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新儒学要建构世界正义——《儒学新编》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5-10-08 11: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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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愚  

  

   一

       

   儒学一体两面,既是一种世界性知识,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她诞生于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由孔子所开创。争鸣于百家,沐浴于秦火,充实自美,内圣外王,会通诸子,博采他长,初步生发成熟,百法具备。这是儒学的第一期。

   进入汉代,董仲舒、何休等人光大政治儒学,文致太平[1],规模宏伟,理想远厚。在政治设计方面,儒学一度维持了制度的相对开放。尤其是春秋公羊学大阐其微言大义,一些儒家们为开显新王,参政议政,不惜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这是儒学的第二期。

   降及唐宋,受佛、道的影响,韩愈发明道统,大儒周敦颐建构理学,由二程而传至朱熹,蔚然金声玉振。而心学发皇于程明道,大启门径于陆九渊,继起于陈白沙,大成于王阳明,而王门后学突破藩篱,进于个性解放。尤其是泰州学派,造命救世,行侠务义。晚明以来,各种因缘引发了儒者对理学和帝制的反思,诞生了所谓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有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傅山、颜元、李塨、王源、戴震等人。有宋以来,大儒辈出,新论迭起,后出转精,日新日甚,儒学犹若百川归海,因此成为了一门极高明而尽精微的学问。这是儒学的第三期。

   进入近代,又生发出全球性的新儒学,主张三统并建,中西一贯,并参与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建构。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儒者游历了欧美、日本,耳闻目睹,以三代格义西方社会,提出了许多维新变法的主张。而春秋公羊学也逢春勃然大兴,一时风扇海内外,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康有为对比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然而失败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辟儒之风日盛,实则有益于新儒学之生发。所辟者,是去掉钳制儒学之帝制等。因此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张君劢、徐复观、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接着讲”,重建皇极,在新儒学的生发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十年以来,一批新儒家们活跃在大陆、港台、欧美等地区,以身弘道,返本开新,即体即用,昌明儒学,以求复兴中华和为世界的未来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儒学的第四期,但尚未完成。

   在第一期儒学中,儒家攻玉他山之石,兼容诸子百家之长,如具有普世性的大同理想会通了墨子的兼爱、选举和杨朱的天下为公。在第二期儒学中,春秋公羊学家在政治儒学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其学蔚为大观。在第三期儒学中,儒家并蓄佛、道、耶之长,内圣之学浩然、湛然。在第四期儒学中,一些新儒家吸收西学之长,挺立良知,翕辟不息。王国维先生说:“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从清末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我所“接着讲”的中体中用,都是如何吐纳中西古今以建构“新的中国文化”主体,复兴中华,自作主宰,创生世界新秩序,推导全球正义,设计全球制度,让新儒学为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使命,仍须数代新儒家的努力。

   毋庸讳言,西学只是参照物,不是坐标、准则。2003年出版的《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提到的有创新性的中国思想家仅列张之洞一人,其因“中体西用”说被视为“批判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与印度的甘地、泰戈尔和非洲的卡布拉尔、尼雷尔等人相提并论。可见,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中国性”追求是中国文化之正道。辛亥革命以来,“西化”(去中国性化)过度,长期以己为耻而崇洋媚外。梁漱溟先生早已讲过,中、印、西是三种文化路向。世界本身是多元的,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走不同的道路。中国人走中国道路,这是正义。照观历史,西学中的逻各斯、公德、个人权利、契约、团契、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并非西人的专利,实际上先秦诸子百家孤明先发,只是后世儒家吸收不够。譬如今人杜纲建认为《尚书》的《洪范》是中国第一部宪法(宪纲)。今日看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有弊。利在天下一统,弊在遮蔽了他者的利益,缺乏因多元竞争而滋生的创生力,轻视劳动和技术。应视儒学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识,而不废百家。像欧洲,也因东学西渐,吐纳百家,才形成西方拼盘文化的。

   人和社会是复杂的,而人的认识能力具有欠缺性,各种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是没有一种理论完美无缺并有效解释一切问题,让多元思想共存,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不反对异端,而是注重吸收异端,两端并重。《诗经》也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先秦,诸子百家蜂起,互为异端,在互动吸收中,各门各派才能日臻完善,促进社会和谐秩序的自生自发。这也是《儒学新编》选录“异端”的原因。

   大儒无不是全体大用。孔子既是教化之儒,又是王者之儒。孟子既讲仁政,也讲集义养气、尽心知天。《尚书》讲食货、正德利用厚生,《易经》讲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吕尚《六韬》讲农工商并重,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汉代今文经学家讲公羊春秋学,法则春王,注重经世致用,力仁于制度之改良。宋代永嘉的事功学派讲功利之学,陆九渊讲:“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与赵子直》)然而,一些陋儒偏执一端,假道学又乱其实,因对制度、知识、技术、体力劳动、理财(商业)等缺乏足够的体贴,才有近现代欧洲、日本入侵之祸。譬如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轻视体力劳动是错误的,它可能导致世俗不酬勤,而科技创新往往在于“劳力”。如原始儒家非常重视知识论,孔子讲“正名”,荀子吸收了墨子后学、名家的逻辑学,《大学》主张“格物致知”,然而秦以下,名学绝响,知识论无从张本。一些人甚至将“格物致知”理解为比德,与科学失之交臂。

   近现代史的屈辱让人心痛,但应自觉而自信。《论语·子罕》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云:“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何等自信!自信来自理性,而不是祖先的荣耀。虽然中国曾在一千多年里遥遥领先世界,只有近两百年的衰落,但是祖先的荣耀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未来的命运只能靠理性。对比中西,反思进五百年历史,惟有学术研究才能护国护民、富国富民。

   花落春犹在,自觉自信,自植良知,激发自身的创生力,是一个民族自作主宰之本。如果自我沦丧,附庸西方,则会失去主体性,无法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不管是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还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妙在因时救弊,自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而今,新儒学亟需作圣、作祖、作则、作典、作物,接着古人开物成务,讲微言大义。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作,谓有所兴造也。”当下新儒学应该涌现一大批“作者”。《易·乾》曰:“圣人作而万物睹。”《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尚书·多方》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尚书·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作圣,学做圣人,担当历史使命,造福全人类。作祖,开基作祖,创业垂统,让后人可继可法。作则,制作万世之宜的礼乐、法律、制度等。作典,编纂和撰写传世经典文献。作物,即创物,制作器物,发明科技。《周礼·冬官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孔子谦称自己“述而不作”,并非否定“作”,而是极为注重“作”,因为“圣人作,贤者述”(王充《论衡·对作》),孔子几次表示不敢自称“圣”。但是,孔子确实有作圣之心。

   先秦儒学有六艺,今之新儒学有六学,分为治身、治心、治世、治知、治生、治材。治身、治心、治世,一眼就明了。治知,追求知识,致力于科学,探究真理。治生,讲的是谋生。治材,讲的是技艺、才能。如朱熹讲“道学问”,其“格物致知”走向了科学。如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以经商谋生,大儒傅山以行医谋生。相传二人善于理财,精通会计,创立了山西票号。

   如何治心,如何治身,如何治世,如何治生,如何治知,如何治材,历代儒家总结出了一套又善又美的普世性、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当然,时移势易,因机救弊,应当有所损益。新儒学如何激发自身的生机,如何进入生活世界,如何为人安身立命,如何建构中国和世界的主流、普遍共通价值,即中体中用、以夏化西,这是今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编纂《儒学新编》其目的,在于返本开新,春王中国文化,盛德日新,为世界的未来作出应有的新贡献!

  

   二

  

   中国,一直在世界之中。

   全世界惟有中国文明几千年不灭,并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一直生生不息,影响到东北亚、东南亚、欧美,这主要归功于普世性、开放性的儒学,能“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颜元)。自古以来,儒学被社会各界普遍信奉和实践,大则治国、平天下,中则治企、统群,小则修身、齐家,春风化雨,无远弗届,无往不利。

   儒学而仁而利而知而义,而智而信而礼而乐,能让一种利益体可久可大。如南北朝时期,苍茫乱世,北方士族多以儒学为宗,并以此教化族人,以确保族群利益长盛不衰。对于一种利益体而言,儒学是凝聚人心、整合秩序、维持安稳、激发创生的开放性的主体力量,她能召唤文化自觉,使人自力自律,建树文化自信心,化育文化认同,增强人的归属感、历史感、道德感、责任感。所以,个人、家庭、社群、企业、社会、国家等各种世俗利益体的可久可大,无不依赖儒学来维系。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都以儒学为宗,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更为甚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日本的崛起,归功于王阳明的心学。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曾一度处于困苦中,因受儒学影响,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让她变得正直和拥有了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走出了人生低谷,从而通往了成功的巅峰。

儒学具有普世性、开放性,所以能中学西用,以夏化西,曾为欧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儒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意思是说,古今中外“心同理同”,人人具有,个个自足,都能走上成圣之路。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百姓心,也即孔子说的“仁”,孟子说的“良心”,陆九渊、王阳明说的“此心”。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其对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做了较为翔实的阐述和论证,证实了陆九渊“此心同此理同”之说。在欧洲,启蒙运动滥觞之时,孔子已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朗伯尔、孟德斯鸠、康德,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时期,那就是人们遵从他(孔子)的法则的时期。”康德称赞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在儒学的推动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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