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昌 饶嵎:穆时英小说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8 次 更新时间:2015-10-22 20:25:04

进入专题: 穆时英   新感觉派  

吴立昌   饶嵎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穆时英和刘呐鸥、施蛰存等人,由于创作风格不少方面的趋同,已形成一个创作群落,被文学史家目为一个流派,或曰“新感觉派”,或曰“现代派”,或曰“心理分析派”,或曰“现代都市小说派”,他们融合了海派文学诸特点,所以,穆时英小说属于海派文学之列,已是不争之实。

     (一)

   穆时英1912年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上海某银行高级职员。10岁时,他随父迁居上海,读中学时即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15岁时,父亲做股票破产,家道中落。穆时英开始品尝到人间沧桑、世态炎凉的辛酸滋味,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1929年,穆时英进入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据说,他上钱基博先生的课,每学期成绩皆不及格。“他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水平,低得有时还不如一个中学生。直到1932年,他的小说里还把‘先考’写成‘先妣’,原来‘考妣’二字他还分不清。”〔1〕。穆时英的兴趣和才能显然不在此处,他关注的是外国现代派文艺,着迷于现代小说技巧的“试验和锻炼”。1930年2月,他的处女作《咱们的世界》面世,便得到好评, 产生较大反响。此后5年间,他连续出版了《南北极》、《公墓》、 《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4部短篇小说集。后三部写法上的创新, 使穆时英赢得了“新感觉派圣手”美名。

   1933年夏,穆时英大学毕业。不久,父亲去世,家境更差,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思想日益消沉,经常出入歌台舞榭,沉溺于声色犬马。1934年,穆时英任《晨报》文艺副刊《晨曦》的编辑。这是一张潘公展控制的报纸,所以穆时英此举被普遍认为是靠拢国民党。接着,他又进入上海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更引起文坛非议。1935年,黄嘉漠、刘呐鸥等左翼电影界发生“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的争论,一向不介入派别之争的穆时英此时也卷入进去,发表了《电影批评的基础问题》、《当今电影批评检讨》等文,鼓吹“艺术快感论”,声称电影的社会价值“决定于艺术价值”,反对电影的政治倾向性,同时提出“电影批评走向艺术批评的大路”的观点,认为左翼电影存在严重的“伪现实主义”、“意识检讨中心主义”倾向,由此遭到左翼影坛的强烈反击。从此,人们心目中的穆时英,确乎成了国民党的一名御用文人。

   1936年4月,穆时英因家事赴港,原只准备呆两星期, 但结果却住了近两年。他四处谋职,生计颇为窘迫,而对故乡上海的思念也日甚一日。1938年,他在《怀乡小品》中诉说到港后差不多有7个月, 每晚做着同样的思念上海的梦,“八一三抗战开始,为了埋葬在流弹和一千磅爆炸弹里边的上海,连梦也没有了,日夜为故乡的人们担心着。”最后,作者这样祈祷:“家乡的人们啊,愿汉民族的精灵保护人们的祖国并保护你们。”1939年3月,穆时英与许地山、 戴望舒等一起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大会。同年11月,离港返沪。1940年5月,穆时英主编《国民新闻》等汪伪报刊。旋于6月,在上海租界遇刺身亡。关于他的死因,一般认为是国民党特工对汉奸的惩处。但1973年香港《掌故》月刊有人撰文,说穆任伪职,乃系“中统”派遣,且作者是当事人之一,所以穆时英是遭“军统”误杀,“成为双重特务制下的牺牲者”〔2〕。根据穆时英滞港期间的言行和当事人的言之凿凿, 此说似更有理。

     (二)

   最早发现穆时英文学才华的,是《新文艺》主编施蛰存。他读完《咱们的世界》后,很惊讶,认为“整篇小说都用地道的工人口吻叙述工人的生活和思想,这种作品在当时的左翼刊物如《拓荒者》、《奔流》等也没有见过”(《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接着,《黑旋风》、《南北极》等亦相继问世,引起文坛广泛注意,“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尖子”(同上)。时值左翼文坛倡导“普罗文学”和“大众化”,穆时英的这些小说以民间口语,写社会底层的苦难和抗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较成功地实践了左翼文坛的创作主张。《新文艺》2卷2号“编者的话”说,“有些读者因此表示对于普罗小说的前途的乐观”。《现代》2卷5号有关《南北极》的出版广告称其使用“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语汇”,替大众化文学开创了一种“简洁、明快、有力”的“新形式”。可见,初出茅庐的穆时英,是以“普罗作家”的姿态出现于文坛的。

   《南北极》中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自述口吻,叙写严酷的阶级压迫,表明社会上下层的对立就像地球的南北两极那样不可调和。小说的主人公,如“黑旋风”老牛(《黑旋风》)、海盗李二爷(《咱们的世界》)、流浪汉“小狮子”(《南北极》),都是上海滩底层的烈性汉子甚至是黑社会人物。他们襟怀坦荡,骁勇强悍,且又嗜杀成性,满身江湖味、绿林气。他们对上层的反抗叛逆,完全出自本能的贪欲和情欲,结果必然沦为盲目的憎恨,不顾一切的破坏,自私自利的占有。当年左翼批评家曾指出穆时英具有“浓重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十足的中国式的流氓意识”,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这类评语大抵确切。然而,《南北极》一书艺术上的成就亦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语言方面。那种粗野而带点猥亵的口语,既符合人物个性身份,又传达出纵横奔逸的笔意。钱杏邨在《1930年中国文坛回顾》中谈到《南北极》时说,“作者表现的力量是够的”,“熟习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习的语汇,以这样的文字技术去描写正确的新题材是能适应的。”朱自清在《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一文中,也热情肯定在语言上“念起来虎虎有生气”,跟“前几年的标语口号文学”相比,“这里面有了技术,所以写出来也就相当有效力了”。

   《南北极》之后,穆时英的眼光似乎开始转移,不再专注于社会底层,更多地流连于夜总会、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都市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霓虹灯的节奏,捕捉都市人纤细复杂的感觉。30年代畸形繁荣的上海,一面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一面又是人与人之间因生存竞争而产生的虚伪与隔膜、感情生活的拜金主义、成功与失败瞬间即变的人生无常,这类人生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和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的思想情绪是相通的。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同时由于朋友刘呐鸥对兴起于20年代中期的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大力译介和创作实践,穆时英很快就成了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当时有人曾这样描写他:“满肚子崛口大学式的俏皮语,有着横光利一的小说作风,和林房雄一样的创造着簇新的小说的形式,这便是穆时英先生的内容。”〔3〕然而, 穆时英的小说并非日本新感觉派的中国翻版。日本新感觉派本身也是移植欧美现代派的结果,所以影响穆时英的,还有欧美现代派。 (《公墓》等后3本小说集,就是在日本和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用另一种笔墨写出的“完全不同的小说”(《公墓》自序》)。因而,在人们看来,穆时英前后期小说风格之差异,也有如南北极相距之遥。这种变化似乎很突然,正如他自己所言,“被别人视为不可能的事,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也成了别人非难我的原因。”(同上)当时是他创作盟友的施蛰存,后来这样解释他的变化:“他连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没有,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生活体验。他之所以能写出那几篇较好的描写上海工人的小说,只是依靠他一点灵敏的摹仿能力。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创作方法都是摹仿,不过他能做到摹仿得没有痕迹。”(《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穆时英是在不经意中写出了“普罗小说”,又在不经意中暗合了“文学大众化”的口味。他说:“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南北极》改订本题记)。他并不赞成“大众化”的“普遍、明白、晓畅”的原则(《说话与天真》)。故穆时英自己不承认这种创作的前后期变化,声称“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却是同时写的——同时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写完全不同的文章”,并说“这矛盾的来源,正如杜衡所说,是由于我的两重人格”(《公墓》自序)。穆时英还在《我的生活》一文中吐露心曲:

   因为是那么复杂矛盾的生活,我的心理、人格也是在各种分子的冲突下存在着。我是顶年青的,我爱太阳,爱火,爱玫瑰,爱一切明朗活泼的东西,我是永远不会失望、废倦、悲观的。对一切世间的东西,我睁着好奇的同情的眼,可是同时我却在心的深底里,蕴藏着一种寂寞,海那样深在的寂寞,不是眼泪或叹息所能扫洗的寂寞,不是朋友、爱人所能扶慰的寂寞,在那么的时候,我只有揪着头发,默默地坐着;因为我有一颗老了的心。我拼命地追求着刺激,使自己忘了这寂寞,可是我能忘了她吗?不能的!有时突然地,一种说不出的憎恨,普通的对于一切生物及无生物的憎恨;我不愿说一句话,不愿看一件东西,可是又不愿自杀——这不是怯懦,因为我同时又是挚爱着世间的。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均衡、没有中间性的人。

   这段独白足可表明穆时英创作心态的矛盾和分裂。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创作新感觉派小说的同时,也能写出不少取材于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具有一定写实成分的作品,其中人物多是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的贫民,如流浪的卖艺人(《莲花落》)、瞎了眼的老乞丐(《街景》)、沦落都市的农村少女(《本埠新闻栏编辑室一札废稿的故事》)。尤其是《田舍风景》一篇,作者的视域已经延伸到穷乡僻壤,描绘出田园的凋敝与忧愤。只不过经多方“实验与锻炼”,作者更多选择了适合于自己的重视感觉、讲究象征、铺陈意识流动的新奇话语。这跟《南北极》那种写实的大众化的话语相比,差别自是很大。

     (三)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形成了物欲膨胀、人性异化的生存环境。孤独感、压抑感、心理变态、精神危机,组合了“都市陌生人”的多重性格。在穆时英笔下,他们有一个统一的代码:pierrot (意即戴上假面具的丑角)。他们是这样一些人:“从生活上跌下来”,被生活“压扁”或“挤出去”,裘敝金尽,尝到了生活的“苦味”;灵魂深处浸染着“没法排除”的哀愁悲苦的脸目又戴着“快乐的面具”(《公墓》自序)。现代都市生活在物质上尤其精神上的无情放逐,把一群小资产阶级男女变成毫无生气的僵尸,他们同病相怜又绝对陌生地会聚于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借助狂舞暴饮来自我麻醉,苟且偷欢,掩盖灵魂的极度空虚。《夜》里出现的一个于舞场上四处寻找鼻子的醉鬼, 正是这群“pierrot”的象征。他那梦呓般的独白,道透出他们的满腹愁绪:失去自我的悲哀,醉生梦死的痛苦,疯狂刺激后的孤独与倦怠。他们中有跟“烟蒂”同命运或在人生的激流里“浮不起来”的职业舞女(《夜》、《黑牡丹》),有“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的交际花(《craven"A"》),有破产的金子大王,失恋的大学生、 失业的市政府秘书、走火入魔的“莎学”学者(《夜总会的五个人》)他们在太浓的酒味、太响的笑声、太疯狂的音乐、太腻的色情里,作着歇斯底里的绝望呻吟,仿佛一群于末日来临前茫然失措的无理性动物。《pierrot 》的主人公潘鹤龄是这一形象系列的典型,小说借助他的遭遇详尽表述了一个“pierrot”的心理历程。他渴求理解, 却从一帮批评家的高论里发觉了永恒的孤独;需要情感抚慰,恋人却不忠;原以为父母之爱纯洁崇高,父母却把他当“摇钱树”;向往“革命”,又被叛徒出卖,出狱后饱受冷遇。他终于信仰沦丧,精神崩溃,堕入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泥沼,成了一个不愿思想、只会傻笑的“白痴”。这种精神悲剧的发生,自然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穆时英对此揭示不足,而对人物的不幸,对其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则寄予过多的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世纪末颓废情绪。

苏雪林说过,“以前住在上海一带的大都市而能作出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是带着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如果说,茅盾的《子夜》代表的是都市文学的现实主义走向,那么穆时英小说则代表了都市文学的现代主义走向,他们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两种不同范式。鲁迅在谈到用象征手法描写都会生活的俄国诗人勃洛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穆时英   新感觉派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092.html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沪)1998年0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