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关、潘晓斌: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5-10-03 09: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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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关   潘晓斌  
P1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从根本上讲古典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是西方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基督教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以致于洛克等自由主义先驱者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不是巧妙地借用基督教的概念形式,就是赋予基督教的教义以崭新的涵义。因此,说古典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有不解之缘并不夸张。

   然而,由于对基督教怀有敌意,严复很难认识到这些。当他指斥上帝造人说为不可信的同时,他也与这种“谬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内涵失之交臂了。这种敌意注定了他始终无法把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精髓。

   第四,传统的集体本位观念的影响。由于对基督教缺乏同情的理解,严复始终没有领悟到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真谛。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无法在中国的土壤上自发地萌生,甚至在被引入之后也难以在中国扎根,原因之一就在于某些与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相冲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过于强大,它们抑制了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成。集体本位意识就是这样一种传统价值观。

   严复要求将个人长期受压抑的活力解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集体本位意识的反叛,其意义不可低估。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大致可以视作个体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妥协,严复通过强调其中集体主义的一面,实现了向集体本位意识的回归。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是由于他们相信集体在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方面比个人更有力;而严复赞成个人自由,是因为他认为,从长远看来,个人自由是民富国强的不二法门。后者着眼于集体,前者留意于个人,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严复正是通过转移侧重点,来促使西方新自由主义迎合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集体本位意识的。

   最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相继被德国、美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失去了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垄断地位。同时,在国内,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英国政治主流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逐渐向新自由主义过渡。

   英国政治思想发生上述演变时,适逢严复游学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推陈出新显然给思想敏锐、求知欲旺盛的严复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且诱使他也跟着产生古典自由主义已经过时,没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加以引进的想法。他在给熊纯如一封信中抱怨康、梁等人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时缺乏眼光,不明行情:“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欺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48页。)。在给熊纯如的另一封信中,严复再次强调古典自由主义已成昨日黄花,告诫国人切不可人弃我取:“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成蘧庐刍狗,成为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亡国之祸”。(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67页。)总之,在严复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已失去了往昔的光彩,他自然不希望把在英国“已成蘧庐刍狗”的思想拿到中国来奉作“玉律金科”。

   严复嘲笑康、梁“输捆旧义”这一事实,折射出他以深谙欧美政治思潮的走势而自矜。作为这种优越感的体现,严复特别提到了他游学英国时的见闻:

   二十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时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6页。)言下之意,象英美这样先进的国家尚且改弦易辙,放弃了“十八世纪无扰之说”(即放任主义政策),那么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当然断断不可步英美自由放任主义之后尘,而应该高起点地选择时下流行的国家干涉主义道路。“政府者,一国政权之所属,使政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3页。)诚然,严复的这种国家干预主义倾向主要是时势造成的,但也不可排除来自英国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为严复深知,自己的理论主张的权威性,会因为符合英国政治思想的最新发展趋势而大大增加,反之则会受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影响了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吸收。虽然我们一时还无法确定这种影响的大小,但却可以肯定这种影响的存在。

  

   四、影响及评价

  

   至此,我们已讨论过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关系的表现及成因。下面准备从两个方面分析这种特定的关系有何影响。

   (一)对严复本人思想变化的影响: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前后抵触。在自由问题上即是如此。早期的严复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被尊作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晚年却成了专制统治的鼓吹者,被贬为“顽固反动的癒壄老人”。短短十余年,严复的立场就发生了几乎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后世的研究者们曾对这一转变作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认为,严复在自由问题上的前扬后抑,可以看成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所持的工具主义态度的逻辑必然。

   前已述及,严复当初之所以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因为他当时认定自由具有富民强国的价值,他憧憬国家的富强将伴随着人民的自由而实现。类似的见解在严复早期的著作里随处可见。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了解的加深,严复逐渐意识到自由与幸福、富强等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冲突。“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歔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88页。)国家富强是严复矢志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已,而工具的取舍向来取决于它实现目标的程度。因此,当严复对自由主义实现强国之梦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时,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必然会发生动摇。

   严复虽然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对国家富强的渴望不但动摇了他的自由主义信念,而且使他不避马基雅弗利主义之嫌。“总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敌能强,其对外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46页。)“盖当国运飘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事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52页。)对自由已经绝望了的严复把目光投到了专制统治上:“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可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03页。)。

   人道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体现着自由主义的内在价值。如果这一点得到认同,那么自由主义主张不会因其外在价值的失落而动摇,因为它仍然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观念的强大支持。可是,严复向来漠视自由主义的内在价值,而以工具价值作为自由主义主张的唯一支撑。这样一来,当他对自由主义的工具价值产生怀疑时,从自由民主到专制统治的后退就难以避免了。

   由此可见,严复晚年政治思想演变的种子早就埋藏在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态度中了,时局的发展只是起推动作用,使之从可能变为现实。如果严复的功利主义色彩淡一些,对自由内在价值的领悟深一些,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吸收多一些,恐怕他晚年思想的演变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特关系是各种历史因素促成的,我们不能苛求历史。

   (二)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虽然迭有高潮,最终还是归于寂灭。象其它思潮一样,中国自由主义从盛到衰的变化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横向是相应时期社会变迁造成的外力拉动,纵向是该思潮内在逻辑的展开。对于前一方面的原因打算存而不论;后一方面的原因涉及到严复,决定稍加探讨。

   严复被称作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曾受过他的教诲,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他们。从这一意义上讲,严复为中国自由主义规定了大致走向。严复翻译了从亚当·斯密到孟德斯鸠的古典自由主义著作,但他骨子里还是新自由主义倾向占上风。严复以后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信奉的更是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密尔式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跟严复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业已过时,新老自由主义之间不是继承关系而是截然对立。于是,他们大多对古典自由主义采取严加排斥的态度,甚至用新自由主义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倾向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绝少同情者。即便有几个,其声音也十分微弱,而且往往被当作新自由主义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另一方面,后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同样面临着如何使国家强盛的任务,因而他们很容易象严复那样,也把自由主义作为求富求强的手段。所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特点:工具主义、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严重脱节,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严复首开其端,后辈竟其余绪。

   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而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却只用自由主义来追求国家强盛,用国家富强替换了个人幸福来作为自由主义的宗旨。然而自由主义在促进国家强盛上的直接效果并不明显。这样,自由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其它能更有效更直接地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政权在三十年代冷落英国式道路而选择德国式道路的事例正好说明了,严复在引进自由主义时所持的工具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也为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抱持),为后人冷落甚至放弃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变种,它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有区别,更有联系。就拿严复欣赏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来说吧,它就是在英国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与一定的历史传统相联系。这种历史传统早已把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视为常识。这种传统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限制着人们追求功利的行为,从而在个人权利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恰好是古典自由主义高度发达、深入人心的结果。包括严复在内的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割裂了新老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喜新厌旧,导致了古典主义过于薄弱,难以形成英国式的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传统。缺乏这种传统的功利主义是相当危险的,就会在产生最大利益总额的前提下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从而有违自由主义的初衷。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发育不良,半途夭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就在于功利性的目标遮蔽了人道主义的诉求。而这些特点早在严复那里就初现端倪了。因此,说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特关系影响到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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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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