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关、潘晓斌: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5-10-03 09: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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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关   潘晓斌  

  

   严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较为全面地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对于中国来讲,自由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因为,当时的中国无论社会经济结构还是思想文化传统,都不具备可令自由主义自然产生的充分条件。西方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前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不同的流派。面对这种情况,严复在引进时不可能不偏不倚,面面俱到,而是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表现出特定的倾向性。探讨这种倾向性的表现、成因及影响,有助于加深对严复本人的思想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理解。

  

   一、严复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动机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一系列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并承认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悬殊差距,向战胜过自己的西方列强学习成了无可奈何,然而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但效果不彰。曾经游学英国的严复敏锐地指出,船坚炮利只是西方强盛的表现,而非原因。西方强盛的原因另有所在:

   如汽机兵械之论,皆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页。)

   严复将西方富强的奥秘归结到追求真理和服务国家这两种价值观念,并且认为这两种观念跟中国的理道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念始终不能发挥出合乎人意的作用。这样一来,严复就将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贫弱的根源最终归结于自由的有无。

   如果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只是指出了自由与富强之间的关联而未充分展开的话,那么在《原强》及《原强修订稿》中他则详细地阐明了这种关联。严复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指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素质。笃信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的严复认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5页。)“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怐愗,各备其私,则其群将涣”。(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8页。)不难看出,严复将个体潜藏的德、智、体三方面活力视作国家富强的保证。其次,严复指出,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个人活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严复认为西洋“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新,彼亦月异”,(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3页。)个人活力在这种自由、互相竞争的环境里得到充分发挥。从西洋人的事例中严复发现了一条规律:自由对于个体素质的提高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严复用一段简洁的文字从理论上概述了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7页。)

   当严复通过缜密的分析认定自由是富强的必要条件,却又发现这种条件中国本身又不具备时,渴求国家富强的他自然而然会把目光投向国外,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思想。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严复与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者有一显著不同点。正如萨拜因(GeorgeH.Sabine)指出的那样,人道主义一向是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强大动力,(注: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下册,第773页。)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用以支持自由主张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在他们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自由之所以必要,主要因为它是人存在和发展的要求。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们才发出了“天赋自由”的强大呐喊。简言之,西方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都十分注意自由的人道主义内涵,强调自由对于个人本身的意义。严复的关注却不在于此。他注意的是自由外在的工具价值,关心的是自由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严复对自由价值的特殊期望,使他同修正的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有了某种共同语言。

  

   二、严复对新、老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

  

   (一)新、老自由主义的理论区别:

   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19世纪被称作“自由主义时代”。这一方面是指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实践,另一方面也指自由主义理论从古典自由主义阶段过渡到新自由主义阶段。这种过渡反映出自由主义者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理论重心作出的调整。

   流行于17、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本质上可视作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以及王室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理论结晶。因此,其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宪政来限制王权,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如何通过法治的手段来防止政府对个体自由的侵犯,要求政府奉行“干涉越少越好”的原则。

   到了19世纪中后期,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已为西方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民主宪政也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也得以确立。然而此时却出现了劳资纠纷、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古典自由主义相伴生的副产品。为了克服这些消极影响,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决定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作出修正。他们首先弱化了个体至上的伦理观,转而强调个人应与社会和谐发展;不再把政府视作个体自由的大敌,而是承认政府能够促进个体自由普遍实现;因此他们大都支持政府对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积极干预。

   在严复的思想中,两种自由主义的成分都能被发现。然而,严复对上述两种思想成分并不是不偏不倚,而是有较明显的倾向性。大致说来,严复更接近于新自由主义,却远离于古典自由主义,这一亲一疏充分表现了严复思想的倾向性。

   (二)严复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距离:

   1、关于天赋自由。天赋自由观念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赖以反对封建专制、维护个人利益的有力武器,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严复一度是天赋自由观念的积极倡导者,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从维新之后到其去世,严复都以天赋自由观念的严厉批评者的形象出现。即使在《辟韩》这篇最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反封建檄文中,严复对天赋自由观的支持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一方面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肯定人的自由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今日中国,民众“才未逮,力未长,德未知”,因而“弗能自治”。他寄希望于“中国有圣人兴”,由他们来教育民众,发展民众的智、德、力。只有到了“幸而民至于能自治”的时候,他们才把天赋的自由权利归还给民众。(注:《严复集》,第一册,第35页。)严复从而与古典自由主义拉开了距离。

   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促使严复彻底疏远了天赋自由观念。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严复首次旗帜鲜明地批判天赋自由论。“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斯民生而得自由’。此语大为后贤所呵,亦谓初生小儿,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断断乎不得以自由论也”。(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33页。)在《〈民约〉平议》一文中,严复认为天赋自由说不仅与常识相背,而且缺乏历史根据:“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36页。)总之,严复视天赋自由学说为“西人旧籍中有著名巨谬而不可从者”。(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10页。)虽然卢梭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有诸多分歧,但天赋自由学说却是二者共享的。因此,严复对卢梭的上述批评,表明了他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深刻分歧。

   2、关于社会契约论。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享有自由、平等、财产等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公共的裁判者,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第54页。)在洛克的理论中,社会契约和自然状态一样,虽然是一种假说,但却不可或缺,它是以保护个人生命、自由、财产为目的的有限政府存在的逻辑前提。

   严复的看法却不一样,他坚持社会进化论,认为国家“属生成滋长之物”,那么他排斥契约国家说便是十分自然的了。他认为社会契约论这种假说表达的是主权在民、有限政府这样一些政治理想,“所要解释的不是国家在时间上的发展过程,而是它的合乎逻辑的先决条件。”(注: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7,第9页。)严复却没有体味到洛克的良苦用心,当他批评社会契约论虚妄、“生心害政”时,间接地反映出他对洛克式古典自由主义尚缺乏深刻的理解。

   3、关于立宪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极端重视个人自由,他们对一切可能妨害个人自由的因素,尤其是具有强制性的政府权力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然而政府又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在政治设计时总是力图抑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是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即立宪政府。

   应当承认,严复对立宪的某些认识接近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譬如,他认为立宪就是将统治者也纳入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注:参见:《严复集》,第一册,第240页;第二册,第246页。)在论述这种“上下同守共由之法”的性质时,严复甚至已经隐约触及到了立宪的本质——种法律上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注:有关严复对立宪的认识,参见《严复集》,第五册,第1284页。)但他始终未曾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那样,明确地肯定立宪的宗旨就是保护“小己之自由”。在他看来,立宪宗旨另有所在。将严复有关立宪问题的论述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宪对于严复来说,首先是一种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安排。这种认识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立宪主义者的看法大异其趣。

   严复对立宪宗旨的独特体认决定了他在政府权限问题上的意见独树一帜。“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之为狭,则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行,而后不倾”。(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0页。)严复此处所说的“天时地势民质”,分别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外政治环境、地理环境以及国民素质。他要求在确定政府权限时应充分考虑这三项变量,而不能搞一刀切。他是希望政府权限的大小能够依具体的时空条件灵活伸缩。

公平地说,严复的这种考虑本身无可厚非,其原则甚至比斯宾塞、洛克等人的主张更无懈可击。但是,正是这种辩证的、不偏不倚的原则拉开了他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距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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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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