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年轻就去世了，死的时候年仅36岁。一个死字从儿子口中吐出，极为不敬。他去世时周围的人饿得连死字也没气力说，以致因此丧的气氛都失去了。亲人们……也不说了吧！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人共知的灾难年代——1960年。父亲死时没有棺木，是拆的楼板钉的一个匣子下的葬。——因为太穷，也因为没有谁家为年轻人准备棺木。所以，当我说这个死字时，我是咬着牙的，父亲知道儿子的伤痛。

父亲最后十年是在疾病和痛苦中熬过的。26岁——36岁，这是人生最富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岁月，上帝却如此不公的给了这样残忍的安排。我家在鄂西一个山镇，他是他们那代人不多的有文化的人。他仅读过一年的私塾，其他都是自修来的。他曾有一本书是陈伯达写的《论毛泽东思想》我不知他读懂多少，因为后来我读过也不甚了然。一般人读书求知是想直接找他想要的答案，而陈氏所论的是毛泽东思想何以产生及其意义之类的说法，我相信父亲是想知道何为毛泽东思想的。因为家穷、因为他病困床塌、因为社会关照少，他写过一些发泄愤懑的小文，那个年代这绝对是“反动文章”了。他与一个只有几岁的儿子共同策划了这场一直未侦破的被政治案件。他写完这篇文章后让我在黄昏时去贴在镇上一个小巷子里，叮嘱我粘贴时不光要看没人，而且要看前后周围都必须没人。完成后立即离开。现在每当我看隐秘战线电视剧，我就觉得他有特工才能。

当年我家虽穷，父亲身残，但因父亲的文化和见识，吸引了镇上不少有点文化的人来玩，于是，我家成了这个镇上的文化沙龙。我家是镇上的穷家而居然会有这多有身份的人光顾以致像“文化沙龙”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景观。那些人常来我家谈天、唱戏、下棋。甚至镇上的干部白天不上班来家插着门栓下棋神聊。他们也知道父亲一些政治态度，当巷子出现“反动文章”后，镇上来过几个干部，他们直接就说父亲：“这好像是你说的话”，还未等父亲分辨，他们就自己否定了：“当然，就是你写的，你走不去贴了”。因为父亲风湿病腿残不能站立行走。

在我家这个“文化沙龙里”不仅有下棋的，会唱南戏的（恩施的一种已失传承的戏种）还有镇上的干部，连镇上最美的女人也常来。镇上有个邮政员，绝对是山镇西施，县照相馆橱窗里展有她的照片，当年都说她貌比田华。每天，一些父亲喜欢看的报纸和杂志，她先让父亲看一上午，下午才送达镇上各机关干部手中。后来我长大了，这美女还时常提起此事。

父亲一生仅36年，14岁前因祖父母去世早寄人篱下饱受折磨，他在一次被绑在梯子上暴打后离家出逃的。那时国民党抓夫当兵，男丁唯恐避之不及。但父亲主动跑去当兵，国民党部队说孩子太小不要，父亲恳求收留因见几分机灵才入伍当了兵。临近解放他从重庆逃回家乡。这个阶段他混迹军营在武汉重庆等地长达十年之久。让我不解的是，这十年的流浪生涯他怎么能学会了这多的文化知识，他不仅具备了阅读能力，还有了写作能力。学会了京剧、楚剧。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他告诉我当年不叫《国歌》。会唱《大刀进行曲》《长城谣》。他居然对电影不以为然，而当父亲说电影算不得什么艺术而中国的戏曲才算艺术这话时，这让我后来觉得他在艺术上也有一定修养了。这也是我爱父亲胜于爱母亲的原因。敬仰有时比爱更高贵！尽管母亲常对我说“能死作官的老子，死不得叫花子的娘”这样的话让我永记母亲的恩德，也不曾动摇我对父亲的深爱和那种无与伦比的怀念。

我远在北国谋生，难得回家乡一趟，很少为父亲上坟。一个在单亲家长大的孩子曾害怕暗夜、怕鬼。夜里闹老鼠，母亲胆怯着用一种凄惶的声音驱赶，我们兄妹只会紧紧抱着妈妈。可就这样，我居然能在父亲的坟前从黄昏坐到夜深跟父亲在心里对话。坟的不远有一人家，见有人独坐坟地不离，走来问原由才将我请进家里安慰。我是个不信阳世阴间的，但黄泉有灵的话我相信它的某种真实性。

还记得我为父亲拢坟，我背石头，很小的妹妹扶背篓，石头划破了妹妹的手，哥哥当时心疼的不得了，只有五六岁的妹妹很懂事，赶紧止住了眼泪，还给了哥一个坚强的笑。我们兄妹如今心存芥蒂，但每每回忆起这些，我内心温暖无比，那温暖的笑容永远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让我常在三千里外的北方的梦中哭得稀里哗啦，而惊醒多少回。

父亲曾对我说过镇上一个可恨之人应该怎样对付，——须知我们这样遭人欺负的穷家的孩子是该学一点避之术的，这样的家还能做什么呢？除了遭欺，就只有避欺了。但父亲却从没对我说过那个曾残酷虐待他的那家一句不是。也因为如此，我长大后一直维系这两家的亲戚关系。

2015-9-30国庆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