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当马克思遇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央党校的博雅教育新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5 次 更新时间:2015-10-05 22: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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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  

   “文化重建与文化学的基本任务”研讨会日前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举行。讨论聚焦于该校设置的全国首个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专业,与会学者回顾了中央党校创建文化学的背景,深入探讨了具有中央党校特色的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反思了寻找中国道路的文化解释之问题意识等议题。

   中央党校的文史学科,自1933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中央苏区创建时起,至今已逾80年的历史。大批文史大家、文化人、文化学者担任过文史教员,如冯雪峰、成仿吾、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胡绳、何其芳、吕叔湘、邓拓、何家槐、周文、刘景录、李书磊等。

   中央党校文史部则成立于1991年,是党校校委直属的学术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文学(Humanities)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集干部教育、研究生教育、人文学研究、文化政策研究等重任于一身。学位教育方面,现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文艺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4个二级学科的3个硕士点与2个博士点。

   其中,成立于2012年7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特色专业,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十一假期过后,该专业今年的招生工作将全面启动。

  

   这一专业的应运而生有其得天独厚的时代背景。文史部副主任李文堂在会上提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发表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重要讲话,中央明确了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这是新时代文化重建的号角。

   他认为,“今天所谓的文化重建,不是百年前那种要推倒重来,而是在全球文明深度接触时代对传统的重构、再生与更新,创造出新的辉煌,是凤凰涅槃。”在此背景下,中央党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应该当仁不让地担起文化重建之学术使命。

   与外界对中央党校惯常的刻板印象不同,近年来,作为中央党校内部学术氛围历来非常浓厚的部门,文史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学理化,并借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办学思路,探索中央党校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充分利用自身多学科的学术环境,邀请部内外不同专业的老师联合任教;聘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干春松、漓江出版社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资深学术咨议谢茂松等颇具实力的学者加盟,并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做学术讲座,使得文化学学科已经有了一支跨学科、跨学派的师资队伍。

   出席会议的清华教授黄裕生是文化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把文化学应运而生的背景形容为:现在中国是醒了。醒了说点什么呢?这正是这一专业需要直面的问题。他之后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更详细地阐释了他对当前中国文化重建和文化转型的理解。(详见下文)

   北大教授干春松自今年开始在中央党校兼职招收文化学专业博士生,秋季学期开设国学经典课程,阅读《孟子》和《荀子》。谈到为何愿意参与到这一专业中来,他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导致广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思想工作的重心也有一些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设立文化学专业对于党校而言十分重要。在他看来,党校的文化学专业应针对如下问题:

   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化安全的问题,文化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论证问题,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建设的问题。甚至如何处理新时期的城乡关系、养老、教育等都与文化建设密不可分。

   他还谈到文化学区别于党校其他专业的特色,在于更为关注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研读。通过对中西哲学、文化理论的介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的介绍,切入中国和世界文化问题的前沿,并将之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国际热点问题相结合,肯定能吸引党校的学员。“我自己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学习活动中介绍过此类问题,实际反响是十分强烈的。

   学者谢茂松已在中央党校开课两年,讲授《论语》、《中国文明研究》。他认为中央党校除了与普通高校有同样的现代学术追求之外,还多一层学问品质,即必须含有政治实践的品格。这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学生有没有去“行”,因为“知”是为了“行”;另一方面,老师传授给学生的,老师自己是否体证过?因为党校的老师在面对学员提问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压力。书斋中的政治浪漫主义是政治不成熟,而官员需要考虑很实际的问题。他把这类学问称为“新庙堂之学”、“新王官之学”,即新的治教合一之学。

   谢茂松比较认为,在北大这类高校讲中国历史,往往要把价值悬隔起来;而在中央党校谈中国文明的时候,是需要考虑起而可行的层面的。这就导致同样是细读文本,除了训诂等学术要求之外,你还必须有能力透过文字,复活当时的生活经验、政治经验。而且往往有了“知新”的问题意识,才能真正地做到“温故”。

   出席会议的还有文化学教研室主任秦露、副主任张宏明、历史教研室副主任田嵩燕、文化学教研室刘飞等学者。他们相继发言,发表了各自对文化学专业的理解和思考,为该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出谋划策。

   列席会议的文化学专业新一届硕士生告诉记者,当初是从本科院校的师兄师姐和导师处获悉该专业的招生信息的,并获悉此处学术氛围浓厚,且与外界固有印象不同,反而是思想活跃之地。她们目前已开始上第一学期的两门必修课“社会主义文化史”、“文化理论研究”,公共英语课,选修课有经典导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学至今的感受是,校园环境优美,能够让人安心学习;课程量适中,时间安排自由度较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老师也鼓励去附近的北大清华等院校旁听课程,充分利用学术资源;可以接触到文史哲及社科各种不同专业的老师,学术视野宏大,现实关怀强烈。在采访中还获悉,文化学专业对通过国家统考A区线的学生还会加试英语口语和听力,而面试则采取每一位学生需同时面对多名老师的形式。

文史部主任冯鹏志最后总结发言。他针对文化学较难定义的问题,提出应该通过学术而不是学科去把握,每个人做出自己有个性的一套系统,做出来了就是建构了学科定义的一部分,而不应先限定一个有限的框框。不过,在中央党校做文化学,不可能什么都干,也还是要面对现实问题,做出几个好的、具体的学术题目。既要有堂堂正正的扎实课堂,又有很具活力的生产机制,是目前学科建设需要思考的问题。

   【访谈】

   澎湃新闻随后采访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教授,他具体阐释了对当前中国文化重建和文化转型的理解。

   澎湃新闻:据李文堂老师介绍,您曾是文化学学科论证的专家组组长。您愿意参与这一学科建设是因为?

   黄裕生:因为他们有几个理念我很认同。首先,是从普遍主义理念来设立文化学。这一理念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国内很多人总是强调“特殊”,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最后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就理论而言,任何特殊论在政策或策略层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一层面面临的都是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但是一旦突破这一层面而涉及全局性或全面性问题时,特殊论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如果它能对全局性的问题与现实有效,它就成了普遍性理论。就现实而言,除了有各种差异的具体情况之外,人类仍有各种共同的问题与处境,这无法用特殊论来搪塞。实际上,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是指地理大国,而是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文化大国——在当今对世界的普遍正义理所应当有所承担,这势必要有普遍主义的理念与情怀。

   其次,当今中国文化面临重建和转型的问题。这的确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任务,我们一直没有完成。文化学应该来推动和帮助这一任务的完成。

   第三,文化学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就像我们说国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一样。它是跨学科的,要打破目前过于专业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过于专业化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好像都是专业问题而看不见根本的问题,这和我们普遍主义的理念是冲突的。文化学要打破专业和学科的限制,这种精神也是我很赞同的。因为人首先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首先是一个人,所以不能仅仅拥有专业知识,还要对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价值有所思考、有所坚守——这正是大学通识教育的追求。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当前中国文化重建和转换的任务,具体是指?

   黄裕生:文化重建意味着我们原来的文化世界被打碎了、被破坏了,文化转换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新的处境、新的挑战。

   对我们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来自十年“文革”。看看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犹太教文化世界始终有个几千年不变的拉比阶层,他们维护的就是传统和信仰价值;伊斯兰教有阿訇,这个阶层也是一样的功能;基督教世界除了信仰系统的牧师、神父和教会之外,当然还有知识界,尤其是近代以来世俗化之后,知识界在社会中起了很大的承续人文传统、创新人文精神的作用。这些阶层在他们的社会中从来没有被蔑视、被打倒过,但是我们中国在“文革”中几乎把士大夫阶层彻底摧毁。

   最极端的表现之一是,老师都成了“臭老九”。这看似一件很简单的事件,但实质上意味着传承传统、确立支撑价值系统的阶层被蔑视、被彻底地瓦解了。基本的师道尊严彻底没有了,这可能比对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的批判还要严重。因为师道尊严并不仅仅指“老师”这个职业的尊严,更关键是“道统”的尊严。因为这个阶层是“道”的象征,如果该阶层变成什么都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传统的信仰系统连根拔起。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士大夫之外,没有别的阶层起到这一功能了。

   于是,文化中包涵的普遍主义信念经“文革”摧毁了。开始极端地强调特殊化,不承认人类有一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原则。所有传统中确立的价值原则都被看作是虚伪的,像仁义礼智信,都被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原则、都是骗人的——这种观念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摧毁是最核心的。这导致了现在的中国人,在网上特别明显,不管你是谁,你提出一种观点,就会有人跳出来,不是说你是胡说,就是说你是为某些人服务的——这正是在“文革”中确立起来的观念。

   我觉得这是“文革”对传统文化最严重的破坏,而且迄今没有被完全地认识到。通常反思“文革”都是侧重政治层面,而对文化层面的瓦解和解构的反思,不大会提及这关键的一层。当然,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包含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你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整个文化,把所有文化都视为意识形态、都是假的。这是我们今天谈文化重建必须关心的,即如何重建普遍价值。

   澎湃新闻:那么文化转型呢?

   黄裕生:李鸿章当年就认识到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寅恪也认同此说。为什么叫“大”?因为不仅仅是政治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信仰系统都面临挑战。

   本来以为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所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应对策略,于是启动洋务运动,学习制造坚船利炮。但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这种认识。于是才有了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试图解决文化转型的问题。也就是传统中确立起来的价值原则与信仰系统面临了挑战:如果你还想继续安定人心、让国人从自身文化中获得信心和力量,你就必须面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也就是面对另一个信仰系统比如基督教系统,以及启蒙运动中确立起来的人文主义价值原则的挑战。中国文化和它们是什么关系?是矛盾对立的,还是可以兼容的?如果是矛盾的,那对方那么强势,你是要放弃还是要坚守?你可能坚守得下去吗?如果放弃,你是否真的可能从西方文化中获得内在力量呢?如果是兼容的,那么如何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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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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