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所谓国体:宪法时刻与梁启超的共和再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15-10-22 21: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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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了君主国体在中国的终结。自此以后的一百年里,中国人不再纠缠于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也没有人再试图颠覆共和国体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可以证明,在1915年中国宪法所面临的十字路口上,《异哉》的思想指向,代表了中国国体以及中国宪法的实际走向。这是《异哉》所产生的现实的、同时也是永久性的政治影响。

   在宪法理论与宪法学说层面,自《异哉》之后,国体以及与国体相关联的政体,成为了我国宪法学的核心概念。[57]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承认“国体”的概念,以及国体与政体的差异,毛泽东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的‘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58]毛泽东关于国体及政体的论述,具有承上启下或继往开来的枢纽作用。

   就“承上”或“继往”的方面来看,毛泽东的国体思想上承梁启超,受到了梁启超国体思想的影响,尤其受到了《异哉》的影响。对此,萧延中的研究认为,毛泽东早年受梁启超的影响较大,譬如,针对梁启超的《新民说》第六节“国家思想”,毛泽东曾写下一段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除此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毛泽东也直接受梁启超影响,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与梁保持着同一性。……毛泽东当时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通过学友会,把那时梁启超等人所写的反对帝制的文章,翻印成小册子,题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到处散发,以梁为旗帜从事反袁活动。”[59]毛泽东此时散发的小册子,主要就是《异哉》一文。这就是说,《异哉》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论述,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构成了毛泽东国体与政体思想的主要渊源。

   就“启下”或“开来”的方面来看,毛泽东关于国体及政体的论述,直接支配了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中国宪法文本与中国宪法理论,尤其是支配了宪法学中的国体理论。在宪法文本中,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关于国体的规定,因为它规定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毛泽东国体思想的具体体现。第2条规定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第3条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是关于政体的规定,因为它规定了“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故而是毛泽东政体思想的具体体现。我国《宪法》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规定,并非始于1982年《宪法》,而且始于1954年《宪法》。在国体与政体问题上,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是一脉相承的。

   在宪法理论上,在20世纪80年代,宪法学者对1982年宪法草案的解释,就以国体与政体作为基本的解释框架,并认为,“国家政权包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间题。它的内容是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它的主要形式是政体,即统治阶级用以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两者中国体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问题。”[60]这种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论述,直接沿袭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20世纪90年代,国体与政体构成了宪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因为,“国家主权的归属和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无疑是一国宪法最根本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国家主权的归属和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实际上亦即我们所说的国体与政体。”[61]这同样是对毛泽东国体政体思想的延伸。21世纪以来,学术界依然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框架下讨论国体与政体。譬如,“国体与政体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和反映国体。”[62]再譬如,“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标志”,“工农联盟为基础及以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之一”,[63]等等。

   在今日中国的宪法文本、宪法实践与宪法学说中,关于国体的具体内容,早已超越了《异哉》的视界,因为,《异哉》所面对的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之间的纠缠,在1915年虽然惊心动魄,牵动朝野,但在百年后的今天,已是尘封已久的历史。当代宪法关于国体的规定,以及当代学者关于国体的阐述,基本上都是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作为轴心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关于国体与政体的思想受到了梁启超《异哉》一文的直接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梁启超在《异哉》中阐述的国体思想,同样是当代中国宪法文本、宪法理论的思想渊源。

  

   结语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百年以降的中国学术演进史上,国体及政体作为一对宪法学范畴,主要是由梁启超的《异哉》奠定的;至于国体及政体在今日中国的具体内容,则主要是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奠定的。但是,毛泽东的国体及政体思想,同样受到了梁启超及《异哉》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看,梁启超的国体思想通过毛泽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挥,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宪法文本、宪法实践与宪法理论。因此,如果要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所谓国体问题”,不能不回溯至百年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宪法学说中的国体理论,既有助于在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重建,也有助于凸显国家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国家身份的自我确认。正如一个人需要不时地“认识你自己”,一个国家也需要不断地“认识它自己”。追问一个国家的国体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回答: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哪些国家是跟这个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哪些国家是跟这个国家相异的国家?通过划分国家类型,通过国家之间的求同与辨异,既是建构国际政治秩序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国内政治整合的方便之门。

   所谓国体问题,并未远去,值得认真对待。

  

   注释:

   *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1]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0-2905页。本文引证《异哉》之处较多,为了行文简洁,下文中凡是引自《异哉》的文字,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2]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89页。

   [3]刘振岚:《试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的内涵与要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1页。

   [4]曾业英:《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真义何在》,《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51页。

   [5]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

   [6]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03页。

   [7]杨维骏:《蔡愕的政治倾向》,《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90页。

   [8]谢本书:《梁启超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第54页。

   [9]元青:《也谈〈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真义》,《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2期,第64页。

   [10]阿克曼说:“一个关键概念是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它要持续十多年,而非数日或数月。宪法时刻的标志是不断升级的群众运动,要求根本性的变革。”[美]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3页。

   [11]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的原话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12](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杨勇军整理,上海书店2011年版,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第1页。

   [13]筹安会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详见注[2],第166页。

   [1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0 - 721页。

   [15]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8页。

   [16]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梁启超全集》(第1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5页。

   [17]周善培:《谈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9-130页。

   [18]参见李育民:《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人文杂志》2013年第6期,第71页。

   [19]参见王韬:《张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20]关于国体概念在清末民初的萌生与流变,参见范贤政:《“国体”、“政体”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分化》,《学术研究》2014年第3期,第40-45页。

   [21]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14页。

   [22]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23]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2页。

   [24]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页。

   [25]同注[24],第1714页。

   [26]梁启超:《宪政浅说》,《梁启超全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7页。

   [27][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28]不过,凯尔森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我国的一些学者看来,民主与共和并不能等同,民主制与贵族制并不是共和制的两种存在形态,共和制有其特定的含义。参见苏刚:《为“民主”减负,为“共和”正名》,《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31页

   [29]同注[26],第2058页。

   [30]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梁启超全集》(第8卷),第2434页。

   [31]同注[26],第2057页。

   [32]同注[30],第2437-2438页。

   [33]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梁启超全集》(第9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5页。

   [34]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美]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李茂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62-164页。

[35]萨维尼认为:“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远古的时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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