具的。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对都会生活中的人和事作这样的理解和阐释,其实在作家的早期作品,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就有了明显的情绪痕迹。这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就是作家日后“小丑”系列的“元典”和“原型”,他自称是“女性嫌恶症”患者,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女人的心,霉雨的天气,不可测”,甚至在接吻的时候,还是无法驱散“上当吃亏”的感觉,然而命运让他又一次扮演了一颗“朱古力糖”,“被吞下又排泄出来”。因此,命运让他再一次领教了被当作消遣品的悲哀。即使在他“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时候,即使在他下定决心将女人看成“手杖一根”的时候,都会的诱惑还是向他伸出了贪婪的舌头。他凝望着:她“像秋天的落叶似的,在斜风细雨中,回过脑袋来,抛了一个像要告诉我什么似的眼光,于是低低地,低低地,唱着小夜曲的调子,走进柳条中去了”。在这里,作家的诉说分明有一种对于都会生活情感的体验和对于都会人生存状况的悲悯与同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是破了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恋大学生郑萍、失业青年廖宗旦、日渐老去的交际花黄黛茜、学无所成的莎士比亚研究者季洁,他们都是都会生活中的失意者,虽然素昧平生,素不相识,却都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来到了夜总会。他们狂舞乱喝,在短暂的忘却之中醉生梦死。在这片刻的欢愉之中,他们似乎可以忘却白日的痛苦了,然而,就在他们无节制的放纵笑声中,传递出来的却是对于生活的惊悸不安,种种讨厌的焦虑“悉悉地响着,每一秒钟像一只蚂蚁似的打他心脏上面爬过去,一只一只地,那么快的,却又那么多,没完结的——”。没有明天,没有未来,这就是穆时英笔下都会人类的共同特征。因此对于胡均益的枪声,对于剩下四人的满贮倦怠的送葬足音,我们也决不能简单地用消极反抗的心态来读解,其中其实真真切切地诠释着作家对于他笔下的现代都会的某种悲观情绪,这是属于都会生活的特有的悲怆感觉。

   现代的,同时也是传统的

   新感觉派小说对于笔下的都会生活采取了上述批判立场,根源仍然在于其与传统中国文化、文学的根深蒂固的血脉关联。

第一,新感觉派小说在借鉴西方创作技巧时采取了东方化(本土化)立场。以施蛰存为例,他钟情于英国浪漫派诗歌和美国意象派;作为一个作家,除了弗洛依德学说之外,田山花袋的自然主义和爱伦坡的神秘主义都给他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就心理分析小说而言,对他影响最深最直接的,则应推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显氏擅长于以性爱为主题来表现维也纳的生活场景,擅长采用心理分析方法和内心独白形式来刻画女子的性爱心理。施蛰存在借用其创作方法时认识到了显氏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说行为”,而是“注重在性心理分析”(注:刘大杰:《苦恋?序》,中华书局1932年版。)之上。就是这一观念将显尼志勒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从自然主义的泥淖中解放出来,从而赋予其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施蛰存在“借鉴”、“移植”显氏创作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独创。施蛰存在谈到他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时说:“我感到对一些新的创作方法的运用既不能一味追求,也不可一概排斥,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加强主题,就可拿来为我所用,不过有一点不能忘却,这就是别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是在写反映中国国情的作品。如果在创作中单纯追求外来的形式,这是没有出息的。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认真吸取这种‘进口货’中的精华,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随后才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创作出既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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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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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武汉)200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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