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简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4 次 更新时间:2006-03-09 18: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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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心情很是复杂。汪晖是我二十年前的老朋友,在研究生院我们一起生活、学习了多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甚至曾经见证着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后来我一病经年,退出了学界。十年后当我重返学界的时候,发现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些变故使我错愕和感叹。记得当年在西八间房那幢颓败的小楼的二层,我住在中间,右边住的是刘军宁,左边住的是汪晖,朝夕相处,大家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大家竟然成为当前思想界中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各色人物,真不知道历史这个魔鬼为什么如此捉弄我们这一代人?我从来就不赞成思想领域所谓左中右的脸谱式的划分,思想家们对于社会、政治与人性的看法是多个维度的,充满张力的,任何简单的符号定性都是片面的,也是危险的。但是,尽管如此,也必须看到,思想和学术又是讲原则的,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野确实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的观点是明确的。我自己认同自由主义,但是我的自由主义与时下的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属于古典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三年前,我在写完哈耶克的那本书后曾经与汪晖深谈过一个下午,我们谈哈耶克,谈黑格尔,谈马克思,谈世界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思想状况,我们有很多一致的看法,也有一些重大的分歧。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那部总是写不完的已经写了十年的书,这是他的心血之所系,而我则说自己要研究休谟和黑格尔,并继续转向政治学和法学。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会议是我们的第二次碰头。

  下面我来谈汪晖的这部四卷集的著述。我知道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所以当它一出版,我就认真阅读了一番,说实在的,对我震动很大。汪晖以前的多部书稿我都没有认真读过,对于以前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我也没有认真关注过,一是当时我还在病中,二是后来我看了有关的资料汇编感觉意思不大,论辩双方的学理深度和对中国问题症结处的把握,都显得薄弱和不到位。但是,汪晖的这部书却不同了,在我看来,它从层次上超出了前一个阶段的争论,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问题阈。它把三百年的中国历史置入一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考量,对于政治、社会、观念和人物等思想“要素”的分析,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已非当前中国教条化的自由主义所能把握,也非那些拘泥于西方古典古代的学问家们所能洞悉。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谈起我的观点,我认为,在当今20年的学术思想领域,汪晖凭着这部书足以胜出。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家,但是我总有一些感觉,下面我的所谈不是对于书中众多相关知识的考辨,也不是对某些专门学科或相关问题的探讨,而是从方法、思想和结构等方面来谈。我知道,这种谈法很空,很多人会不以为然,确实我没有专业能力和资格去谈,甚至我也看到网上对于汪晖的有关指责也多基于此。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是搞错了问题,汪晖的这部书根本就不是学问之作,而是思想之作。如果从学问方面看,我敢说它的问题多着哪,但是,如果从思想方面看,这部书的价值和意义,乃至缺陷和失误,就非常值得重视了。实际上,这样的大书在西方历史上多得很,相当一批西方的学术经典都经不起当时所谓学问之人的考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汪晖的这部书是非常重要的书,并不等于我赞同他的观点,甚至相反,我对于他的书有一些重大的质疑,下面我会谈的。我从一个关注国家建设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他的一系列结论,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歧见,这些我在近期出版的几部书和几篇文章中曾给予过详尽的阐述。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于这部书的高度评价和他的思想创造力的钦佩。下面,还是回到今天会议的主题上来,对汪晖的这部书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我赞赏的,认为非常高明的东西;一是我要向他质疑的,不认同的东西。

  首先,我要说的是,汪晖的这部书属于宏大叙事,它勾勒了一个世界历史的现代图景,而他所处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不过是这个世界图景的一个环节,一个生没沉浮的片段。所谓小小环球,几个跳蚤。能有这样的气魄,这是近些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界少有的。李泽厚早就指出“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中国知识界语境,大家忙于经营精致的学问,很少有人敢于和愿意从事大思想的构建和探讨,而汪晖的这部书却针锋相对,上承宋明理学,下至后国家时代,炮制了一个重大的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宏大叙事。读他的书确实感到有点像读《战争与和平》、《威廉•麦菲斯特》、《浮士德》这类小说的感觉,可以说它是一部思想的小说,或“史诗式的论文写作”。或许有人不主张这样的写法,但是我认为思想著作是完全可以这样写的,司马迁的《史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乃至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其实可以不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可以有大历史的叙事的。关键是是否有这样的能力,能否在纷繁多绪的人和物中抽取出其中的经纬,把握时代的脉动。

  克罗齐曾经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汪晖的这部书我尤其感受到这一点。对于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我们不能从所谓客观史学的角度去看待。在他眼中,中国宋明以来的历史其实就是现代史,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史的一个分支。他在书中之所构建乃至瓦解这个中国现代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印证他的世界史图景,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他基于对于当下世界状况以及中国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阈的体认,而去重构中国三百年的思想观念历史,追踪它的起源、变迁以及内在的顿挫起伏,直至未来的流变和归宿。汪晖用洋洋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处理的就是这个宏大叙事,其中的“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等,不过是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展现他的问题,论证他的主旨。对于汪晖的这种建构史学,我在大的方面是赞同的。古典古代的作品且不说,就是近代的作品,如维科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霍布斯的《利维坦》、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等,都属于宏大的建构性的历史叙事,他们并没有因为“主义”之不同而舍弃这个维度。我们说古典的自由主义同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叙事,它们并不是激进主义的专利。我们以前有共产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再往前有以中国王朝政治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但是近些年的学术思想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理论家们只是就原理问题或学问专题下功夫,历史的维度没有了。汪晖的这部书向我们呈现了这个维度,并且达到了目前这样一个高度,这无疑对于自由主义是个挑战。固守原理的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看来是无法迎战的。

  第二,我认为汪晖这部书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它的结构,即他提出并且阐释了一个关于王朝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元的叙事逻辑结构。就像甘阳刚才所说的,汪晖在书中,特别是在“导论”中,明确地指出了一个贯穿中国现代思想的充满张力的二元主题。这个方面的论述对于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记得我当时读这部书的时候,尤其是在读完上卷第二部时,曾经掩卷长思。我认为,汪晖抓住了现代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近二百年乃至上溯到三五百年的历史,都是贯穿这个对立的主题。前面我所指出的汪晖的宏大叙事,由于以这样一组二元主题为中心展开,就揭示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复杂性乃至悲剧性意义。难能可贵的是,汪晖并没有简单图谱式地处理这个张力问题,而是从不同的层面,从外围到实质,从哲学义理到规则制度,等等,把这个问题的张力和难点展示得非常厚重和触目惊心。在上述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来把握现代中国整个社会总体的演变,我个人感觉这样一种深层的逻辑结构是这部书里格外使人震撼的东西,我也是非常认同的。

  汪晖在处理王朝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元逻辑问题方面,有他独特的贡献,固然这部书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以来的各种有关世界历史的理论,尤其是左派的各种世界理论,此外,日本京都学派有关中国近世史的论述对他也影响不小。但是,我仍然要说他的贡献是独特的和卓越的,因为他在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即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各种新理论也是对于以欧洲中心为蓝本的颠覆)和日本人的中国中心的东亚主义两种不同的叙述路径中,找到了某种平衡,或者说开辟了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西方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进入现代的中国人,所谓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说到底是一个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汪晖的这部书尽管援引了上述各种理论资源,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底子,那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不过黑格尔的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辩证法被他置换为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现代性的核心问题。

  此外,汪晖这部书的另外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在一些局部问题和个案研究方面,表现的非常精彩。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可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是,初步的感觉是由于上述的大框架,使得他的很多具体环节的论述很大气,切入点也很锐利和开阔,与一些专门的学问家的论述路径完全不一样。尽管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可以挑出无数的毛病,但这部书是思想之作,学问是跟着思想走的。例如,他在上卷第二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论述,附录一中关于“民族形式”和“方言土语”的论述,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同的学科都可以从他的这部书中发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和挑战性的思想。

  总之,前面从大的方面我把自己这个门外汉有关这部书的几点肯定性的意见或感觉初步谈了出来,尽管很空泛,但这是真确的想法。不过,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这次参加这个会议,主要的不是谈上面的观点,而是来提出我对于这部书的质疑的,由于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会谈的尖锐一些。我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保守的对于宏大叙事持接纳态度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汪晖的观点有着原则性分歧,但也与中国时下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有着重大的分歧。落实到汪晖的这部书,我大致要在两个方面提出我的质疑或提出我的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些都是大的宏观性的问题,具体的一些局部知识问题和由此引发的思想观点的异同,不在我的言说范围,我缺乏相关的知识,但是,我认为那些并没有影响到我们不能在一些原则和方法问题上展开论争。

  首先,我要质疑的是这部书的政治哲学的立场,或者说汪晖的历史观的价值取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修辞学能够回避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的根本问题。因为,这部书处理的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自然科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部社会学或观念史的考证问题,而是一个人类政治体的历史演变以及正当性问题。所谓思想的兴起与嬗变是伴随着这个政治文明体的现实进程而互动的,对此,作为一个思想家应该有一个政治的立场或原则,即政治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政治历史的尺度是什么?应当是什么?现代中国政治在融入世界政治历史或者说(欧美民族国家为主的)世界秩序时所面对的撞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关键点是什么?其内在的蕴涵是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部书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读罢全书,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二元结构的叙事,我总是找不到,或者说难以发现汪晖的政治哲学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让人感觉他是一个第三者,一个宏大叙事的叙述者,或者说言说者。他把自己的立场隐藏在叙述之中,或者说放在一个局外的、有距离的审视之中。前面我谈到了汪晖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但可惜的是,这个中国人是一个空心人,他没有心肝,在欧洲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双重力量的碰撞之下的现代中国人究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些与中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汪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者说他隐藏了自己的立场。我在自己的有关黑格尔的书中一再指出,《精神现象学》的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是左派激进主义的害人的东西,它把一切都销铄在叙述的过程之中了,一切二元对立的东西都是道具,最终是所谓的“世界精神”,而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但汪晖这部书并不认同“世界精神”或者“共产主义”,其结果是把现代中国消解到一个后历史的虚无之中去了。

  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宏大历史(世界史与现代中国史叠合在一起的)叙事,从这个角度说汪晖没有政治哲学的立场是不确切的,他有立场和原则,但那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与原则。当然,汪晖的这部书比那些浅薄的文学乃至文化后现代主义要真诚、高明、精巧和厚重,他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庞大、丰满、富有历史内容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叙事。但令我慨叹的是,他的工作做的越好,这部书处理的问题越是深刻,展示的张力越是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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