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所谓国体:宪法时刻与梁启超的共和再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3 次 更新时间:2015-10-22 21: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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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 (进入专栏)  

  

  

   摘要:  中国1915年的国体之争,既是一场宪法危机,也是中国的宪法时刻。在宪法必须出场的背景下,梁启超通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从宪法的层面论述了共和国体不容颠覆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对国体问题的阐述,对于中国的宪法与政治产生了“共和再造”的效应。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国体思想,对于百余年来中国的宪法理论、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也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国体 政体 梁启超 共和 宪法

  

   引言:重温1915年的“宪法时刻”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以一篇文章闹垮一个王朝的稀奇事。这篇文章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下简称《异哉》),[1]那个被闹垮的王朝就是袁世凯的洪宪王朝。宣称洪宪王朝是梁启超的这篇文章闹垮的,是出自唐德刚的一种说法。唐德刚写道,梁启超的“这篇宏文于1915年9月3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就烧遍全国。国人对帝制的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一下便被摔人谷底,袁世凯本人也灰溜溜的,无面目见人。”就这样,梁启超“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2]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史家的一种修辞。仅凭一篇文章,实在不足以闹垮一个王朝。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对于洪宪王朝的覆灭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评论。譬如,有论者认为,“《异哉》一文的要害是反对变更国体,即反对在共和制下改行帝制,是一篇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檄文,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3]也有论者认为《异哉》就是“反对帝制的一面旗帜”。[4]蔡愕作为《异哉》的当事者与见证人之一,当然也对《异哉》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所言乃“全国人民所欲言、全国人民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5]蔡愕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护国战争是很难发动起来的。

   但是,在如何评价《异哉》的问题上,学界还有与上述评价完全不同的声音。譬如,有论者认为,《异哉》表明,梁启超“比任何人都更痛心中国君主政体的覆灭,比任何人都更想在中国恢复君主政体,也比任何人都热望今大总统袁世凯黄袍加身,登基称帝。同时,他还为袁世凯设计了一条最理想的帝制之路。只要袁世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方案去做,不久的将来,全国亿兆子民就会把皇冠奉送到他的面前。他劝袁世凯不必着急,创造条件,稳扎稳打地迎接这个良辰佳节的到来。”因此,梁启超“不是什么反帝制派,而是货真价实的帝制派,他不是主张清室复辟的旧帝制派,而是倡导袁世凯称帝的新帝制派。”[6]还有论者认为,在筹安会成立之后,“蔡愕几次由北京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二人分析局势,一致认为袁世凯在此时称帝会使革命党人得逞,颇属危险。于是由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劝袁缓称帝。有人说梁的这篇文章举起了反对帝制的旗子。文章根本没有反对帝制,通篇所谈都是现在变更国体不合时宜。作者并不隐讳自己对共和制的痛恨和对君主制的留恋”,概而言之,“这篇劝袁缓称帝的宣言,代表了梁、蔡的共同政治主张。”[7]这两种观点虽然略有不同(前者把《异哉》视为“新帝制派”的宣言,后者把《异哉》作为劝袁暂缓称帝的宣言),但都认为《异哉》不反帝制,而是一篇拥护帝制的文献。

   在上述两类截然对立的评价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异哉》存在着很多“歪理”与“谬论”,不过,“《异哉》一文虽然‘歪理’很多,‘谬论’丛生,然而整个文章的立脚点决不是鼓吹帝制,而是反对变更国体、反对复辟帝制。有趣的是这些‘歪理’和‘谬论’也都是为了阐明这个立脚点的。就‘歪理’而论,很多是应该加以批判的”—譬如,《异哉》“把革命家与阴谋家相提并论,当然是不正确的”,就是一种“歪理”与“谬论”。[8]还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确确实实在反对袁世凯,确确实实在反击猖獗一时的复辟封建帝制逆流,不过这种反对和反击有着自己的逻辑,而非其他各派反袁势力的逻辑。……至于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那段劝袁励精图治之后再称帝的话,与其说表现了梁启超反袁的不彻底,倒不如说是对袁的一种虚与委蛇。”[9]按照这种评论,《异哉》一方面在反对帝制,另一方面似乎又在跟袁世凯欲拒还迎。

   以上几类不同的评论,几乎都出自历史学界,几乎都是关于《异哉》的史学评论,讨论的焦点都在于:《异哉》是否反对帝制,梁启超是否反对袁世凯。这些论述当然具有史学价值。但是,《异哉》不仅仅是一篇历史学方面的文献,它同时也是一篇法学文献,尤其是一篇宪法学文献。因为,《异哉》的主题是国体问题,它是一篇论述中国国体问题的重要文献。而且,《异哉》还不是一般地、抽象地论述国体,不是关于国体的空泛之论,而是旨在解释中国语境下的国体,尤其是解释1915年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的中国国体。按照美国学者阿克曼(Bruce Ackerman)关于“宪法时刻”的说法,[10]1915年可谓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时刻”,甚至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紧张的宪法出场的时刻。考诸近现代中国历史,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宪法以如此戏剧性的场景登临中国政治舞台,都是空前绝后的。

   也许有人认为,1915年的洪宪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确实,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只存在了83天,转瞬即逝,没有取得“成功”(似乎也不大可能“成功”),袁世凯似乎闹了一个政治笑话,成为一个可笑的政治人物。但是,即使是一场“闹剧”,在闹剧的背后,也有值得索解的思想存焉。梁启超的《异哉》,就是对这场“闹剧”的严肃解说、现场解说、法理解说。由于梁启超的解说体现了孔子所说的“见之于行事”的风格与旨趣,[11]是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反映了1915年中国宪法的现实焦虑,有效地影响了中国政体和中国宪法的走向,这就使得《异哉》不仅具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同时也具有永恒的思想意义、理论意义。

   如果把1915年视为中国的一个“宪法时刻”,视为中国宪法出场的特殊时刻,那么,从1915年至今(2015年),在经历了整整百年之后,我们应当怎样评说百年前的“宪法时刻”?清人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2]同样的道理,对于国体思想,也当于百年前后论沉浮。在《异哉》经历了百年的沉淀与淘洗之后,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异哉》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所谓国体”,到底何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催促下,有必要在百年后的今天再读《异哉》,重温百年前的宪法时刻,回顾“所谓国体问题”的中国语境。

  

   一、语境:《异哉》的政治背景

   《异哉》不是一篇孤立的学术思想文献,不是象牙塔内的产物。对《异哉》的阅读与理解,应当置于1915年的宪法语境中,应当看到催生《异哉》的政治背景。

   那么,《异哉》因何而写?对此,梁启超在《异哉》的开篇处就有交待:“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例?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已于言也,乃作斯篇。”这几句话,相当于《异哉》的序言或引言,交待了《异哉》的语境。那么,梁启超此时所闻见的“甚嚣尘上”的人与事,都是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1859 -1939) 1915年8月3日发表的《君主与共和论》,杨度等人同年8月14日宣布成立的筹安会,[13]以及,杨度发表的《君宪救国论》。不过,在梁启超写作《异哉》之前,很可能没有看到《君宪救国论》,很可能是在写出《异哉》初稿之后,才看到了《君宪救国论》,因此又在《异哉》的末尾,增加了一段专门针对《君宪救国论》的评论。

   从写作时间来看,《异哉》大约是在1915年8月21日完成的。因为,在梁启超1915年8月22日写给长女梁思顺(令娴)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吾不能忍(昨夜不寤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汤觉顿)带人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者。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能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14]这里的“论国体问题”之文,就是《异哉》其文。写作《异哉》,就在于批判“此辈鬼蜮”复辟帝制的行为。

   “此辈鬼蜮”就是袁世凯父子及其“筹安会”。在1916年的《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梁启超回顾了当时的政治背景:

   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低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而冯将军国璋遣人来言,谓此问题已有发动之兆,相约入京力争。六月遂北行,往京旬余。晤袁氏数次,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冯将军据以宣布于各报,谓此议可暂寝矣。乃仅阅一月,遂有筹安会之事,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5]

   其实,袁世凯变更国体的征兆,早在1914年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当时,梁启超还担任民国政府币制局的总裁,但在政治上,已经很难有所作为。梁启超如此写道:

   民国三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阴历端午节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正值冯华甫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窝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16]这段话比较全面地交待了《异哉》的写作初衷:为“讨贼”而写,旨在维护中华民国。作为护国运动的参与者,时人周善培也从自己的角度述及《异哉》的写作背景:

   甲寅(一九一四),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立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我也把我在《论语时义》中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现在逐步快实现了的见解告诉任公。等到乙卯(一九一五年),筹安会问题一发现,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两人就进一步合作起来,计划如何讨袁了。[17]

   在这段文字中,周善培认为《异哉》是梁启超早就预备好的。不过这恐怕只是他个人的猜测,或者说,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先见之明—因为他在《论语时义》中早就预测到袁氏的企图,早已把袁氏的野心告诉了梁启超;而且,讨袁也是他与梁启超两人“进一步合作起来”的结果。

以上史料表明,梁启超写作《异哉》,绝不是为了解决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为了应对一个严峻而迫切的政治现实问题:如何维护共和国体,如何防止共和国体被颠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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