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笔者试就儒道佛思想在其小说中的表现、意义及其成因作系统的论述。

　　一

儒道佛思想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作家自己认为，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1〕儒家思想在其小说中表现如下。

（一）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突出表现在《落魄》和《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这两篇写的是生意场上的事情。前者写抗战时期内地一家小饭馆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南京人和一位自甘报弃的扬州人；后者写胡老板的自信自强和吴老板的萎靡不振。通过对两类人物的描写，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南京人和胡老板的赞同，对扬州人和吴老板的鄙视，表现了儒家“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和由此形成的崇高的人格气节。《徙》中写小学教员高北溟身处恶境，却不苟合于世。他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权势的排挤，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清高方正的品格。为了恩师的遗稿能被刻印，他省吃俭用，甚至不惜牺牲爱女的前途。在《故乡人》中，写王淡人以行医为生，却免费为穷苦的乡人看病治病；家乡发大水，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故里三陈•陈泥鳅》中，写陈泥鳅“也好义，也好利。”她救死尸讨价还价，救活人则不计报酬，救上来的人一无所有了，他连姓名也不问，还把自己的积蓄无偿地周济孤寡老人。这种尚义精神是儒家义以为上思想的表现。在《鸡毛》、《捡金子》以及《故里杂记》中的《李三》和《鱼》等篇，则斥责了见利忘义的卑劣行为，从反面表现了“以义为上”的主题思想。

（三）对仁爱思想的表现。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充分体现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岁寒三友》表现的是朋友间的艰苦与共。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为人善良，热心公益，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王瘦吾和陶虎臣在靳彝甫要资助的时候，慷慨解囊，为其凑足出门求生的路费；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濒临绝境时，毅然变卖了三块爱如性命的田黄石章。这种相濡以沫之情，真是感人至深。《故乡人》中的“钓鱼先生”王淡人更具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不但以一技之长扶危济困，且主动为一破落的无赖子弟免费治疽，还供他饭食大烟。他心里想的只是“不给他治，他会死的”。这种友爱亲仁精神在汪曾祺小说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父母子女之爱，兄弟姐妹间的爱，夫妻之爱，未婚男女之爱，师徒之爱，朋友之爱，同事之爱。这种仁爱精神充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汇成为作品的主旋律。

道家思想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徙》中的谈甓渔和《鉴赏家》中的季匋民都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他们都是地方名士，却不谙世故，一个闭门读书，一个在家作画；一个连钱都不会数，一个最讨厌世俗的应酬。谈甓渔为人“无贫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季匋民与果贩叶三结为至交，同室论画，视为知己。这种率性而为，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仅见于谈、季这样的地方名士，也体现在众多下层人物身上。《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他种竹，养花，放风筝，斗蟋蟀，赏田黄石章。《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在辛勤劳作之余，总是提了那把其大无比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在街上闲逛，聊天。还有《安乐居》中的酒客们。《大淖记事》中的挑夫们，以及《职业》中的小学徒等，在艰苦的生活面前都保持着通达乐观，不为物累，怡然自适的开阔胸襟。至于《故乡人》中的王淡人的面河垂钓，“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般的闲适淡泊和《打鱼的》里的打鱼人的平平静静，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的致虚守静，返朴归真。还有《云致秋行状》，写云致秋顺境、逆境能处，能进退。遇强力能迂回而进，遇挫折能委曲求安。这是老子谦下不争，以柔弱胜刚强思想的体现。

汪曾祺小说也反映了一些佛教思想。《复仇》、《幽冥钟》两篇，其题材或直接取自佛门，或与佛门紧密相连。前者写一个复仇者由立志复仇到放弃复仇的故事。作品虽以《庄子•达生》中的“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为题记，实则表现了佛家的慈悲思想。后者写承天寺夜半的钟声。作品通过寺中救度众生的菩萨、相貌清癯的和尚和柔和悠远的钟声等意象，表现了佛门救苦救难的思想。《螺蛳姑娘》则通过一个种田人的遭遇，表现了佛家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的现世报应观念。汪曾祺小说还表现出一种禅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受戒》写荸荠庵这一佛门圣地，“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和尚们可以唱情歌，可以有相好的，可以娶妻生子。他们经常打牌，玩铜蜻蜒套鸡，从不知道有什么束缚，更不知道有什么规矩。他们只是按照清净无染的心性做着各自想做的事情，从中感受着生命的欢乐。这种恬淡自如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中晚唐以后禅家的“不生思虑，直指本心”的“见性”之法。

综上所述，可见汪曾祺小说深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其中既有儒家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刚健自强的生活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的理想，又有佛道的随心任性，清净无染的思想和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构成了一个和谐人生。

　　二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道佛思想共同影响着汪曾祺小说，其中有对立因素的统一，也有非对立因素的协调，共同构成为和谐的人生。对立因素的统一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之间。汪曾祺小说中人物多具儒家的入世思想。他们对沉重的人生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努力向上，经世济民。一旦理想破灭，便往往由入世转为出世。《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精明强干，各自经商，期望发财。然而，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理想：王瘦吾的草帽厂被挤垮了，陶虎臣的炮仗店被迫关了门。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靳、王、陶相约来到了酒楼上，要在一醉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徙》中的地方名士谈甓渔，累考不进，便无意仁途，每日只是闲散街头，抽烟喝酒，傍花随柳，言谈举止，全无约束，大有魏晋狂士的味道。这类人物是在理想破灭后由入世转为出世的，这种转换有较明显的变化。体现在更多的人物身上，这种入世与出世的相互对立的人生态度则似乎本来就是统一和谐的。《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也勤劳，也闲散。炕蛋期间，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使出了浑身解数；炕蛋之后，便提了茶壶，在街上逛来逛去，闲聊，喝酒，吃茶，自在得惬意。《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一面治病救人，仗义疏财，一面面河垂钓，淡泊得超脱。《打鱼的》里的打鱼人每日在风浪中张帆捕鱼，内心却平平淡淡，既无兴奋也无忧愁。还有《安乐居》里老酒友们，《故人往事》中的戴车匠、老白，无不集辛劳勤恳与恬淡逍遥于一身，入世与出世就这样和谐地统一在他们的生活中。

达成这种和谐的原因，除了创作主体的因素之外，与儒道思想各自的特质相关。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济民的伟大抱负，“仁者爱人”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观念以及其它种种对人生的规范都过于强调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作用，却往往掩盖了生命本身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于是，当人的理想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生的痛苦和个体生命的渺小便自然地凸现出来，此时，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在理想和修养的支撑下以身抗衡显然是不现实的，而道家却以超然自适、清净无为的生存方式承认了生命本体的内在价值。这样，人便由积极的入世济世转为消极的出世避世，这就是谈甓渔王瘦吾们由儒而道的原因。

毫无疑问，道家的出世避世成了理想失落后的人的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但是，它在汪曾祺笔下的人生世界中并没有作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存方式而出现，否则，出世必将代替入世，这显然不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生。这是由道家自身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道家将“道”推至宇宙本源的地位，而道创生万物依循的是自然而然的法则。因此，“自然”便作为一种规则在道家思想中占有至高的地位，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那么， 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这种人生追求的极境，是超越人世的孤独与泯灭情感的冷漠，即《庄子•大宗师》所谓：“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的境界。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为一般人视为幸福。显然，在汪曾祺笔下，入世与出世都没有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他寻找的是一种更理想的人生。克尔凯戈尔说：“要是一个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多少有点意思，而不是象动物那样，压根就不曾仰望过什么，要是一个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不是把自己交给有若浮云一般东西，不是急不可待地让自己为过眼烟云的幻象所惑，也就是说，既不使自己的生活百无聊赖，又不无谓奔忙，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种更高的东西存在。”〔4〕在汪曾祺小说的人生建构中，这更高的东西就是入世与出世构成的和谐。他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却不执着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慨叹，潇洒通达却不对着人生谈空说无，返朴归真却不忘人间的是非美丑。一方面，他们有热情，有活力，渴望实现一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达观安命，“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5〕儒家给他们以信念和努力，道家又给他们以自由和解脱， 人生由此呈现为一种美，和谐的美。

非对立因素构成的和谐主要见于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对现实生活的超脱。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孔子讲“仁者爱人”，“泛爱众”，孟子讲“亲亲，仁民，爱物”；道家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友爱精神，但其绝巧弃智，柔弱无己，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却正可以形成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而以涅槃为最高境界的佛教，实质是以救人离苦为目的。其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慈悲喜舍，普度众生的救苦救难精神，正显示了一颗博大的爱心。三者的影响形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爱的和谐。在这个“小民百姓”的世界里，人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没有过多的奢望，也没有过多的悲伤，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厚、友善、热情、真诚。朋友间的相濡以沫，夫妻间的同甘共苦，父子间的慈爱孝顺，乡邻间的同舟共济。就连那位代父复仇的负剑者，心里也盛满了爱的温馨。也爱秋天的山花，爱井边打水的小姑娘，爱她的白发的母亲，也爱庙里敲磬的和尚。这种爱终于化解了他内心的仇恨，心灵由此获得了自由与和谐。

汪曾祺小说的人物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而形成了和谐是可以理解的。道家以为理想的人生应该是清静无为的。佛教主“空”，认为执则为妄，万物是空。《中论》偈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既然世界为空为无，那么人的努力也是虚幻不实的，是“妄念”，是“错用心”，于是，消极避世，忍辱无诤，清净寂灭便成了佛家最高生活原则。积极入世的儒家与出世似乎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儒家的价值追求不仅不否定人已物我的和谐，而且以为和谐是一种美。这种和谐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适意自然不无相通之处。《论语•先进》记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显然体现出一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人生审美情趣。它与佛道的清静无为、适意自然一起，构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这是一种充满着和谐之美的生活境界，此中的人确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澄明的心境，一种充满了诗意的恬淡自适，一种摆脱了名利羁绊后的轻松自由。这种超脱的和谐美在《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达到了极至：“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此中的生命已超越了时空，与天地万物同一，进入了无心无念的化境。

　　三

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有功名，父亲极富生活情趣，种花养鸟，斗蟋蟀，画在当地有些名气。汪曾祺十八岁以前在家乡度过。家乡有很多寺庙，他小时常到寺庙玩耍，在庙里看过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和其它佛像，看过庙里的广庭大树，看过和尚做法事，敲击法器，唱“叹骷髅”。他还在乡下的一个小庵里住了几个月，认识了一个小和尚和小英子的一家。他对家乡的丧礼、放荷灯等风俗颇感兴趣，还看过银匠店的银匠制作小罗汉，画匠画“家神菩萨”，竹匠做草子，以及布店门上的一副对联。国文教师高北溟的清高正直，乡人的勇敢和乐观也留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儒道佛思想深刻影响着童年时期的汪曾祺，对他的人生观的形成和日后的创作有重要影响。《受戒》、《大淖记事》和《徙》等篇，写的几乎完全是这段生活的见闻。此时他虽未成年，但已初具乐观和仁爱之心。他在忆及这段生活时说：“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但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6〕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主要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是个具有抒情气质的作家，他用微笑注视着世界，用博大的爱心来拥抱人生。面对着当时农村社会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的消失殆尽，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的日趋泯没，和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的人生观，他执意描绘着湘西这片美的土地，歌颂着这片美的土地上的人的善良朴素和正直纯粹，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他是一位兼有入世和出世之心的作家，是咏叹着天地间的大的和美的诗人。可以说，他对生活的乐观和挚爱影响了汪曾祺整个人生和创作态度。汪曾祺提及沈从文时，总是离不开他的博大的仁爱精神，说他是位“仁者”，有“仁者之心”，对祖国的山河草木“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故而他的人生和创作态度一直是乐观的积极的，这是一种儒家精神。汪曾祺还曾具体谈到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潮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7〕此时的汪曾祺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创作也刚刚开始，应该说，沈从文对于汪曾祺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解放后，汪曾祺又有当右派，下放劳动，文革等经历。用他的话说：“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一个全过程。”〔8〕虽然经历坎坷，但其亲民思想和乐观精神没有变。他说：“我笔下的小民百姓，没有坏人，因为我不愿去写他。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关。我下地劳动，艰苦受难，也还是那么回事，捱过了。”〔9〕这种宽厚仁爱通达超脱正是儒道的思想品格。

汪曾祺还在其他方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他喜爱风俗画。诸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踏歌图》、《货郎图》，清代的《鬼趣图》、《老鼠嫁女》，他都很喜爱。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风俗画面，以至有些评论者径称其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认为风俗是民族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活中诗情的外化，是抽象的民族情感的具象。他说“我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10〕显然，他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风俗的内涵的。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对生活挚爱乐观和从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核心是人生的艺术性。其中包含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如，中国笔记小说对他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以及归有光的名篇等等，他都喜爱。其中，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尤其受到他的推崇。

在创作思想上，也可见其受到儒家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注重文学创作的社会效果。他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过去有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者先是社会的得失……一个作品写出来放着，是个人的事情；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11〕在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强调作者要熟悉生活，更强调作者“必须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对于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某一种人或事，总得有自己的看法。”〔12〕汪曾祺重视作品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也追求一种纯朴和谐之美。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13〕“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14〕这是怎样的美呢？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这样说：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可见，他追求是一种纯朴和谐和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这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一个率性而为没有束缚的世界，一个安静和乐没有纷争的世界，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道佛精神共同构成的一种艺术的人生。

注释：

〔1〕〔6〕〔7〕〔10〕〔11〕〔12〕〔13〕〔14〕汪曾祺《晓翠文谈》第38、10、129、108、26—27、34、4、24页，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

〔2〕慧远《三报论》。

〔3〕《老子》第25章。

〔4〕克尔凯戈尔《宗教的激情》， 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庄子•天地》。

〔8〕〔9〕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见《上海文学》198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