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丽:古代典籍与仁人志士救荒思想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5-10-04 22:55:45

进入专题: 《救荒活民书》   《荒政辑要》朱熹   王安石   李文海  

文姚丽  

   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从古至今,我国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各种自然灾害从上古时期至今延绵不断,灾荒四起,救灾、抗灾、防灾一直为历朝历代政府所重视。中国人民不仅积累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量的灾害史料,也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减灾救荒的历史经验。由此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灾害的客观存在,才有了人类应对灾害实践的发展,在灾害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才有了救荒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从宋代开始,有识之士就系统地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在救荒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我国的荒政思想也发展和成熟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地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生存问题决定了救荒意识的存在。”这是救荒思想产生的原动力。其次,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救荒措施,生产方式决定着救荒方式与措施。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约着救荒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救荒思想与救荒实践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之上,并且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制约着主流意识。最后,救荒目的是救荒思想产生的动力源泉,不同阶层有其不同的救荒目的,这也就决定了会产生不同的救荒理念与救荒思想。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其救荒明显带有仁政色彩;乡绅救荒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普通老百姓救荒是为了生活和再生产,平民长期在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对灾害和饥荒会有一定的预测,其实国家对饥荒的预测也是建立在民间预测的基础之上,并且这种预测更为及时和实用,其目的来自生存的本能(祁磊,2005)。从古至今,许多典籍的记述与历代仁人志士的言论与著述中均包含了丰富的救荒思想。

   一、古代典籍中的救荒思想

   从《春秋》开始,许多古代文献和典籍中都有对救荒的记载和论述,其救荒思想也逐渐完善和发展,尤其是以《管子》、《周礼》、《救荒活民书》、《康济录》、《荒政辑要》等最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历朝历代都有关于荒政的著述,李文海在《荒政全书》中收集了历朝历代绝大部分关于荒政的贤人著述,由于笔者才学疏浅,学识有限,仅仅对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做了分析整理。

   (一)《周礼》救荒思想

   《周礼》已初步构建了我国古代救灾制度的基本框架,其荒政思想首先体现在荒政制度中,主要表现在《地官•大司徒》中,曰“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驰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这为以后的救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礼》中包含着两类荒政制度,一类是礼仪、祭祀方面的荒政制度,主要有素服、彻善减食、去乐驰悬等;另一类是经济、政治行为方面的荒政制度,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农田水利、农业、手工业、法律刑罚、国君与诸侯国之间的救荒制度、官联制度等方面(陈采勤,1998);其灾荒思想主要体现在减灾思想(灾害预测思想、自然保护思想、兴水利思想、悯时疫思想、祈禳思想)与救荒思想(备荒思想、临事救荒思想、安民思想)(祁磊,2004)。

   从救灾措施来看,《周礼》中的救荒措施主要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措施,但《周礼》认为解决灾荒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增加粮食储备,从而更好的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甄尽忠,2004),并且《周礼》主张国家救济,其备荒费用主要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支出。

   (二)《管子》救荒思想

   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对国家存亡的决定作用,把国家存亡与民心向背相联系,并且认为实行社会保障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和安定社会的有效方法,因此,《管子》从根本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它所推崇的是一种“施惠于民”的统治策略。在《管子》一书中,管仲奉行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主张富民济贫,这是《管子》一书社会保障制度架构的思想根源(穆森,2005)。其次,《管子》反对两极分化,认为“贫富无度则失”,主张“富能夺、贫能予”,国家应调节贫富差距。

   《管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救灾赈济的思想。在对灾害的认识方面,《管子》的作者注意到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与一国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明确将防灾措施提到了富国的高度来对待;在救灾思想方面,主张国家应重视和利用商品流通和货币的作用以调节市场,运用轻重之理,聚敛财物,以赈济救灾,其思想来源于“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①;在救灾方式上,运用轻重之理救灾,不仅从粮食问题本身来寻找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并且极其注意粮食与货币、粮食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市场上的反映,将救灾问题扩展到增强国家救灾实力乃至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总体范围之内,从中寻找救灾策略;在救灾措施方面,主张制定防火条例和修筑水利以避免、减轻凶灾所造成的损失,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这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制定防火法令,明确指出了防火和防水分别属于各自主管者的职责,其次极其重视仓储对赈济灾民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鼓励人民自建粮仓储存粮食,并通过商业手段来调节粮价,最后还主张减轻灾区农民的赋税(阎应福,1995)。

   《管子》不仅包含赈灾救济的思想,还非常重视富国强民的政策,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还提倡在农闲时发展手工业、商业等,由此可以看出,《管子》赈灾救济的具体安排方式上具有宏观调控经济思想的萌芽。另外,《管子》提倡布兴“六德”、“九慧之教”,主要包含安老怀少和扶残济弱的思想。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要为人民的生产创造条件,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对老幼贫困的人进行生活救助,即实行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和接绝九种惠民政策。在上述这些措施中,政府是其责任的主体,并扮演着制定制度与推广、提供财力支撑和检查监督的角色。

   (三)《救荒活民书》中救荒思想研究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荒政的专著是北宋时期董煟所著的《救荒活民书》,被誉为荒政百科全书。全书分为三卷,上卷按照时间顺序选取先秦至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历代有关荒政和救灾的实例,并分别对这些荒政和救荒实例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即“考古以证今”;中卷总结历朝历代的救荒策略与具体方法,如常平、义仓、劝分、禁闭籴、不抑价、检旱、减租、贷种、恤农、遣使、弛禁、鬻爵、度僧、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通融有无、借贷内库等,并针对其条目提出自己的见解,总之“条陈今日救荒之策”;下卷搜集了南宋时期名臣贤士的灾荒议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价值。

   此书记述了从先秦到南宋的荒政概括,提出了较为完备的救荒思想,主要论述了救荒思想、救荒策略与方法、救荒实践及其管理以及救荒、荒政与国家存亡的关系等方面。董煟在此书中主要提出了预先救济的思想,以及五种救济方法为主,多种辅助方法相结合的全方位救荒的思想,即“常平以赈籴,义仓以赈济,不足则劝分有力之家,又遏籴,有禁抑价,有禁能行”②(刘云军,2005),从本质上来看,这是利用市场来自发调节粮米价格(孟繁颖,2007)。

   另外,在《救荒活民书》当中,董煟对赈粜、赈济、赈贷的不同作用、实施对象以及方法等作了分析,主张统治者要“厚下”恤民,以“仁政”减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分工明确、严密的救荒行政管理程序,分别概述了人主、宰执、监司、太守、县令的具体职责(郭文佳,2005),此救荒管理程序根据管理级别,管理级别越高,越是具有政策性的指导,管理级别越低,则越具体实践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各个级别中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连贯性。

   (四)《康济录》救荒思想研究

   在《康济录》一书中,作者首先论述了当政者对待灾害的政治态度,作者对儒学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强调救荒必须“以仁心行仁政”、“爱国必先爱民”、“彻底为民”等思想,其作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民众疾苦(李文海,2003)。在对待因灾荒生活无着落而被迫铤而走险的灾民时,陆曾禹从民本的思想出发,认为“凡陷于剽掠者,皆因饥寒逼迫而致之,岂乐此丧身亡家之祸哉?”(卷二,P138)“米珠薪桂,人皆自顾不暇,何处恳求,官长若不就全,老弱死而壮者盗,必然之势。”(卷三,P337),此观点与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康济录》认同“天意示警”的灾害观念,其灾荒观还是来源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传统认识。

   《康济录》搜集和总结了历史上各种赈灾救荒的具体方法,在防灾和救灾的关系上,主张“防”重于“救”,把灾害的防止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认为只要事先有充分的准备,“天下无不救之饥寒”。同时也强调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卷一,P25,《礼记•王制篇》)。在灾害策略和措施方面,《康济录》认为快速、及时是有效赈济灾荒的第一要务;在组织选拔救荒人员方面,《康济录》的作者陆曾禹强调救荒“首重得人”、“以得人为首务”,他认为“有一代之圣君必有一代之贤臣。”在此特别强调“圣君”对“贤臣”的决定作用。除此之外,还应“择贤任能”,鼓励地方绅士介入赈灾事物,并且在防灾抗灾中要“以工代赈”。

   由于作者在学识素养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康济录》较多地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和讨论灾荒,从自然角度探究的不多,并且少有的探究也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在社会的视角中,作者主要集中讨论政治方面的因素,而对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却注意不多。不仅《康济录》如此,在其他的救荒著作中也更多地是从社会的角度、从政治方面来探究荒政,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当时作者只重视其社会原因、政治方面的因素,这也许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任何人、任何著作都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只是在当时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在当时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对自然、对社会的一种客观解释。在清代荒政古籍的研究方面,《康济录》对历史上的救荒实践经验的推广具有其社会价值,但该书也存在一些局限(李文海,2003)。

   (五)《荒政辑要》救荒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荒政发展到清朝已经非常完备,清代是中国荒政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除《康济录》之外,汪志伊的《荒政辑要》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汪志伊对荒政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救荒思想。首先表现在对荒政人才的重视(刘亚中,2006),“所至必先修书院,以兴贤才为急”;他认为管理素质及其行政态度,是民政好坏之关键。在“法”与“人”的关系上,汪志伊认为“祥于议法,不如慎于用人,盖人正而弊自除也,故得人甚难。”他强调责任就在施政救荒官员本身,具体体现在“宰执当行八条”、“监司当行十条”、“太守当行十六条”、“牧令当行二十条”。他认为荒政实施效果的好坏,主要在于帝王如何用人,更多地强调帝王的“识才”、“鉴才”能力。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社会中,汪志伊尤为重视用人制度是难能可贵的,他甚至强调用人比制度本身更重要,这在当时以仁政为政治基础的条件下就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并具有现实意义。但对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中国来说,制度与法制在救灾救荒过程中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舆论媒体的监督、资讯的发达,我们的监督更加趋于完善,建立健全的法制和制度已经更为重要;同时也只有在法律和各项制度完善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有利于选拔救荒人员。这两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相互发展的关系,并不存在矛盾。

在救荒策略方面,《荒政辑要》强调救济为治标,治本需根治灾荒之源,并且分别论述了治标之法(卷五至卷八论述治标之策)与治本之术(卷二、三、九为治标之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救荒活民书》   《荒政辑要》朱熹   王安石   李文海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689.html
文章来源:《广西财经学院学报》(南宁)2010年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