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贵族·民主·自由——道德哲学家托克维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6 次 更新时间:2015-10-08 13: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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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 (进入专栏)  

目录

   一、民主革命:美国与法国

   1、从贵族社会到民主社会:托克维尔的古-今视野

   2、从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托克维尔的美-法(欧)视野

   二、民主社会的两种形态

   1、民主的专制

   2、民主的自由

   三、家庭革命与自由民主社会秩序的重建

   1、“父权”的终结

   2、妇女解放与自由教育

   四、宗教与自由民主社会的灵魂

   1、宗教作为“首要的政治设施”

   2、宗教与民主社会的自由精神

   五、代结语:道德哲学家托克维尔

  

正文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是一位独特的思想家:他出身贵族家庭却能克服贵族的阶级偏见,超越其阶级立场,这使那些将其家庭出身作为理解其思想之依据的“唯物主义”批评家们颇为难堪;他承接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却能摆脱该传统对其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局限,这使托氏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十七世纪霍布斯、斯宾诺沙、洛克的经典自由主义,在经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人类在组成政治社会之前曾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所谓“自然状态”。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在政治社会中,人才能实现自由,这使他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政治生活是人类趋于完美的手段,而行使政治自由则是克服平等所滋生的缺陷和幻想的必要途径,但托克维尔并非如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哲学生活代表了至高的善,这就使后来力图按照其思想类型将其归类的哲学史或思想史家们颇为犯难。为此,有评论家在论及托克维尔时指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文本能像托克维尔论述美国的民主和法国大革命本质的著作那样富有‘个性’,能如此迅速地得到认可,并具有如此杰出的雄辩力。”

   从托克维尔的著述笔法来看,其思想着力点既非如哲学家那样致力于严整的概念逻辑体系,也非如史学家那样拘泥于叙述事实,而是力图将历史与思想、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政治史与政治科学结合起来,他时刻提醒自己不必用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与梯也尔、基佐等经典史学家相较,托氏坦承自己的贡献不在描述事实,而在于评论事实,他屏弃了史学传统中要么沉溺于评论先人著作、要么重复或重新叙述事件的老派做法,他的历史撰述在于“对某些精心挑选的问题进行审查,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建构关于大革命的一个总的解释和阐释。” 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更接近同时代的马克思。然而,在思想气质上,两人可谓大相径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弊端,谈都不乏深刻的洞见,但提出的方案可却大异其趣:马克思的著述对象是“革命者”,即如何培育“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本身没有能力克服自身的深刻矛盾,难以避免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无产阶级顺应时势,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而托克维尔的著述对象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立法者”、“领导社会的人”,他关心的是随着贵族社会(封建体制)的崩溃,通过改变法制培养适当的民情,在一个日益拉平的民主社会中建设“自由的共和国”可能性,如果说政治科学在马克思那里是一门培养“战士”的学问,而在托克维尔笔下,他所吁求的 “新政治科学”将是在民主社会致力于培养“立法者”的学问。

   托克维尔曾经力图将政治家与著作家这两种身份结合起来:从凡尔赛助理法官到众议院议员,再到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他看来,从政是一个人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也是一种道义责任。托克维尔曾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可以在议会讲坛上获得如在著述方面那样的成功,在著述家的职业与演说家的职业之间相得益彰。然而,政客们出于自利动机经常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谋取职位往往将原则置诸脑后,那些才能平庸却窃居高位者让他无比厌烦,议会辩论并非致力于推进公共事务,而是闹派性、呈私欲的角斗场,充满短视和偏见,这让他深感痛心。在与友人斯托费尔的通信中,托克维尔对政界的失望情绪溢于言表:“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的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产生对权力的错误的理解,以至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职位而不顾荣誉。” 政治生活成为野心家们追名逐利的竞技场,“除了把政治当作工具的个人野心,政治中没有任何严肃的东西;政治领袖只是些演员,他们甚至连戏剧的成功都不关心,只在意他们个人角色的成功,为这样的人物、为这样的演出而投入感情是受愚弄,简直是一种愚蠢和耻辱。” 托克维尔发现,政治生活迫使自己不得不经常与那些才德拙劣的人们打交道,与他们妥协让步,这使他难以获得真正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

   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托克维尔从此正式脱离政治生活,立功不成转而立言,专心思考和著述,在图尔研究政府档案,同时游历德国,为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做准备。托克维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如梯也尔、基佐那样既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也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1850年12月15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这样写道:“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主要在于头脑的工作,我在思考中比在行动中更出色,如果我还能在世界上留下什么,那么这将更多地是我写的东西留下的痕迹,而对我所做的事情的回忆将远逊于此。” 只有在写作中,他才能摆脱所有人为的羁缚,聆听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先贤的玉音,与博蒙、斯托菲尔、凯戈莱这样的思想同道敞开心扉,自由交谈。在他看来,政治科学与统治技艺是政治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统治的技艺“根据偶然事件的变化而变化,满足于片刻和一时的需要,借助于当时人们稍纵即逝的激情”,而政治的科学则“立足于人性本身,立足于哲学和历史所揭示的人的利益、能力和需要的性质,立足于随时间而改变其对象但不改其本质,并和人类一样永恒的人的本能特征;……(它)教导什么是人性普遍恒久的状况的最恰如其分的法则。”一个能够写出关于政治的伟大作品著作家,可能在治人理事方面表现得拙劣不堪,即便那些杰出的著作家有幸成为出色的政治家,那也不是由于他们是著作家的缘故,而是他们克服了写作对他们从政的不利影响,著作家爱好的是“精细微妙和机智而别具一格的事物”,而主宰现实世界的却是“粗陋的陈词滥调”。尽管有关政治的科学不能教导人们如何统治,但“在所有文明民族中,政治科学创造了或者至少塑造了一般观念;正是从这些一般观念中形成了政治家必须以其行动应对的具体情况,也产生了他们认为是他们创造了的法律。政治科学构成了治国者和受治者于其中共同呼吸的心智氛围,他们在其中潜移默化并得到他们的行动原则,即使有时他们并不情愿。只有野蛮人的政治中才会只有行动。” 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子,亚氏曾区分了政治(实践)的生活和哲学(静修)的生活,认为静观者在性情上远离政治,但哲学并未脱离城邦生活,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关心政治,因为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它本身也是一种活动(行为),是“有为的生活实践”。 在托克维尔看来,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政治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介入现实政治,而在于介入政治的方式,政治科学需要在完全自由的氛围中精心培育,它离不开如“道德与政治科学院“这样的栖身之地,它需要克服传统、党见,将自由和人类尊严作为自己的最高事业。

一、民主革命:美国与法国

   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首先是一种条件和身份趋向平等的趋势,从社会类型上看,它意味着传统贵族(等级)社会向现代民主(平等)社会的持续过渡,封建社会让位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不可逆转的必然,这种过渡序列可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三种社会类型中找到佐证,在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过程中,这三种社会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阶段,因此,三种社会类型的对比也是贯穿托克维尔著述的一条关键线索。从社会结构上看,贵族上升,平民下降,他们相互间距离缩短,彼此混合,新的民主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状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贵族社会让位于民主社会,从民情到法制,将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为此,民主这一社会状态构成了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它源自托氏对长时段历史趋势的深切洞察,而非如霍布斯、卢梭思想体系中基于某种纯粹逻辑预设的“自然状态”。如果说卢梭关注的是人类从自然状态的平等进入政治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后果,那么托克维尔关注的则是人类由不平等进入平等所带来的后果,卢梭政治哲学的终点恰恰构成了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起点。

   托克维尔发现,从十二世纪开始,民主革命就已经在法国陆续展开,随着僧侣阶级向所有人开放,教会获得政治权力,平等便渗入政治领域,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民因经商而致富,其影响逐步及于国务,贵族头衔可以用金钱购买,绝对君主与新兴工商业阶级联手,贵族在经济上纷纷破产,其政治影响力也日趋式微,财富迅速易手,知识不断普及,新工艺不断被发现,基督新教迅速传播,都在合力促进“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作为这一持久的民主革命进程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只是以某种急进的方式推进了这一进程,最终将民主革命本身未及摧毁的封建特权彻底消除,而这些革命本身并没有创造多少新的东西。而托克维尔之所以将目光转向美国,在于平等在那里“差不多接近了它的自然极限”,法国人创制的人民主权原则,在那里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民主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陷入战争和内讧的旋涡,在美国却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在那里,民主革命“是以简易的方式实现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我们进行的民主革命,就收到了这场革命的成果。” 为此,托克维尔力图从美国那里找到法国人可资借鉴的教训,尽管人们不知道这场不可抗拒的社会革命对人类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我认为这场革命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事实,并欲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 对托克维尔来说,法国和美国不仅为他思考更为一般的民主问题提供了事实依据,而且是他的“新政治科学”的历史基础。

   1、从贵族社会到民主社会:托克维尔的古-今视野

   既然民主革命意味着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普遍过渡,业已渐行渐远的贵族(旧)社会便成为托克维尔关照民主(新)社会即现代文明的必要借镜,可以说,托克维尔的古-今视野正是嫁接在这两种社会类型所承载的文明类型之间的。这两种社会类型是现代文明国家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它们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贵族制与民主制,前者奉行的是不平等原则,而后者奉行则是平等原则,平等意味着某种认同性的制度,而不平等则意味着排他性的制度。

在托克维尔的分析视野中,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构成了如下两极对立:“一个以身份平等为特征,一个以身份不平等为特征”,《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正是“在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之间不断进行的或明显或隐微的对照,……民主制的优点和缺陷是通过与贵族制的优点和缺陷进行对照而加以衡量的。” 贵族制和民主制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性,每一种人性都有各自的善与恶,用其中任何一种社会获得的标准去评判另一种社会,都将有失公允。在两种社会类型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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