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四益:我国宪法之“公共财产”的前生今世

——从李忠夏的《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一场美丽的误会》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5-10-19 09: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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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四益  

  

   摘要:  李文抛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解释宪法,篡改了宪法的本意。社会主义的财产观,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的区分之上,公有制的思想经过了公社所有制、民主国家所有制、集中制国家所有但政府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彻底的政府所有制伴随计划经济这几个阶段。我国宪法修正案在坚持全权政府的同时引入市场经济,由此产生了如何协调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难题。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应建立对公有财产的精细分类,对公有财产的公产和私产部分采取不同的规制方式。

   关键词:  公共财产;私人财产;自由;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仍然向壁而虚的建构:关于李忠夏的《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一场美丽的误会》

   李文的目标在于解释现行宪法之公共财产(主要是解释国家财产)的含义,但李文并没有遵循宪法解释的基本要求。李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建构一种与私人财产权不同的公共财产制度的概念,认为公共财产只能是一种制度,而不能构成一种主观性权利,接下来就是生吞活剥现行宪法,以附会他自己心仪的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制度的区分。与李文所批判的各种构筑宪法之公共财产权的尝试一样,李文的结论大体上难免也是一场“误会”,而且可能也谈不上多么“美丽”。[1]

   (一)在国家财产性质建构上的贫弱

   与李文所批判的向壁而虚的“国家所有权”—不管是税兵的双阶构造论[2]还是肖泽晟的全民所有非政府所有论[3]—的建构不同,李文算是述而不作地介绍了德国基本法和宪法理论之国家财产不同于私有财产、不享有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地位的观念,然后以这种德国宪法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宪法。由于李文是将德国的宪法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否则也就难以作为中国宪法解释的基础—来对待的,对于中国宪法来说,确立这一观念无疑就是一种典型的建构。

   按照李文,德国基本法中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只限于私人财产而基本不及于国家财产。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传统的规范性论证,即私人财产属于人性尊严和个体自由的基本要件的论证,而在于一种卢曼(Niklas Luhmann)所述的社会学上的理由。即在以社会系统之间的功能分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而言,宪法中的私人财产权能保证个体在经济系统中的参与角色,从而维持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分化,如果给予国家财产权以宪法保护,势必造成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入侵。作为一种宪法解释理论,李文的缺陷应该是明显的。

   第一,德国基本法明确地将所有宪法人权的基础归之于人性尊严(《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一项),这决定了对财产权的宪法解释不能抛弃传统的财产权之构成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必要内容的价值预设。李文实际上是抛弃德国基本法规范去解释基本法。第二,功能主义社会学的观念总是事实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这种事实性的论述也许能够证成某种规范性法律的合理性,但不能成为规范性法律(特别是宪法规范)解释的出发点。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本来就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宪法解释在直接援引社会学、特别是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必须异常谨慎。另外,卢曼的社会学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事实,因而会与法律论证的方法保持距离,比如说卢曼理论中的财产就采取实质性定义,即只包括经济系统内的财产,而法律上的财产必须坚持形式性的规定,对那些与经济系统无关或者关联甚少的财产,如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人身性的财产,这些财产不涉及政治系统和经济形态分殊,宪法也必须一体保护。第三,李文将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化作为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之不同法律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政治系统和经济形态为何必须保持功能分化,李文连交代性的说明都没有。而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分化,又并不是一种共识性观念。比方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现代的激进民主理论,都追求经济领域的民主决策,反对经济领域的专制主义。第四,李文断言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分殊决定了国家财产权不能拥有基本权利的地位,李文总应该提供一些经验性的证据,比方说英美法日等国都信奉这样的理论,但李文却对其他的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只字不提。并且,为什么必须选取卢曼的社会学理论,而不选取比如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济学理论,来证实私人财产相对于国家财产的重要性,以及来自社会学理论的对卢曼的批判性意见,李文也根本没有提及。

   (二)对中国宪法的粗暴解释

   李文的上述基本观念,即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分化意味着否定国家财产的宪法权利地位,并非毫无意义,至少,李文对宪法上的财产权与现代社会的宏观构架之间关系的阐述,能够丰富我们对财产权和财产制度的理解。李文在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证明方式的问题。至于李文关于中国宪法解释的部分,一分为二的态度就不合适了。

   其一,李文将现行宪法的修正解释为经济系统的分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张冠李戴。卢曼之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分殊的宪法意义,在于从根本法的意义上严格限制国家政治力量进入经济领域,维持私人性质的经济领域的自治,而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政府不直接经营经济生产。反观我国现行宪法对经济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放弃,都只是国家控制经济领域的手段上的调整,而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分殊风马牛不相及。按照李文的说法,只要政府放松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就意味着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化,那么,二千年的郡县制历史或西欧君主权力孱弱时期的封建社会,就已经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了。看看我们的宪法文本,现行宪法之“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的规定明晃晃地还存在着,再看看基本的社会现实,李文说“从社会变迁的整体趋势反观‘宪法文本’就可以更好地解读‘文本的变迁’”,近年来我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实也是明晃晃地存在着,这哪里有丝毫的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和经济系统的分出?

   其二,李文说宪法修正案之“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私有财产的征收补偿、“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意味着我国宪法已经建立起了拥有消极防御权属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积极保护义务属性的私有财产权。这种解读明显是指鹿为马。宪法文本强调的是“合法的私有财产”也即通过政治途径认肯的私有财产,而作为宪法权利的私有财产(权),意味着保持在实质性内容上免于政治决定(制度性保障)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权利(高级法),宪法关于私有财产的规定,从字面上来说仍然没有肯定私有财产的消极防御权。李文将对于私人财产的征收补偿解读为国家对私人财产的积极保护义务,更是一种知识性的错误。公民的积极财产权,是指公民作为共同体的一份子,主要是通过行政给付方式从国家获得一定财产的权利,而对私人财产权的征收主要是对消极性的私人财产权的侵犯,因这种侵犯所作的补偿,与积极性的财产权利没有任何关系。

   其三,李文说我国宪法条文规定了私有财产权,但没有规定“公共财产权”而只是规定了“公共财产”,这说明“八二宪法中的‘财产权’严格限定于‘私有财产权’,而‘公共财产’毋宁可以视为一种公法上的制度”,这种断言,实在让人不知所以。

   德国宪法解释需要有国家财产不属于基本权利的论证,是因为德国《宪法》第14条只规定了财产权,而没有明确这是国有财产权还是私人财产权。与此相反,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宪法地位。宪法规定国家对于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这种“所有”不是一种权利,是什么呢?德国法上的主观权利和客观制度(规范)之分,在于主观权利对应于一种具体的国家义务,而客观制度对应的是一种抽象的国家义务,权利和制度的主体都是与国家相对的私人,而国家财产的主体,却并不是私人而是国家,这里并没有创生出一种宪法权利之外的客观财产制度的空间。再有,宪法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如果公共财产只是一种防止滥用的公共制度而不是一种权利,那抢劫公共财物、破坏自然资源、毁损公共财产的犯罪,岂不是要归于公共财产的滥用,而不是像《刑法》的规定那样纳入侵犯财产罪?如果公共财产只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权利,那同为公共财产的集体财产如何面对国家权力?—可以说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有着不一样的宪法地位,是两种不能等同的宪法权利,也许可以讨论说宪法上的公共财产权不符合真正的宪法财产权的要求,但不能睁着眼睛说国家财产在宪法文本的意义上不享有宪法权利的地位。

   更不能说因为宪法没有“公共财产权”的字眼,就去抠字眼否定公共财产的权利属性。财产和财产权在字面上本身就是一回事。德国《基本法》第14条中的“财产权”之德文Eigentum既可翻译为财产也可以翻译为财产权。与Eigentum相对应的英文property、法文properiete,都是既可以翻译为财产也可以翻译为财产权。蒲鲁东(Proudhon.Pierre-Joseph)在其《什么是所有权》中也说得很清楚,“properiete一词有两个意义:1.它所指的是一件事物之所以是这件事物的特性,也就是这件事物特有的、使它特别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属性。......2.它表明一个有智慧而自由的人对于一件东西的支配权;法学家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意义。”[4]《牛津法律大辞典》的相关词条则是:“财产权·财产[Property]严格地讲,这个术语用来指财产所有权,法律规范规定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情形便是如此。此外,这个术语也被人们更经常地在转换了的意义上使用,这时它是指所有权的客体,即指所有物”。[5]

   事实上,property不但被翻译为财产和财产权,还被翻译为所有权和所有制。比如蒲鲁东的“Quest-ce que la Properete”,中译本的选择就是“什么是所有权”,而《共产党宣言》中的“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对应的英文版为“The FrenchRevolution,for example,abolished feudal property in favor of bourgeois property”。[6]

   略举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李文之中国宪法解释的部分,其失败是灾难性的。

   (三)从李文谈应该如何理解宪法规定的公共财产权: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引入

   当然可以用各种远古的和新鲜的理论,用大西洋东岸和西岸的宪法案例,来试着诠释我们的宪法规范,并努力推动法律界同侪以及大众接受这样的诠释。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除了必须保证援引理论的系统性与准确无误之外,还必须保持基本的学术诚实性,不能生拉硬拽地篡改事实、以附会所援引的理论,不能做吹鼓手和帝王师。

   李文对中国宪法的解释,就处处显得简单粗暴。比如李文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分立标准的讨论,就像某些官员断言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已经逐步形成一样,断言结束价格双轨制意味着中国经济系统自主性的雏形已经形成;比如说李文评价2004年宪法修正案意味着“个体从国家理想中解放出来,而拥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毫不顾忌宪法中依然大量存在的集体主义表述;再比如李文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映了从国家垄断客观真理到去政治化的试验性国家思维方式(国家思维?)的转变,完全不考虑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背景,又选择性地无视对资社问题讨论的冻结等现实因素,这就使得李文看起来像是在给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行理论的加冕礼。

对于我国宪法中公共财产的理解,是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财产所有制形式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区别各种社会形态的最基本的标准。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构成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最根本的特征。所以,对公共财产的讨论,就不同于对于其他宪法问题的讨论,就不可以简单地套用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理论来解决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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