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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70周年。国际著名金融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Cooper和英国金融管理局前主席Adair Turner分别在杭州和上海的记念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这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亟需理论解释和战略规划。本报告将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Why），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什么（What）以及如何推进（How）。
一、中国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全球福利的增进，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将从以下四方面具体阐述。1、避免遭受现行IMS内在不稳定性的伤害；2、体现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逻辑；3、顺应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向多极过渡；4、培育亚洲国际金融市场，促进全球金融平衡发展。
（一）避免遭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伤害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开始至1971年结束。这一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短期资本流动实施相应的管制；建有永久性国际组织IMF来协调国际货币政策并提供必要的短期融资。该体系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稳定的货币环境，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平稳增长。其主要缺陷是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这一缺陷在上世纪60年代演变为美元的多次危机，并最终引发体系的崩溃。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下，黄金的作用从支撑美元的国际信用转向了约束美元的规模扩张。美国的黄金储量是有限的，美元的持续扩张使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金汇兑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1]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强化了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缺陷，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优点，即固定汇率制度与短期资本流动管制则被放弃。形成了国际汇率大幅度浮动、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和美国货币政策不受约束的不稳定格局。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美国货币政策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Hélène Rey（2013）认为，资产价格、资本流动和杠杆率的同向运动是当前国际金融周期的主要表现。国际金融周期源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改变。美联储保持低利率，美国出现资产泡沫；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国家出现资产泡沫或原有泡沫进一步膨胀；美国因通货膨胀而升息则吸引资金流回美国，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资产泡沫破灭，货币贬值，金融危机频频爆发。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2]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要避免国际货币体系（IMS）不稳定的伤害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积极推动IMS的改革，通过形成多极化的IMS扭转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二是推动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者通常只有大国才是可能的。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既能避免受到美元本位制伤害，又能推进IMS的改革。
（二）促进中国从GDP大国走向全球经济金融强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名符其实地成为全球GDP大国。但是其不可持续的性质已日益显现。因此保持30年发展的胜利果实，并将中国建成全球经济金融强国需要推进整体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有其内生性，一定程度上是前30年工业化战略与后30年改革开放政策共同决定的。因此，未来10年中国经济金融的转型本质上需要对已经实施了60余年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种经济金融转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修为，而人民币国际化只是经济金融转型的外在表现。
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趋紧、外部市场萎缩、美元储备贬值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多方面的压力，廉价劳动、廉价资本、廉价资源环境和海外市场扩张，这四个传统增长方式的支柱正在倒塌。经济转型已显得格外紧迫。
经济转型的要求在于：需求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型的外延扩张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改进型的内生增长。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转型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
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在于：政府的立场需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变为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的欺诈；放松并最终取消行政管制，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与银行体系的平衡发展；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帮助民众实现财富的积累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金融转型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货币的国际化是货币的计价结算、交易支付和价值储存等功能在国际领域的拓展。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
就国际货币及其计价资产的安全性而言，发行国的政治稳定和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其核心要素。其外在标志是政府拥有国际公信力并实现国家信用的AAA等级。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实现全球有效配置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具体要求是：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通过政治改革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促进经济金融转型，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储备资产的收益性或其保值增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国的经济增长潜力、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以及国内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开放。
国际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和便利性既取决于本土金融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开放度，又取决于以发行国为母国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并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
中国经济金融的成功转型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中国建设经济金融强国指明了方向。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建成经济金融强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金融强国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
因此，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抓手可以借鉴国际规律推进国内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全面改革，早日建成全球的经济金融强国。
（三）顺应经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促进IMS从单极走向多极
过去30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的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
以PPP计算的GDP全球比重的数据来看，美国、日本和欧盟所占份额已从1980年的60.26%下降到2011年的44.37%；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和印尼五国的GDP占比则从1980年的6.7%上升到2011年的24.33%。前者减少了15.89%，后者增加了17.63个百分点。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则从1980年的2%增加到2011年的13.98%。[3]
世界经济重心从美欧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还将延续或加快。OECD（2012）对未来50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报告指出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长期趋势（见图1.1）[4]。该报告预测，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和印度两国的GDP总量未来50年将增长7倍，很快会超过G7国家，并在2060年超过OECD全部成员国总和。中国GDP占全球比例2011、2030和2060年分别为17%、28%和28%。美国则从23%下降到2030、2060年的18%和16%。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合计的GDP总量占比将从2011年的47%下降到2030的34%和2060年的28%。做出类似预测的还有欧洲与法国国际经济智库（CEPII﹠Bruegel，2011）的联合报告“明天的全球货币”和渣打银行（2010，2013）的“超级周期”报告。这些对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预测不乏乐观成分，但是这些大的变化趋势应该是成立的。
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极化与之相适应。
现行IMS存在国际储备资产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特里芬悖论存在一个重要的局限性是未能区分美元的交易需求与美元的储备资产需求。实际上，对美元的国际交易需求无须随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同比增长。从理论上讲，商品可以用商品来购买，只要各国贸易是平衡的，用于支付或结算的国际货币无须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如果仅仅是交易需求，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增加IMF的SDR分配，建立地区和全球的结算和清算体系，创设双边与多边的货币互换网来减少对国际货币的交易需求。关于IMS改革的现有方案大部分局限于这些领域，未能重点关注国际储备资产需求的扩张如何应对的问题。
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和供给主要源自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果仅仅反映中短期经济周期的差异，那么国际社会无须担心，通过IMF融资等措施维持短期的对外不平衡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国民福利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平衡如果反映的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做出的谨慎反应（国际储备的自我保险需求），那么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将成为改革的核心。但是对国际社会最为棘手的是国际收支或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很可能根源于新兴国际分工体系下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全球配置的新格局。
我们为此做出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新解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2.0版。其与全球化1.0版最大的不同在于全球分工体系。以前的国际分工是以类似于法国葡萄酒与英国纺织品之间的最终产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水平分工；而当代全球新型分工体系则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垂直分工体系。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材料与产业内中间产品的贸易。跨境可流动的资本、技术与不可跨境流动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导致可贸易品生产能力在全球的布局与最终需求脱钩。这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引进外资和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积累起体现人口红利的贸易盈余。经济的全球化使得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以国际储备资产的形式实现其人口红利转化的财富积累。财富本质上是壮年期的一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跨期转换为老年期消费购买力的载体。[5]因此财富持有形式需要具有安全保值性质，并提供流动性便利。美元在IMS中所处的支配地位和美国国债市场拥有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使得美国国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持有的主要储备资产。财富贮存需求是除清偿能力需求和自我保险需求之外的新型国际储备需求。
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多极化趋势与单极IMS的内在冲突正在不断加深。拥有更高的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正在将他们的剩余产品借给现期和未来的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都在下降的美国，这意味着大部分借贷合约（美元储备资产）会面临系统性的违约风险（表现为美元持续贬值或爆发危机）。Emmanuel Farhi,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and Hélène Rey（2011）提出了特里芬悖论的现代版：海外美国国债需求的不断增加与支持国债供给的美国财政能力的不断衰减。这种不对称任其发展，不能排除现行IMS崩溃的可能性。这是当前和未来IMS不稳定性的结构性根源，也是国际社会亟待破解的全球化难题。
构建多极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IMS改革最具现实意义的方向，也为众多国际经济智库所认可。[6] 其优点在于与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相适应，给各国提供了国家储备资产分散化配置的可能性，并适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储备资产需求的增长；国际储备货币之间具有竞争性，从而有助于发行国遵守相应的货币纪律。缺点是多种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造成内生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国际汇率自由浮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和国家之间的兴衰将引起各国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组合的调整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无序波动，给IMS的稳定带来压力。
因此，多极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有序推进并取得成功，从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具有稳定作用的重要一极。二是多极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能否构建起内在的稳定机制。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倡导并推动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其核心在于构建内在稳定机制。内在稳定机制具有三方面要求:一、推进储备货币多极化，鼓励符合条件的高成长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加入其中，使IMS能够拥有坚实而稳定的动态经济基础。二是加强多极国际储备货币的区域化特征，以形成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的共存关系；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实施国际汇率波动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管理；以促进单极储备货币向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平稳过渡，并且避免多极储备货币的竞争带来的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
IMS改革可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与加强汇率波动、资本流动的国际管理形成双轮驱动模式。人民币国际化将为IMS引入新的稳定力量，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元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而国际社会对汇率波动、金融资本流动的管理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创造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四） 培育亚洲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促进全球金融平衡发展
金融危机以来，众多国际经济学家探讨了全球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7]关于全球不平衡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亚洲储蓄过剩论”为典型代表。他们认为全球不平衡源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扭曲、高储蓄和汇率操纵。[8] 中国过高的储蓄转化为持续的贸易顺差，这些贸易顺差流入美国，导致后者利率下降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图1.2给出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图1.3给出的经常账户不平衡数据。我们发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开始下降，并在2003.6-2004.6间达到47年来最低点1%，美联储在2004.6-2006.6年间连续17次提高利率至5.25%的高点。相比较，中国经常帐户顺差的大幅度增长则发生在2005年汇改后的人民币升值时期。由此可见，伯南克和克鲁格曼等人关于中国贸易顺差流入美国导致美国低利率的观点不能成立。相反，是美联储政策引导或影响着资本的跨境流动。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亚洲新兴市场与大宗商品出口国金融欠发达”观点。他们认为，全球不平衡是国家之间增长前景与金融发展水平不对称的结果。[9] 欧美在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衰减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则借助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进而带动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财富积累；对美元储备资产的过度需求源自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生产国金融发展不够完善，安全并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供给不足。这种对美元资产的过度需求造成了过低的实际利率，为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0] 投资美国则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占全球50%（其他国家股权更多为国家和家族拥有）；金融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并能更好地保护私有产权。[11]
但是，韩裔美国学者Hyun Song Shin（2011）认为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的形成与欧洲银行的过度参与有关（Global Bank Glut）。他在图1.4中显示了以地区区分的美国总资本流入和流出。其中危机前从欧元区和英国流入的资本在总资本流入中超过2/3，来自亚洲的资本则不占主导地位（见左图）。相比较，危机前美国流入欧元区与英国的占其总资本流出的80%以上。显然美欧金融机构的高杠杆活动及其在对方市场的过度参与是金融泡沫膨胀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可第二种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考虑到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与欧洲银行的全球中介作用，我们认为，来自英国和欧洲的资本并非全部是欧洲本土资本，其中重要的部分可能是经伦敦和欧洲离岸金融中心中介，最初来自大宗商品出口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
因此我们对全球不平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提出第三种解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发生，一定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有关。但是IMS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或单极化，以及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导致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的全球布局与需求脱钩是两个更深层的原因。全球不平衡只是表象，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多极化与国际货币单极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以及凭借美元国际地位（基于居民和政府部门过度负债）的过度支出则进一步激化了这对矛盾。[12]
因此，解决全球不平衡带来的不稳定性问题，需要从实体经济调整和IMS改革两个层面推进。就实体经济层面而言，美国、欧洲与亚洲需要共同做出调整，只是调整的方向与重点有所不同[13]。美国和欧洲需要约束消费或提升其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14]。亚洲则需要大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消费和投资；特别需要加快本地区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通过安全性、流动性兼具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资本在亚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有效配置；通过地区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银团贷款、消费信贷和教育信贷，促进本地区生产能力的代际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亚洲地区性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的发展需要以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为载体，并且以保护私有产权为主要特征的法律制度作为基础性的制度环境。考虑到美元面临的过度压力和不稳定前景，欧元对亚洲共同货币的前车之鉴，以及日元步英镑后尘日益边缘化的态势，亚洲未来具有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似乎非人民币莫属。因此，中国做大做强香港、新加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上海在岸型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再平衡做出重大贡献。促进以人民币为载体的亚洲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将有效缓解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资产需求给美元施加的压力，形成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的国际货币三足鼎立格局。
二、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什么？
本小节将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货币国际化的指标是要严格区分的。货币国际化的指标只是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技术手段。国际学者在分析货币国际化程度时用得较多的指标或替代变量是此种货币在全球可识别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另外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日均交易额占比，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提供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占比，以及主要货币在国际债券市场、国际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所在比重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主要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
但是，主权货币国际化成功与否并非看其国际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要看主权国家是否通过货币国际化达成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说到底，货币国际化只是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追求某中战略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本身。我们认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应指一国货币通过国际化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了重大利益，并且能够将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目标的设定是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的核心，它将直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和路径。
我们将分别设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与最高境界。以下分别予以讨论。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推进人民币计价摆脱国际货币不稳定风险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时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是缺乏长期信用基础或健全的长期资本市场，本国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筹资时须用美元等国际货币计价而不能用本币计价。因此，本国经济经常遭受到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的伤害。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原罪”。这场危机在美元持续升值、先期流入的资本大规模撤离的背景下发生。采取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泰国在外汇储备接近枯竭时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危机前泰国商业银行从国际金融市场大量拆入低息的短期美元，按25泰铢兑一美元况换成本币后高息贷给国内企业。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货币和期限双重错配，泰国商业银行因汇率制度崩溃（汇率跌至52泰铢兑一美元）而纷纷陷入破产。这场席卷多国的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以非本币举借短期外债从而遭受巨大伤害的典型案例。
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本世纪前10年美元出现持续贬值趋势。中国借助人民币随美元贬值的优势赢得了出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难以幸免的是大规模积累的美元储备资产遭遇了重大的购买力损失。[15]危机后出于“自我保险”需求而大规模积累美元储备的亚洲国家再次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弱小国家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因此这些国家的利益需要通过国际社会引入对国际浮动汇率的管理来维护。相比较，中国已是全球经济大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主动摆脱“原罪”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在于摆脱“原罪”，即通过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和国际金融交易中负债（和资产）的人民币计价，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绝大部分的汇率波动风险，赢得参与国际竞争的货币优势。
在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美国和日本分别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黄金的固定联系为美元价值效应的扩张提供支持，但也限制了美元网络效应的拓展。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实现了向纯粹信用支撑的美元本位制的转换。转换十分成功，美元储备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则从1969年的54.4%上升到1977年有史以来最高点79.2%（见图2.1）。
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美元对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标而不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协定要求沙特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此后，美元与石油“挂钩”成为既定事实，任何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得把美元作为储备。
我们在分析日元国际化不成功原因时[16]，探索了黄金非货币化时代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新内涵。我们认为，在货币基本职能中，价值尺度是核心，其他职能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的。国际货币必须执行的第一职能也是“价值尺度”，这在金本位制下比较容易解决，国际货币的价值尺度隶属于黄金的价值属性。在黄金非货币化的浮动汇率制时代，美国通过奠定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扩大了美元的交易网络，进面巩固和强化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我们将美国的这一策略称为“标而不盯”。石油不能像黄金那样成为美元价值的基准，而是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标准。美元不受石油价值束缚，而是影响或左右石油价格。因此当美联储需要印制更多美元投入国际市场时，美元贬值导致石油涨价[17]，从而形成了美元“供给自动创新需求”的机制。美元投放的越多，石油进口国必须积累更多美元储备以应付进口石油之需。因此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是纯粹信用本位制度下美元霸权的第一大支柱。[18]
相比较，在国际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日元国际化是一个为获得价值效应而消耗国力的过程。从结果上看，日元沦为投机型国际货币，至今并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与日元挂钩，这远远偏离了日元国际化的初衷。日元国际化的推出可谓“生不逢时”，举步维艰；价值效应和网络效应都难以拓展。我们研究表明，1973年开启浮动汇率时代以来，就价格或汇率的稳定性而言，顺序依次为黄金、石油、英镑、美元和日元。日元汇率波动最具“戏剧性”，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日元国际化是靠升值和银行对贸易伙伴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来推进的。前者让投机者获利，并使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后者则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我们关于多元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DCC-MGARCH)的实证分析也已证明：美元波动相对独立，体现“标而不盯”；日元波动极不规则，大起大落，因此毫无价值尺度功能，沦为国际投机的融资货币。
事实上，日本曾有机会推进大宗商品的日元计价。Huw Mchay（2013）指出，“在使用日元为主要大宗商品计价的问题上，日本显得胆子太小，特别在基准价格是通过谈判方式产生而不是交易所进行买卖时产生的场合”。1985年在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中有82%被运往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如果日本各个利益集团（通产省、财政省、日本钢厂、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主要贸易公司、特别是三井和三菱、各大主要银行、钢铁与钢铁制品的国内消费者、各种行业协会，加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都把日元国际化作为追求目标，那么日本钢厂一定会被要求在铁矿石和冶金煤合同谈判中使用日元进行定价。当然新货币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计价的运用需要建立在双向贸易基础上。因为，境外公司只有同时拥有以贸易伙伴国货币计价的收入和支出，他们才有动力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19]
总结美国和日本在主权货币国际化经验，我们得到以下启示：1、黄金非货币化后大宗商品的计价有助于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价值效应与网络效应的扩张。2、大宗商品计价的推进需要一国所有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因此需要最高决策层战略规划和部署（包括必要的双边货币合作协定），把握时机大胆推进。3、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需要尽可能长时期维持国际投资者的升值预期，而不是让他们的预期很快“自我实现”；因此顶着美国等西方压力，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是完全必要的。4、中国对外贸易体系需要从依赖产业链的重直分工体系向互通有无的水平贸易（双向贸易）体系转换。
（二）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中国建成金融强国、扮演“全球银行”
国际货币发行国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借短贷长的地区银行或全球银行功能。[20]
美国目前就扮演着全球银行的功能。她通过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安全性良好、流动性充分、但收益率低的美国国债，吸收（相关于银行存款的）低成本资金，并通过本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进行全球范围（相当于银行资产业务的）更有效的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获取更高收益。
国际货币发行国作为全球银行的功能在于：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短期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扮演全球银行的国家必须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本国政府在全球具有公信力，这种公信力建立在健全的经济与财政基础上，建立在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上。二是具有规模巨大而有效的国债和准国债交易市场，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流动性便利。三是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具有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技术创新、全球投资、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与理想的全球银行功能相比较，美国这家“全球银行”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美国产业结构出现失衡。美国过度强化军工、粮食生产和金融等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的战略产业，忽略了可贸易产品的生产，导致30余年来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和“全球银行”日益严重的资不低债（海外债务总额大于海外资产总额）。这种态势需要及时扼制并逆转，否则这家“全球银行”将会面临“挤兑”。
受到特里芬悖论影响的人们经常存在的一个误解，就是货币的输出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实现。从英镑和美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主权货币的国际化都是靠资本项下输出而不是贸易项下的逆差实现的。
但是，实际上“国际储备货币的提供，并不需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来实现。恰恰相反，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发行国的对外净资产（即累积的经常项目余额）必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正值上面。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过程，是发行国利用其资本账户和对外资产负债表进行期限转换的过程。它在IMS中扮演一家银行的作用：借短贷长。正如商业银行一样，要防止被挤兑，它必须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何东，2012b）
美国在扮演“全球银行”的角色时获取了多大的“超级特权”（或利差收入）呢？图2.２分解了美国从其金融霸权地位所获得好处。在1996-2010年期间，美国的经常账户累计赤字是6.9812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对外净负债只增加（或净资产减少）了2.3068万亿美元。两者之差4.6744万亿美元，即为金融效应（即全球银行利差收入），包括金融交易和汇率变动对海外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其金融效应主要来源于美元贬值引起的美国海外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化。美元贬值一方面减轻美国的对外债务，另一方面又使其海外资产增值。此外，金融效应还包含金融交易所带来的金融资产净溢价。
第二，美国政府对本国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本收益征收税收的能力受到挑战。“全球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通过发行债券承担“吸收存款”功能的中央政府能够分享企业和金融机构全球投资获取的高额回报（利差收入）以弥补其营运成本（比如为保护国家海外经济利益的海外驻军支出）。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不能有效征收本国全球化资本的所得税，那么这家全球银行信用和资本充足率就无法维持。
第三，美国这家全球银行能否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已面临质疑。金融机构获得收益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金融机构通过他们的中介，将社会稀缺社会资源从低效率用途转移到高效率用途，从而导致一个新增财富在高效率实体经济领域创造出来。全球范围需要防范的是金融集团通过市场操纵或垄断在不改善资源配置甚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提高自身和整体经济的杠杆率，制造泡沫并获得高回报，而将泡沫破灭的风险转嫁给各国财政。这就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背景。
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是强化政府公信力，建设规模巨大、流动性充分、安全可靠的国债市场（包括高信用等级的地方政府和央企的“准国债”市场），适时先行对外开放；同时大幅度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避免美国这个“全球银行”所存在的产业结构扭曲的“荷兰病”、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弱相关性、以及金融机构利益与全球利益相背离的缺陷；使中国成为促进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全球福利不断增进的“地区银行”或“全球银行”，实现与全球利益兼容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但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图2.3给出了2010年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总和）在GDP、出口、对外金融负债和对外直接投资四项所体现全球经济实力指标，并将中国与这四个主要经济体做了比较。我们在实体经济指标GDP和出口方面已经非常接近美国和欧元区四国的总量水平。但是就国际储备货币功能而言，第三和第四项指标更为重要。 第三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指标反映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其核心是拥有和支配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管理秘方。作为一个全球银行，国际货币发行国一方面从全球拆入资金，另一方面又在全球范围进行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指标反映一国的生息资产及其盈利能力。该指标美国为4.429万亿美元，排名第一；欧元区四国4.4036万亿，排第二；英国1.689万亿，排第三；日本和中国相对较弱，分别为8310亿美元和311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很快，但规模仍无法超过日本。最后一项指标是对外负债总额减去直接投资负债得到的对外金融负债。这个指标类似于银行的资金来源（存款）。对外金融负债反映一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作为金融中介所能动员和支配的金融资源。产品出口体现的是一国向全球提供商品的能力，对外金融负债体现的是一国向全球提供金融资产的能力。其中一个大项就是美国国债这样的国际储备资产。美国的对外金融负债是16.585万亿美元，占全球之首。欧元区四国是15.512万亿美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国的金融能量。虽然英国GDP只有2.256万亿美元，但其所支配的全球金融资源高达10.297万亿美元，排名第三。相比之下，中、日两国的金融实力远远落在后面。日本的对外金融负债是3.551万亿美元，中国只有1.085万亿美元。以对外金融负债衡量一国的全球金融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国向海外提供安全性、流动性良好、收益性适当的金融资产的能力，二是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投资和配置资源并获取良好收益的能力。很显然，中国要达到与实体经济的全球地位相匹配的全球金融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崇高的，路途还极其遥远。但是只要我们明确目标，就可以设计最佳路线，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它。
三、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与阶段性重点
我们关于货币国际化条件的实证分析表明[21]，一国经济总量和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对于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极具重要性。经济总量与该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以及金融市场的规模直接相关，进而决定该国货币在国际运用方面的潜力。[22]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则取决于一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等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汇率的相对稳定或升值态势有助于货币国际化。基于中国经济和贸易总量的全球排名不断上升的态势及其未来超越美国的潜力，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基本事实，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不能毕其功与一役。我们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区分为两个阶段，提出“前期稳健创造国际需求，后期激进释放海外供给”的推进策略。前期与后期的切换并无明确的时间表。应该在2020-2025年间的某个时点。基本条件是中国整体金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经济金融转型基本完成。
前期稳健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的着力点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国内经济和金融的转型，着力提升国内经济金融的质量；在人民币资本账户不完全可兑换条件下积极推进资本输出，强化海外的商业存在；培育人民币离岸市场，奠定海外实体经济活动中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和交易的网络基础；并从亚洲着手推进国际社会加强对国际汇率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后期激进释放人民币供给创造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当海外商业存在和境外离岸人民币市场得到一定发展，国内经济金融转型完成时，人民币国际化可进入激进释放在岸人民币金融资产供给的阶段。后期与前期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币海外投放的方式发生变化，即从对外净资产的积累转向对外资产与负债的同步扩张，其主要特征在于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中国国债的海外供给大幅度增长，以此打破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快速提升人民币海外使用的规模效应。
四、前期：加快资本输出、稳健创造人民币的国际需求
我们通过研究美国与日本经验发现，黄金非货币化之后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变得十分艰难。这是因为后起主权国家货币无法借助黄金的力量在全球拓展其价值效应，并以价值效应为基础形成交易网络效应。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需要我们找到价值效应与网络效应同时得到拓展的路径。它要求人民币在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计价功能的发挥上有重大突破。这样的突破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微观基础，即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必须更为主动地参与全球贸易、投资、生产和金融活动，并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另一个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交易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中国政府应该以国内资本市场的准入为谈判筹码，通过双边协定推动人民币在全球战略资源或大宗商品市场上计价功能的实现，推动以人民币为载体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我们在此侧重探讨微观层面的资本输出问题。
（一） 资本输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首先，资本输出以及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可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带动国内过剩产能的海外转移，不仅可以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的压力，而且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减轻制造业过度扩张对国内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另外，企业的跨国经营和金融机构追随型的全球服务，将是中国产业升级和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投资与并购，中国行业顶尖企业有机会整合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从加工等价值链低端走向并完成对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销售和售后服务整体价值链的覆盖和掌控。
其次，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外投资与全球化经营有助于中国经济避免国际汇率风险和美元本位制系统风险，维护30余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初级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通过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和结售汇制度将本应由涉外企业承担的外汇风险和对外金融投资任务转移到了中央政府身上，这使中国积累起巨大的外汇储备。2014年6月末，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达3.99万亿美元，约有2/3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接近1.5万亿美元。虽然，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以及之后的利率上升会推动美元走强，但是花旗集团关于美元十年熊市、五年牛市的变化规律的判断能在未来得到验证的话，3-5年后美元十年熊市的到来将给中国的海外财富和国民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届时美国GDP在全球占的权重将会明显下降，各国央行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和可选择性将大为上升。美国财政的脆弱性与市场偏好决定的美国国债利息成本的上升有可能导致美国爆发财政危机或美元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家外汇储备的安全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并且极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为了避免国民财富受到损失，我们需要实现外汇资产的品种和币种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主权财富基金显然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只有通过对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才可能实现国民财富中外汇资产的分散化。
再次，企业对外投资和金融机构的海外人民币债权的积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从英国和美国的成功经验来看，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都经历过工业强国、出口大国和对外投资及贷款的三个阶段。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将扮演人民币的推销员角色，成为促进人民币运用于境外贸易与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强大市场力量。实现海外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和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开发，使中国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参与全球化活动时可一劳永逸地避免大部分汇率风险，并在战略资源定价中享有主动权。但是人民币国际计价功能发挥的前提条件是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贸易、投资、生产和金融活动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未来3-5年如果美元升值，将给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海外发展，带来战略机遇。我们需要在美元值钱的时期将外汇储备用于民间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时期美元的购买力较为强劲，而且资本回流美国会导致较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流动性紧缺，从而给中国资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另外，未来中国经济转型期增长速度下调，如果人民币出现贬值，这将是中资金融机构积累海外人民币债权较为难得的机会，因为借款方总是愿意举借贬值货币计价的债务。政府需要梳理相关政策，消除民间对外投资的政策障碍，加快推进有助于国内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人民币海外计价和使用的境外资产战略配置。
（二） 资本输出的战略举措
首先，企业对外投资需要服务先行。服务先行的重要性在于，境外投资环境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法律制度、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因此，中央和上海市政府需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鼓励和吸引先进生产者服务业中的国际顶尖企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中国总部，并吸引国内领先企业总部或国际部落户自贸区，以此构建高水平的中国对外投资服务平台。另外，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有服务外包意识，投资咨询、法律顾问、风险管理等都需要引入外部的、专业化的、先进生产者服务。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就是跨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管理服务外包的过程。而全球型国际大都市就是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总部所在地和为其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之地。这是中国经济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借鉴的重要经验。
其次，加快政府背景的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官方投资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投资公司已经加快了在发达国家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与政府合作的基础设施投资。[23]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国家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可以更为积极地推进。其一，这是以国家外汇储备安全为目的的资产置换举措。投资并持有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股权，可以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规避持有发达国家债权面临的西方政府财政不可持续的国家信用风险。其二，西方国家政客对中国投资者采取歧视政策，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国资背景甚至民营背景的企业并购或投资项目，因此中国投资公司与国际基金管理公司合作，以公私合作伙伴形式参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案例，探索了国家资本的输出的有效路径，既可避免西方出于中国威胁论的排斥，又可实现国家资产保值增值目的。其三，西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年久失修，需要大规模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则长期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可满足对方之急需，对增加当地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其四，以国家资本对基础设施投资为先导，可带动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可带动国内相关的劳务输出和产品出口。这在西方国家政府收缩福利开支，居民收缩消费的背景，可以培育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投资需求，缓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造成中国出口下滑的压力。
第三，创造条件，促进民间对外股权投资的便利化。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和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巨额外汇资产不可能只由官方背景的机构来投资或管理。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将越来越不稳定，通过QDII以金融市场作为投资领域不足以规避日益增长的美元风险和西方主权债务风险。创设更多私募股权国际投资基金，实施国家外汇储备化整为零、化官方为民间的资本输出策略，对国家海外资产的保值增值有重大意义。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吸引资历和品行兼优的海内外华人金融投资精英成立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创设私募股权国际投资基金；借助民间投资智慧及其人脉关系实施国家的资本输出战略。给更多为外国金融机构所用的华人金融高级人才提供施展其才能的新型平台，为增进我国国民福利做出积极贡献。具体鼓励政策可以包括以下领域：一是借鉴国际惯例，实施免税或税收减免政策；二是取消相关审批制度，提供更大的跨国投资便利；三是鼓励国有企业或资金盈余单位认购此类基金以促进其发展；四是允许商业银行根据投资项目的收益和安全状况提供30%-60%不等的杠杆收购融资。
第四，强化海外的商业存在要求政府重新审视资本账户开放的项目和次序，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鼓励资本输出。需要制定和实施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家政策，加快推进以强国战略为导向的外汇储备资产和人民币资本的海外配置。国家政策需要重点关注和支持能够为中国增加市场主导权的（如购买跨国企业和各类交易所的股权）、促进产业输出的（如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设立国家产业园区等）、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价值链延伸的（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等重要领域的各项民间投资。
最后，政府在鼓励民间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需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变革促进国内有效率企业组织的发展；通过更好地发挥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和并购功能，促进产业资源更大力度地向有效率企业组织的集中，培育和强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产品、技术、资金、管理、品牌、网络和配套服务），为企业成功的跨国投资创造必要的条件。近年来，中国一方面大力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一方面又大规模积累对外债权，这种以国内股权置换国外债权的政策反映的是中国有效率企业组织稀缺的深层次问题。这种状况是国内不良的商业环境和抑制性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因此，中国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国内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推进国内产业的重组和整合。
五、 后期：激进释放人民币的海外供给
（一） 主权货币海外投放的途径
一国主权货币的海外投放可分为境外净资产的积累、境外资产-债务同步增长和境外净债务积累三种途径。这三种途径可以是先后继起的，但本质上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
境外净资产的积累在这里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政府以本币进行的海外官方援助；民间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以本币进行的海外股权、债权和实物资产的投资或积累，包括接受外国企业和政府在岸发行本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与此种途径的人民币海外投放伴随的是非居民用人民币对本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其在国际收支流量方面表现为经常项下的顺差和金融（包括资本）项下的逆差，在国际投资头寸等存量指标方面表现为国际净资产头寸的增长。其本质在于（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因素形成的）本国产出超过本国支出的盈余部分与海外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代表对未来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的互换。英国早期、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度增长时期和中国现阶段作为经济贸易大国的崛起和主权货币国际化初期通常采取此种途径。相反，认为货币的海外投放只能通过贸易逆差进行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他们把美国的特例（可能是一国经济和货币开始走下坡路的表现）当作一般规律了。其实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货币崛起时都是通过海外净资产的积累支撑本币不断强盛；反之，贸易逆差方式输出本币是债务的不断积累，而债务的持续积累只会削弱而不是增强本币的国际地位。
海外人民币的此种投放或债权积累有助于消化我国的过剩产能，但是较多海外人民币的回流会减少海外人民币的存量，从而与促进海外人民币使用的初衷不符。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需要鼓励各国央行和境外投资者更多持有安全可靠、流动性充分、收益率适当的人民币国际资产。人民币国际资产的供给首选人民币计价的海外优质资产市场的开发。比如海外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国际企业股票交易市场的发展；以及各类人民币计价的票据、大额存单和债券市场。近期获息英国政府有意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这将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助推离岸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形成。这一人民币海外投放阶段与“稳健创造国际需求”的人民币国际化前期相吻合。这是因为人民币的海外净投放取决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拓展程度，只能稳健而无法激进。
人民币国际资产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及其国际化。我国政府可优先考虑与中国签订货币合作协定的重要伙伴国家央行投资中国政府债券，包括国债、高信用等级的地方政府债券和央企的债券。并加快其市场规模的扩张以提供良好的流动性。
这时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激进释放人民币资产海外供给的后期阶段，境外人民币的投放转变为境外资产与负债的同步积累。它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借短贷长的全球银行模式开始营运。它需要中国政府取得良好的国际信用，通过对外发行AAA级国债，筹集低成本资金；需要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完成全球布局并拥有了良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借助本国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实现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获得高额投资回报。
本币境外投放的第三个阶段即是境外债务的积累。表现为国际收支流量中经常账户的逆差和资本金融项下的顺差。在国际投资头寸存量上表现为国际净资产的下降或净负债的增长。这也是上世纪6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美元海外投放和美国政府不断积累外债的典型形态。总结美国经验，我们在排除境外资产积累引起的境外债务增长后，可将境外债务积累的其他起因分解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战争开支的上升；二是负债消费的上升；三是可贸易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对进口的过度依赖；四是进口资源以节约国内资源的开采和使用；五是吸引国际顶尖人才，以实现和维护科学技术和经济金融的全球领先地位。前三个起因导致美元国际地位下降，甚至引发美元危机；后两个起因有助于提高美国的潜在增长能力。只要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外债利率水平之上时，其对外净债务仍可以从上升转而下降，并将债务规模维持在可持续范围内。借鉴美国经验，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道路要求中国保持强大的可贸易产品生产与出口能力；对外债务的积累必须有助于海外的战略资源和高端人才的引进和有效利用；努力维持高于对外负债成本的经济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
（二） 激进释放人民币海外供给的策略
2020年前，中国需要为激进释放人民币的境外供给做好以下准备：（1）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网络得以拓展与建成；（2）中国经济金融成功转型，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在岸以国债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具有了足够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3）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基本完成；政府的国际公信力得到大幅度提高。（4）与此同时，由贸易盈余支持的对外投资得到持续的推进。与之前贸易盈余主要转变为对美国国债等美欧国家货币计价金融资产的积累和官方资本输出不同，此时的对外贸易模式已从之前的垂直分工体系（从资源国家进口资源，从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在中国完成加工组装，并向美欧最终市场出口并积累其金融资产）转向面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后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分工体系（制成品与资源之间的贸易或基础设施投资品出口与民间多元的人民币债权、股权和实物资产的积累），人民币在计价、结算和信贷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5）中国政府通过多个官方双边协定引入有利于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的条款，并拓宽和完善了人民币的回流机制。
在此条件下，政府可选择国际货币环境相对稳定或极端动荡的时期，推动境外人民币供给的激进释放。具体政策可以由以下组合构成：（1）将上海建成全球一线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对各国央行和国际投资者全面开放由国债市场主导并实施宏观与微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在岸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在岸型国际债券市场体系，通过更高的交易效率、更充分的流动性和币值的稳定性吸引各国政府、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发行和交易各类人民币国际债券。（2）中国人民银行可与新加坡、伦敦、日本、中东地区和欧洲等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所在地国家央行合作，定期投放人民币流动性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促进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健康发展。（3）激励中资金融机构成为全球最活跃最有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并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联合开发更多海外人民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适应全球贸易、投资和风险管理的客观需求。（4）主导国际金融组织引入以人民币为基准的国际金融统计和数据分析报告。（5）积极倡导人民币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浮动汇率的有效管理制度，为人民币成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稳定货币锚奠定基础。
通过海外人民币的激进释放的各项举措，迅速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地域覆盖面，突破后起货币国际化发展的临界点，迅速建立和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网络外部性，并进入规模创造更大规模的收益递增发展阶段。
六、结论
本报告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在于规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影响，促进中国从GDP大国走向经济金融强国的全面改革进程。在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并呈现出多极化趋势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促进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通过人民币为载体的亚洲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增进全球金融平衡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是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计价功能，以规避国际汇率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其终极目标在于帮助中国成为有助于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和福利增进的“地区或全球银行”，建成金融强国，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福利兼容的可持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前期需要通过资本输出和经济金融转型创造稳定的国际需求，在后期条件成熟时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以激进的方式释放人民币资产的海外供给。这种“前期稳健、后期激进”的推进策略有助于网络外部性的形成和风险的控制。
（参考文献、注释略）
全文见《战略与管理》2014年第二辑，以刊登文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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