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探索“现代”

——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4 次 更新时间:2015-10-19 22: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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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分析的倾向并未得到继续发展。以后,在《现代》杂志停刊后,与其说施蛰存是一位揭示潜意识领域的弗洛依德式的浪漫主义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用通常的哀悯或讽刺的模式描绘现代生活的循规蹈矩的作者。遗憾的是施蛰存没有实现自己伟大的誓言。自1937年后,他似乎退出了活跃的文学生涯。(夏志清1961:135)夏志清教授的评价总的来看很精确:他一面高度评价施蛰存的历史故事,同时也对他那些因循守旧的“现实主义”小说嗤之以鼻。

   早在施蛰存还在曙光大学就读时,他就已经开始创作,他为一个小型的双周刊写了两篇感伤小说,并和朋友杜衡、戴望舒出版了《璎珞》。在这些早期尝试的鼓舞下,他又完成了两部带有强烈摹仿色彩的小说《娟子》和《追》,均发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娟子》是仿效他曾在《东方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日本小说;而《追》则是在苏联小说集(英译为《Flying Osip》)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革命小说。(见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78-79)。施蛰存一直为其早期的习作未表现出独创性而深感羞愧。到他创作另一部模仿刘呐鸥的杂志《无轨电车》(1928)的作品《  》时(这次是模仿爱伦坡风格),人们就已经发现他们对主人公独白中高度主观心理描写的钟爱。之后,他又创作了八部充满感伤怀旧情绪的小说,并与最早期的两部作品一并收进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中。尽管这本书大受欢迎,他却对心理学表现出进一步的兴趣,特别是病态的心理行为,并且开始在以城市为背景的历史形象和传奇人物的心理描写中加以实践。他的四部历史小说都被收入合集《将军的头》,其他的作品则出现在另两部合集《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中。

   从施蛰存早期写作生涯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与大多数五四作家不同,施并未取材于他所熟悉的环境,而是被远离现实的渴望所驱使。他不满足于普遍流行的现实主义和自白的写作样式,而是试图去创造一个真正“虚构的”(通常是幻想的、异想天开的)世界,一个空虚无力地与客观现实维系着的世界。为此,在他重新将他的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注入创造性的想象的时候,他早期模仿的冲动被创造性地加以利用了。因此照我看来,施蛰存作品中的小说特征在于自我参照——那就是,参照自己创作出来的文学世界,而不是外界的现实世界,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其结果是他的作品尽管带有这样那样技巧上的瑕疵,但仍展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艺术情感世界。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中有三部发生在唐朝。在那段时期,中国文明保持着无限的精神活力,并且由于许多外族成分的不断融入,对异国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将军的头》和《鸠摩罗什》中的英雄都是外国人,一个是土耳其将军,另一个是印度佛教徒,他们都被描绘为有着强烈情感和欲望的人。“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中国古典小说和历史传奇中永恒不变的流行主题。然而,施蛰存却似乎是想利用外国人物来使其小说更带有异国情调的崇高伟大,他们生活在一个异想天开的万能的世界里,因而他们的行为有着神话的成分。于是,在《鸠摩罗什》中,美色的诱惑如性欲的力量般呈现出一种宗教的强度,佛教徒在内心发动了一场永不休止的战争,结果前者还是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将军的头》中,在暗示一场有名无实的冲突将在主人公的忠诚和性欲之间展开时,前者仅仅只是作为释放英雄无法摆脱的性欲的开端。小说的最后一幕,当英雄在战争中被斩首后,尽管马背上只留下那直立的无头躯干,但仍然设法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一个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身旁。支撑着他意志的只能是性欲的力量,他始终拒绝承认失败,直到那位无动于衷的年轻姑娘讥笑他荒唐的时候,英雄才彻底垮了。如果说贯穿两部小说始终的主题是在“性爱和文明”之间模糊的精神斗争的话(带有图腾和禁忌的格调),那么施蛰存继弗洛伊德之后在小说对性爱的描写比例上有了明显的倾斜。

   《石秀》是他作品集中最长的一部小说,在《石秀》中,作者的灵感又转向读者广为熟悉的《水浒传》。这是一个创造性改写的故事,它尽可能保持原著的小说线索、叙事和用词结构。同时,广泛全面地重现石秀这个人物,使其对结拜兄弟的妻子潘巧云那被抑制的欲望和变态一面逐渐微妙地显现出来。当他拒绝她的示爱后,他积聚的挫折最终在激烈的对抗中迸发。当他看着结拜兄弟切下其妻尸体上的肉时,石秀的兴奋感不断膨胀;当鲜血从他情欲的发泄目标体内喷涌而出的时候,他的满足感又一次使其出神入迷。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一位现代作家敢在一部作品中融入观淫癖、虐待狂和尸体解剖。

   施蛰存最近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他的小说包括两个循环出现的主题——性欲和志怪,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所不关注的。虽然他对中国历史小说有着极大的兴趣,但他的灵感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从弗洛伊德、霭理士(《性心理学》)、施尼茨勒、乔伊斯、叶兹、劳伦斯、坡到道勒威莱、萨特、德昆西(《吸鸦片者的自白》)、安德鲁•兰(《她》)、弗雷泽(《金枝》以及诸如勒法纽和麦克劳德等无名作者。这些作品使他获得了许多关于“彼世”的知识:不仅有关梦想、幻觉、性欲、无意识、施虐、时髦、物神崇拜,而且还包括巫术、魔法和凯尔特神话。这些怪诞杂烩中的一部分已被融入施的历史小说,而且他将它们与现实联系起来,像这样的幻想小说超过十二部,其中十部被收进合集《梅雨之夕》中。

   在这本合集的跋中,施对自己的实践表现出极为谦虚的态度。他承认在他创作这些小说期间没有任何其他作品问世,他说:“我已经决定沿着这条创作思路再写一些短篇小说,描绘各种不同的心理,而抛弃早期合集《将军的头》的浪漫主义手法。”(施蛰存1933:1-2)他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些小说上,然而却枉费心机,徒劳无功。“从《魔道》到《凶宅》,可能读者已清醒地认识到我自己痴迷地走上了一条魔道。”(施蛰存:2-3)如果大家没有意识到施蛰存那时正受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左冀作家的严厉指责的话,那么他的这些辩解也就看似毫无必要。文学评论家楼适夷在另一份刊物中发表对施作品的严厉批评,称那些不健康的作品是受了日本“新感觉派”的负面影响,尽管施蛰存对此一无所知。(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82)可是施蛰存非常明白,虽然他早期对作为欧洲文学先锋派一部分的苏联革命文学很感兴趣,但现行的无产阶级写作模式绝对不合自己的胃口。“如果将生活与写作模式都强加于我,我恐怕连写一部真实的小说都很困难。”(同上:81)然而,来自左翼作家联盟的压力恰恰是由于他们希望抛弃批判现实主义,教条般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学。

   施蛰存的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因而引发了读者独特的兴趣。他为小说设置了看似真实的背景—上海的铁路站台、电影院和熟悉的街道,配以日常生活化的人物。但是这些现实的框架不过是支离破碎的背景而已,并没能为人物生活的展现建好舞台。戏剧性事件在人物日常生活方式中发生,情节并没有对动机或意图作过分精细的分析:事情,不管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只是简单地在人物身上发生,激发了其内在的异常成分,引起了混乱。主人公也许后来恢复了正常,也许并不,故事末尾都留有悬念,让人去悬测可能的原因和结果,作者却并不想解释。总而言之,施蛰存几乎是故意地编织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无视常理,并向之挑战。最终的效果是将现实完全颠倒过来——到了将小说事实的线索藏在人物心灵深处的地步,这种反现实主义的策略明显地背叛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倾向,超越了自我控制,指向非理性和潜意识的力量。在断断续续地叙述超自然力量的过程中,性爱和怪诞结合到了一起。如此看来,施蛰存确实是被爱伦坡迷住了。以下,我将对他的几篇小说作简要的分析。

   在施蛰存自表歉意的跋中,曾把小说《魔道》作为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故事围绕一中产阶级的城市男子应朋友的邀请,从上海乘火车去其郊外别墅消磨周末而展开。在列车上一位龙钟的老妇人突然在他对面坐下,伛偻着背,满脸皱纹,由此引发了神经日益过敏的主人公的一系列幻想。有趣的是,主人公的幻觉借助于一些书名演变成一系列超现实主义的自由联想。诸如《巫术的罗曼史》(在英语小说中曾提及)、《波斯宗教诗歌》、《性欲犯罪档案》、《英诗残珍》、一本勒法纽的幻想小说和一期《心理学杂志》。这些书都是真的文学作品,不是捏造的,因为它们都来自施蛰存的个人收藏。故事一开始就提及了这些书,其实是埋下伏笔,提供了什么将要迷住主人公的线索,构筑了一个由女巫、木乃伊、棺材、陵窟、希腊神话中的勒达(斯巴达王后)和天鹅组成的幻想世界。当多数作家在写内容空洞的伪现实小说时,这种文学的藻饰肯定会令当时的读者着迷。另一方面,施蛰存勇敢地指出他的小说远离了现实,并作了自我交代:这故事不过是作品在读书时产生的幻觉!

   在让人们了解了他的文学意图后,施蛰存抛弃了所有对现实的表面要求,而开始使主人公的周末发生一系列离奇的变化,那个老太太也变成穿着黑衣的妖妇,领着他经历了许多恐怖与色情的事件。在小说的最后,当主人公恍恍忽忽地回到他城里的寓所时,侍役突然送上一份电报,说他三岁的女儿刚刚夭折。他想一定是那个老巫婆降的灾,当他朝阳台外张望时,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踅进小巷里去。”(施1993:72)这个出乎意料的结局的灵感一定是受坡的影响(一个老女人,穿着以前的衣服,还带着一只黑猫),因为它弥补了现实和幻想之间的隔阂(它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恶意),并且承认心理幻想是恐惧和痛苦的真实根源。

   在另一部小说里,主人公与另一个幽灵似的形象——穿白衣裳的女人有牵连。这一次,他精神错乱的根源来自当地一本掌故书,其中记载着夜叉幻化作啜泣的美妇人的故事。这本书激发了他的想象,他和白衣女郎邂逅在一个月夜,恰似对令人向往的幻境的追求。他无法摆脱对幽灵的爱:“我企图经验古代神怪小说中所记载的事实。我要替人类的恋爱扩大领域。我要从一种不自然的事宜中寻找出自然的美艳来。”甚至不惜生命危险(同上:152)。在这公开宣称的幻想中,怪诞和性欲主题相结合,并在想象死亡的兴奋中达到高潮。小说的情节采用主人公自我叙述的长篇独白式结构,当我们追随着他幻想的踪迹时,呈现出的是哥特式恐怖小说的悬念和色欲的坦白。幻想虽然和现实相抵触,但仍留有它的痕迹。当主人公抓住女幽灵并将她扼死时,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赴幽会的乡下女人。之后他乘火车回上海,他看到在后面一节车的车窗里忽然探出了那女人的头:迷人的美女如今变成了狂怒的报仇者,恐惧使主人公完全丧失理智,精神错乱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结局,然而施蛰存却功亏一篑,说第二个幽灵其实是叙述者自己的表妹。

就像施蛰存在跋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小说的灵感源于他碰巧向火车车窗外眺望时看到的一张“象是被扼死的”女人的脸,于是就杜撰了以上的情节。(同上:2)这些情节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施蛰存创作小说的特殊方式,即:其叙述不是以取自现实生活中的有充分准备的材料,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主要形象,某种异想天开或读过的书的某一方面,围绕这些,敷以血肉,赋以人物和情节。他的小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艺术追求不是模仿,而是幻想。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创作实验构成了一种新颖的文学体载,一种城市化的歌特式传奇文学,其中性欲有时被抑制,有时不那么被抑制。这种体裁自有其常规:一个精神错乱的主人公、幽灵似的女人(虽然不是穆时英小说里的女人)、难以置信的神秘情节(以掩盖无意识和超自然的运作)、以及意外的结局(不象真正的侦探小说那样,因为并没有把所有的暗结解开)。施蛰存早期的两部小说《旅舍》和《宵行》为《魔道》和《夜叉》打好了基础,他自己说,这种练笔直到《凶宅》才结束。《凶宅》尽管有点像流行电影(如《十三号包厢》和《夜半歌声》,然而却再次说明了他对书面材料的熟悉。事情是这样的:1920年前后,报上登载了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上一处凶宅里的三宗命案。报道是用英语写的,施蛰存大概地将它译成了中文并经过了加工。在这基础上,他把一段非常复杂的情节与一篇由法语翻译过来的日记和两篇自白拼合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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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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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沪)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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