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受难者和暴君(2006修正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5 次 更新时间:2006-04-01 09: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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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进入专栏)  

  

  如果贴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难者的遭遇,会使得人们看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文革部署和策略,也看清他个人心理的阴暗和狠毒。他的最后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两名最高权力圈子中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也杀死和迫害了无数的普通人,如中小学教员,还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泽东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难者连在一起。

  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清华大学有52人被害死,北京农业大学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36人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学有三人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学有四人被害死。北京宽街小学有三人被害死。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职员的乡村初中,有两名教员被害死。还有更多的人虽然活了下来,但是遭到各种折磨和侮辱。迫害和杀戮,遍及全国。

  毛泽东在1976年死去。他死去两年之后,新的领导人小心谨慎地开始给文革中被戴上各种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举行了一系列的“骨灰安放仪式”,虽然仪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为受难者根本没有被准许留下骨灰。大批当年给教职员定罪用的档案材料被烧掉。北京第八中学烧掉了整整两大麻袋纸片,别的学校也类似。此外,一千多万被送往农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终于被准许回到父母身边。

  这场“平反”还一直延伸进1957年甚至更早的时期的迫害。上百万“右派分子”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从监狱和劳改农场回到家中。一些在1950年代初就被枪毙了的人的家属,也收到了给他们死去多年的亲人“平反”的通知书。这个情况,很像在斯大林死亡后,赫鲁晓夫对大批劳改营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泽东不死,这种“平反”是怎么都不可能发生的。

  在1979年前后发生的,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平反”活动。有数千万人得到了各种平反。应该指出,邓小平和胡耀邦,在这场“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绩。也应该指出,这场“平反”的人道主义功绩之所以那么大,首先是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场场迫害和虐杀的规模太大太大。

  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在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的实际行动的同时,也立即制造了一套关于迫害和虐杀的“理论”,也就是一套“解释”。他们的理论主要有两点。

  一点是,文革的罪责被归结给林彪和“四人帮”。在所有的文革后发出的正式“平反”文书中,千篇一律地写有“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林彪和四人帮当然对文革中千万人的悲惨遭遇负有极大罪责。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泽东的副手即帮凶。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公开谴责这一点。多年来人们一直只有听任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实际意义,是分割开了毛泽东和受难者的关系,摆脱了他的罪责。

  另一点是,他们把文革对人的大规模的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错案”是正常司法制度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大系统中的失误的个别例子。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发生的是有理论有设计有组织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预先指定的群体,迫害者则是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统治者。例如,1966年8月打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红卫兵暴行,能用“冤假错案”的说法来诠释吗?这种说法的作用时可以缩减整体文革的罪恶,同时涂白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罪责,首先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责。

  实际上,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并没有真的把那些案件当作“冤假错案”来改正,他们也当然不会相信文革只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他们只是从他们的政治计划的需要出发这样说,并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反复这样的两个理论。至于中国的普通人,长期生活在食品匮乏、服装破旧、住房缺乏的贫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斗争”的恐惧之中,生活在一千多万青年人被迫离开父母远去农村的无助绝望之中,总算等来了毛泽东的死亡以及因此发生的生活转机,不能不用阿Q精神来看待这样两个新谎言:只要能改变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对怎么解释文革何必费心呢。再说,老百姓也绝无权利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

  由于看到斯大林虽死但是其影响犹在,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过一首诗说,要检查检查斯大林的坟墓里是否有一架电话,半夜里他还在那儿发号施令。中国的情况不同。毛泽东不需要暗连的电话。毛泽东的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巨幅画像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难者们的名字成为禁区,不能印刷在报纸杂志上,也不准展示在电脑网络空间中。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当暴君不予受难者安息之地的时候,应该让他安息吗?

  所谓“暴君”,是一种老式的说法。在现代的司法正义体系中,这种人应该是罪犯的一种,是“群体灭绝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种因其有大权力而犯下大罪恶的特种罪犯。在千万受难者和一个暴君的对立中,虽然现在仍然是暴君占据了权力的上风地位,但是在历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终将被审判。

  

  作者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文革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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