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同庆:百年祭魂

——世纪末论郁达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5-10-11 1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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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同庆  

   世纪末论郁达夫,似乎预示着一种特有的冥契——语境和论题的和谐化一,虽然这中间相隔了整整一个世纪。“世纪末”与郁达夫那种近乎如影随形的关系,使我们感受和阅读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没办法忘记他。世纪末的种种文化现象表明,百年前诞生的这个世纪苦魂正重新回到我们的时代,也许时至今日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郁达夫——他的个性、他的作品和他对于历史的意义。

     “罗网”:郁达夫现象论

   中国人最初关于“世纪末”的概念和知识大概是从郁达夫那里得来的。中国人直观地认识和理解“世纪末”的性格和内涵,估计仍然是从郁达夫身上获得的。这的确是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我相信叶灵凤下面这段话许多现代作家都会有同感:

   我年轻时候,是爱好过王尔德的作品的,也爱好过英国“世纪末”那一批作家的作品的。这可说全是受了郁达夫先生的影响。那时大部分的文艺青年都难摆脱这一重罗网。[①]

   “罗网”一词并非言重而是恰如其分。想想《沉沦》最初发表时引起的巨大轰动,想想洛阳纸贵般对郁达夫作品的顶礼膜拜,想想那位私淑郁达夫而不知所终的王以仁,郁达夫及其回声就会变得清晰可辨。施蛰存曾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②]这一感受是很有代表性的。郁达夫、郭沫若、田汉及其创造社代表了中国世纪初“青年文化”最初的震动。这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历史,“五四”大潮催生出的这个“青年团体”,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思想与艺术的实验场,在此之中,他们通过交流与冲突、聚集和分化的方式进行着最先锋式的精神活动。郁达夫及其同人用最自由的观点,最富个性的冲撞,甚至最丰富的混乱、嫉妒、狂热、最尖刻的批评、嘲笑和辱骂构成了一个有时无法忍受但又永远具有刺激性的、奇怪地混杂着的气氛。一重罗网撒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罩住了许多青年人的心。“郁达夫现象”当数其中最具个案意义的例子了。

   把“世纪末”和郁达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自己授人以柄所致。其实郁达夫从未以此为辱,反倒常以此为荣。创造社的一群青年作家在中国文坛的所作所为能够比得上英国世纪末文艺运动中的“《黄面志》团体”,当然是郁达夫们所求之不得的事。这也很可能是郁达夫撰文介绍《黄面志》及其作家的初衷。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是一个充满了苦闷和颓废的社会。1894年创刊的《黄面志》及其同人作家是在这种倾向上反映得最敏锐的一个文艺团体。这个团体中的主要成员美术编辑比亚兹莱(AubreyBeardsley)、诗人道森(ErnestDoweson)、西蒙斯(ArthurSymons)等与小说戏剧家王尔德共同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世纪末文艺思潮。西方“世纪末”文艺思潮在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一度相当盛行,这是许多五四文学活动的当事人都曾提及过的。人们比较熟悉的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的“世纪末果汁”。对此鲁迅提到四个人的名字:尼采、波德莱尔、王尔德和安德列夫。鲁迅当然是要而言之,事实上英国的《黄面志》及其周围的作家也是这种“世纪末果汁”的重要组成部分。叶灵凤说:

   《黄面志》那一批作家的作品,以及比亚斯莱的画,对中国早期的新文艺运动也曾发生过一点影响。因为首先将《黄面志》介绍给中国文艺爱好者的是郁达夫先生,接着田汉先生,张闻天先生不仅介绍比亚斯莱的画,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作品。后来鲁迅先生也编印过一册比亚斯莱画选,列为《朝花艺苑》丛刊之一。[③]

   郁达夫介绍《黄面志》时,事实上这个刊物在英国停刊已久,有关诸人都已经去世,“世纪末”早已成为过去,新世纪也开始了四分之一。郁达夫不过是当作英国近代文艺活动的一个面貌来介绍的。“他的介绍被接受了,而且发生了影响。可是,却使他自己从此被后人称为流浪颓废作家。这真是当时满怀愤世疾俗的年轻的达夫先生所意料不到的。”[④]其实大可不必为郁达夫的这种遭遇叫屈。同样是一种颓废时代的产物,把郁达夫与世纪末作家比附,既不牵强附会,也无贬损之嫌,倒是能说出一种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契合。

   在《〈黄面志〉及其他》一文中,郁达夫丝毫没有隐晦他对这批世纪末作家的喜爱之情。他说:“ErnestDowson的诗文,是我近年来在无聊的时候,在孤冷忧郁的时候的最好伴侣。[⑤]”郁达夫是怀着同情和敬仰来介绍道森的,在他看来《黄面志》的一群天才诗人里,“作最优美的抒情诗,尝最悲痛的人生苦,具有世纪末的种种性格,为失恋的结果,把他本来是柔弱的身体天天放弃在洒精和女色中间,作慢性的自杀的,是薄命的诗人ErnestDowson[⑥]。”这是段相当煽情的文字,没有刻骨铭心的触动是说不出来的。类似饱含感情的叙述,文章中随处可见,这样声情并茂的文章深刻打动并影响了一代青年文学者当是可以想见的。其时,郁达夫的《沉沦》正一纸风行,俨然文学青年中的偶像。于是,郁达夫心目中的所爱,被文学青年爱屋及乌地传播开去,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世纪末文学热”,即如诗人道森,就出现了不少译介者,王统照、傅东华就曾因错译和误译道森的诗颇受文坛指责。施蛰存后来也回忆过,戴望舒和杜衡“合译英国颓废诗人陶孙的诗集,这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因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过陶孙。”[⑦]至于插画家比亚兹莱的追随者就更多了。田汉译王尔德的《莎乐美》,依据的是英国原版书,中华书局出版时又几乎原样设计,里面附有比亚兹莱的全套插图,此前田汉编辑《南国周刊》版头和里面的插画,用的也都是比亚兹莱的作品,性学博士张竞生编的一本畅销书《性史》也是选用比亚兹莱的插画《月亮里的女人》作封面。至于深受郁达夫影响的叶灵凤就干脆以“中国的比亚斯莱”自居,他当时给《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所画的封面和版头装饰画,几乎全部袭用比亚兹莱风格,为此颇受鲁迅的嘲讽。而象邵洵美、冯至等一些青年诗人对世纪末作家的热情爱好更是与郁达夫的影响分不开。足见其“罗网”之重,覆盖面之大。

   鼓动起这么大的风气,拥有如此多的追随者,世纪末文学在中国的正宗传人并无出郁达夫之右者。文化氛围的滋养是一回事,真正从骨子里悟透其神韵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涉及到从个性气质到志趣爱好多方面的因缘合和,郁达夫天生的某种“世纪末性格”是其接近西方世纪末文学最直接的亲和力。而从郁达夫小说所折射出来的他本人的精神流程看,西方世纪末文学确实给予他很大的心理慰藉力量。《银灰色的死》是一篇以道森为原型,描写“世纪末性格”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处女作奠定了郁达夫以后一系列“自叙传”小说的总基调,象征着他沉郁伤痛的心灵觅到的一种得以安栖的主题框架。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把郁达夫的小说当作诗看,则不啻就是他自己所介绍的珰生和黄面志的一群人物。”[⑧]郁达夫头上戴过许多名号的帽子:浪漫派中的感伤者、唯美派中的颓废者、现实派中的零余者、现代派中的叛逆者……当然还不应忘了“士大夫中的没落者”。如此多的特征杂糅在他一个人身上委实是一种奇异的现象。郁达夫罕见的西学素养,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吸纳任何一种合口味的营养。在看似矛盾的充分杂取中,其实有着郁达夫式的逻辑。看看下面两段话:

   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骚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才能放尽它的光辉。[⑨]

   文艺季刊TheYellowBook,与那一群少年天才的命运一样,到了1897年,出了第十三期就绝命了,然而他们的余光,怕要照到英国国民绝灭的时候,才能湮没呢![⑩]

   虔诚的颂扬出自同一种句式,涉及的却是相隔一个世纪、两个国度的文学现象。他说对屠格涅夫有“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口的北国巨人的影响。”[11]又说:“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12]郁达夫特有的极端的语汇让人没有回旋的余地,可语出真诚,说的又是绝对的心里话。这种奇异的杂糅恐怕也是一种值得玩味的“郁达夫现象”。

   关于郁达夫的文学性格,郑伯奇下面这段评判人们耳熟能详:

   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13]

   在郑伯奇看来,“创造社的倾向虽然包含了世纪末的种种流派的夹杂物,但,它的浪漫主义始终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14]郑伯奇着眼于郁达夫及创造社文学的社会进步意义,当然旨在寻求为其辩护的理由,毕竟围绕郁达夫的毁誉褒贬实在重雾难破。冷静地剥离包裹在郁达夫身上的“百衲衣”看来需要极高的智慧,仅仅限于拨乱反正的学术评价并不能说明问题。悟性颇强的许子东在他那篇才情逼人的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许多欲从比较文学入手的研究者很难绕过去的。他指出,私小说形式只是郁达夫文学性格的外衣,卢梭精神是他的灵魂,王尔德、施托姆的色调是他的肤色神态,而屠格涅夫的“零余者”与他血肉相连。在私小说这种郁达夫偏爱的艺术格式里“灌注了浪漫派的精神、感伤主义情调及世纪末色彩,还有‘零余者’性格的社会内容(以及……中国“士大夫”气度等等)”[15]复杂的艺术倾向。这似乎是个令人费解的“郁达夫现象”,其实作为一位诞生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的卓越作家,郁达夫的矛盾和丰富是其必然。就其古诗词的典雅营造而言,郁达夫是个古典主义的追随者,就其小说、日记的直抒胸臆和情迷似火的意境而言,他是个浪漫主义的中国传人,就其表现手法的综合与现代悲剧意识的表露而言,他堪称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者,而就其作品中寓含的叛逆反抗和无情的剖析而言,又分明不乏现实主义成分。既然哪一派都不是,那么,他就不专属于哪一派。既然哪一项帽子都不完全合适,那么索性让他光着头更来得舒服。脱光了束缚金身的百衲衣,露出的才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肉体,他呼吸流贯宇宙的文化氧气,汲取生于大自然的果实营养,流淌在体内的仍然是一个中国作家的血,仍然是一个喜穿长袍,身材瘦削颀长,文弱却不乏侠气的中国文人而已。

     “颓废”:郁达夫气质论

   “颓废”是郁达夫文本中最醒目的精神特征。围绕这一精神特征的指责、非议和理解、辩护构成了五四文学史颇为生动的文化现象。这也是人们把“世纪末”和郁达夫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子。现在人们已经能够从诸如时代、民族和社会等背景因素来理解“颓废”产生的精神土壤,能够从气质、性格、经历等主观因素来理解“颓废”滋生的精神基因,甚至从世纪末文艺思潮的东移来探讨这一文化传播和接受现象。也就是说关于郁达夫的“颓废”倾向的历史评价和审美定位已经不成问题,没有必要再去过多饶舌。现在需要探讨的是:“颓废”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型历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颓废”作为一种美学因素,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种独特的“郁达夫气质”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我们有何启示。

   我这里说的“气质”并不是指性格、脾气之类个人内在的素质,而是指一种精神和生活的方式,一种价值范畴和审美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郁达夫气质”对于中国传统心理模式不啻是一场整体转换的革命。如果说,《狂人日记》作为新世纪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标志着言语方式和历史观念的一次变革,那么,《沉沦》作为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则标志着自我观照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次蜕变。这不仅是一场艰深而富于创新的文学冲击运动,而且也是一场在崭新、独特的精神状态下的创造活动,不仅是对民众习俗和偏好进行挑战的文学创作,而且也是对心灵中神秘的内在实体进行锻造的思想实验。

   我们是沉沦在,

   悲苦的地狱之中的受难者,

   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

在共同的运命底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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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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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长沙)199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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