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4 次 更新时间:2006-03-26 22: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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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新  

  

  提要:本文以国有企业Z 厂的一项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过程,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事实上,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主义;集体行动;文化传统

  

  一

  

  国有企业改造无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笔,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进行的国有企业(后面简称国企)改制的意义,不仅将众多中小型国企推向市场,同时排出大量原有人员。据统计,在这一过程中,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由1995年年底的11261万人降至2004年底的671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5:46),共减少了4551万人,比例为40%.如此大规模的减员是否遇到了工人们的集体抵抗?如果存在着集体行动,那么工人们是如何完成集体行动动员的?其社会动员使用的文化和理念是什么?

  对此有几种观点,观点之一可称为“分化理论”。有学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是因为这一减员过程首先是以单位内部的“择优”形式完成的,使国企工人群体在年龄、技术层面发生分化,下岗工人们对弱势地位的自我认同,使被分化工人群体无法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佟新,2002)。观点之二可称为“顺从理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多数工人在具体改革过程中从情境理性出发,采取了服从、消极退出、个人倾诉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总体来说表现的是一种顺从行为(刘爱玉,2003)。观点之三可称为“传统反抗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工人们是具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但是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仍然根植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发生变动的所有制关系,重新理解和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展开行动。这说明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并不反映他们已经产生明显的阶级意识,目前的政治体制限制了工人认识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陈峰,2003)。观点之四可称为“受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国企改制对工人利益造成了制度性侵蚀,改制包含着一系列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丧失福利、恶化的工作条件等。工人在丧失国家有效保护的同时,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逐渐成为市场和专制管理的受害者(Lee ,1999)。观点之五可称为“压制理论”,即认为国家角色并非呈现出减弱的趋势(waning of the state ),而是从直接控制(control)转为外部的宏观调控(regulate),各种用来调节社会秩序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 )都会对劳工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生产组织以“失序专制主义”(disorganized despotism)替代了“新传统主义”,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下,工人阶级的型构不单受到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也关乎权力、道德、文化观念和社会冲突的根本重整(李静君,1999)。赵鼎新和孙立平对社会运动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将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置于更广大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由此理解动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赵鼎新,2005;孙立平,2000、2005)。

  而西方社会学界近十几年来对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研究,常常将其归因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精英团结的程度、政治法律结构和地方文化等等(Vincent &Hodson,2004)。

  1997年6月,国有Z 厂发生了一起工人集体行动,值得关注的是,工人的集体行动与厂职代会或地方政府在何种意义上或通过何种形式发生关联。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制度为何依然为市场经济下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合法和有效的组织支持。这些问题,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应陈峰和李静君在研究中曾经关注过的话题: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道德和文化观念的重整,工人集体行动的文化基础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工人集体行动的文化基础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学者们越来越相信:并非是现实本身,而是人们对现实的解释引发了人们的政治行动(Klandermans ,1989)。集体行动的发生是因为存在一种集体行动的框释(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即一种与集体行动有关的认知和归因模式。它是集体行动参与者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帮助人们确定其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并对其做出道德判断。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使人们形成对其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判断和认识(Tarrow,1998:109-111)。那么,对于Z 厂的工人来说,他们在集体行动中的共同认知和意识是什么?是什么能够使个人的情绪产生集体化的趋势,并以集体行动来证明其合法性。由此,我们可以来分析: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以及工人对其生活境况和集体行动的解释,是如何与更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如何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知识库存”(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或新的社会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寻找资源?或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如何相互竞争,成为工人们进行社会抵抗时的动员工具?工人及政府的行动是怎样在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新意义上寻找自己的合法性?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政治文化基础及其变化的复杂性。

  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笔者与课题组成员四次到Z 厂进行调研(注1),每次约一周左右,访谈各类人员约50人。其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参与者Z 厂职工有45人,地方工会干部有1人,兼并方代表有1人,相关政府官员有3人。本项研究收集各类相关文件资料20多万字,整理访谈记录100多万字。以下是对访谈资料的分析。

  

  二

  

  Z 厂位于Z 市(中国中部省会城市)西部边缘的公路一侧,创建于1958年,以生产文化用纸为主。1998年2月对Z 厂的资产评估表明:Z 厂总资产8830万元,总负债5940万元;占地104亩;职工860人,其中退休工人171人,在业人员689人;职工在居住方式上是传统国有企业的特点,生活区与生产区只是一墙之隔。

  1995年4月,Z 厂面临政策性停产,大量工人下岗回家,只保留了一条生产线。而后,时任厂长想用部分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搞开发,这一行动遇到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老工人和职工代表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堵马路”形式进行抗议。这次抗议活动是Z 厂首次大规模变卖工厂财产反抗的集体行动。这次行动引发了市政府和主管单位的重视,在处理问题时,上级领导起用了职代会,职代会成员们通过举手表决的形式否定了土地买卖。

  1998年8月,Z 厂被H 公司兼并,重新注册为H 公司的纸业分公司。H 公司承诺“在一年内分三次按3-4-3的比例逐步退还职工风险抵押金,补发所欠职工工资和生活费,逐步解决医疗报销问题,并补发企业所欠统筹办的职工养老保险金,妥善安置职工就业”。Z厂职工代表大会经过职工代表的表决通过了兼并协议。但是H 公司没有实现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原Z 厂的全体职工代表开会,以表决方式决定要求H 公司履约,如不能履行兼并时的承诺,Z 厂将与H 公司“脱钩”,取消兼并。此后,H 公司与Z 厂职工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职代会代表和职工曾四次向市政府相关行政机构提出解除兼并的公告、报告及请求,要求H 公司履约。2000年6月,职工代表大会鉴于H 公司不能履约,决定采取“从非法兼并方H 公司手中收权的坚决行动”,进行了一场“救厂护家园运动”。这一天有200多名职工来到Z 厂参加行动,他们设立了护厂队,封锁厂区,阻止H 公司人员进入工厂。工厂门外打出的标语有“改革决不搞私有化”等。集体行动引发政府的关切,Z 市工会主席带队的市政府工作组进驻Z 厂,并主持召开全厂职工大会,重新选举职代会代表。新职代会表决一致赞成“解除兼并”。

  2001年1月,在市政府工作组的协调和监督下,Z 分公司工会与H 公司达成解除兼并协议,Z 分公司将“在不退回国有前提下,尽快将原Z 厂现有净资产,经重新评估后,依据国家有关政策,量化到每一个职工个人,成立一个由职工持股的公司……”2003年8月,Z 分公司职代会选举产生了一个董事会,注册了资本,成立了M 公司,成为职代会带领职工集体行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注2)

  (一)生存困境凸显了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国有企业改制的本质是将一批中小企业推向市场,无论以关、停、并、转的哪种方式实现改制,工人的经验往往是负面的。首先,他们直接经历到的是生存危机。在工厂被迫停产后,Z 厂的许多工人为了“顾生活”,不得不从事高劳动强度、超时工作、低收入和不确定的非正规就业。小杨师傅(1961年出生,女)一家的生存状况就是个例子。小杨师傅1980年高中毕业接替父亲工作进入Z 厂,一直干到1994年工厂停产。她说:

  俺们家兄弟姐妹四个,三个都在这个厂里,我父母,我和我的两个妹妹都在这个企业……这样一家一家在厂的很多,我看有一半……(工厂停产后)我回家呆了一个月,(后来)又在外面造纸厂干,是私人小厂子。因为有技术,算是技术工人。他们是按计件给钱的,私人用人可狠了。他是按照吨来算件的,一天干12个小时,歇一天,再上12小时,没有礼拜天。去年(2002年)电力紧张的时候,我们一干就是20多小时,为了挣钱,为了顾生活,都是那个样……我现在一个月拿500多块钱,别人拿300来块钱。他(老板)说,我有技术,非要让我在那儿,等于每个月给我加了150块钱。他说,你上别的地方去干不是他们要交统筹吗,我就给你这150,算是我给你上统筹了。市场就是这样竞争。(注3)

  小杨师傅的生存状况在Z 厂是较好的。在Z 厂,多数工人在各处寻找着临时工,在工厂停产的十年时间里,工人从政府拿到过两次钱,都是在春节前,两次都是150元。兼并方发过三次生活费。因此,即使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同工人们一样在四处打零工。赵师傅是一位1974年进厂的工人,他说:

  那时工人是老大哥嘛,那是毛主席提倡的,现在是、现在是工人是最底层的……以前,就说一个问题吧,小孩儿入托问题吧,上学问题吧,一般你看像这个厂里头,基本上那就有这一套,有卫生所,有幼儿园,甚至有的有自己小学、中学……(19)88年那阵,也想计划干(买卖),后来因为啥,那时候在咱思想观念里头工人好像一干就好像是啥了,跟过去那投机倒把样了。就有这个概念。再一个其实,这个、这个、自从开放以来,我总觉得,前期开放啊,国家开放不是那,不是老成功的,那个暴发户啊,素质比较低,就是在工厂里也不好好干活儿的那一号儿……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最起码我知道自己付出了劳动,知道这个劳、劳、劳动的成果你也有一种,啧,自己有一种,哎,劳动自豪感,不是说不劳而获那种感觉。但是小店不让开了,说是影响市容……H 公司的人呀都算些诈骗犯,跟一批小偷那样。我们那是害怕资产往外头流。原先我真认为工厂是家。现在,我、我感不到它的温暖了。当我困难的时候,一点事儿也帮着我解决不了。现在社区这一块儿还可以。所以这一块儿我感谢国家,国家给了这个政策,但是我不感谢厂里,厂里等于给你踢出去了,现在还管点用水、用电。可能是国家意识到这一块儿,出台了这个低保的政策。你最起码,这吃不饱、国家也叫你饿不死。最起码叫你基本生存呢。我感到有个自卑感。因为啥,老吃国家这一块儿他本身给你的好像施舍的,对不对?(注4)

  事实上,虽然Z 厂被迫停产,但工厂将厂房以租赁方式出租,用其盈利为工人支付水费、电费等基本生活开销。例如,它明确规定工厂每月为工人支付20度的电费,5吨的水费。也就是说,Z 厂对工人的生存型庇护传统依然部分地被保留下来,绝大多数在工厂居住区的工人得到了住房、用水、用电的基本保障。

  工人们对于自身状况的解释包含两种逻辑:一种逻辑来自于计划经济传统,他们特别强调“有基本的保障,反正饿不死,政府也不会让我们饿死”;另一种逻辑来自市场经济的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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