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本健:曾巩王安石散文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15-09-30 15: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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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本健  

   宋文六大家中,三苏为蜀人,而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均出自人文荟萃的江西。作为门生、晚辈,曾巩与王安石皆蒙欧阳修教诲提携,为其道德文章所薰蒸浸渍。他们熟读经史,涉猎百家,有深厚的儒学与文学修养。这种修养,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产生了巨大而相近的影响。景祐三年(1036),曾、王即相识于京师,巩有《寄王介卿》云:“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对安石不胜倾慕。庆历二年(1042),安石有《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激赞曾巩云:“吾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问。”对曾巩的文学才华,他更是给予高度的评价,《赠曾子固》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巩屡荐安石于欧阳修,称安石“文甚古,行称其文”,“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再与欧阳舍人书》)。作为同乡与好友,他们彼此尊重,相互推挽。晚年,对变法的态度有异,导致交往渐疏,但并未交恶,友情仍在,巩侄曾纡所作《南游记旧》有“南丰先生病中,介甫日造卧内”的记载,当属可信。

   黄震云:“南丰与荆公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考古,其师尊皆主扬雄,其言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荆公更官制,南丰多为拟制诰以发之,岂公与荆公抱负亦略相同,特遇于时者不同耳。”(《黄氏日抄》)确实,曾、王颇多相同之处。二人皆深于儒学,经术上扬有造诣,皆撰有《洪范传》,又皆喜扬雄之作。《艺概•文概》曰:“曾子固称介甫文学不减扬雄,而介甫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而曾巩《答王深甫论杨雄书》称:“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二人又皆推崇韩愈,巩云:“韩公缀文辞,笔力乃天授。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杂诗五首》)安石谓:“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上人书》曾巩早年为文,“慓鸷奔放, 雄浑瑰伟”(王震《南丰先生文集序》),与安石的风格相近,经欧阳修指教后,始归敛蓄,修有《送吴生南归》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澜。”欧阳修亦规劝安石:“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安石于是取径更广,文学孟、荀、扬、韩而能自成一家。

   要而言之,曾、王自身的学养及所受到的影响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他们的文章也有相近的特点,如长于道古,长于说理,简洁明畅,不事雕饰等。当然,由于思想、经历、气质、兴趣等有不小的差异,他们的文论、文势、文辞、文风仍显现出很大的不同。

     文论:“畜道德而能文章”与“务为有补于世”

   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千言,一览辄诵。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而成”(曾肇《子固先生行状》)。进士及第后,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如编校史馆书籍,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知齐、襄、洪、福、明、毫等州。晚年,迁史馆修撰,擢拜中书舍人。他的一生,没有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是一个深于儒道的循吏、学者。

   王安石年少亦致力于学,怀有“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的抱负。登第后,签判淮南,改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万言书,力主变法。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官至宰相,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推行新法,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精通经学,诗文兼擅,但更以立志矫世变俗,锐意政治革新而著名。曾、王二人虽然都重道,都坚持文道结合,但在文学观上毕竟显现出学术家和政治家的差异。

   曾巩有浓厚的儒学道统思想,强调“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一切要“折衷于圣人”(《新序目录序》)。因此,他感叹“由汉以来”,“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甚多,“圣人之道未尝明”(《王子直文集序》)。《答李沿书》写道:

   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受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

   曾巩主张先道后文,先理后辞。李沿“发愤而为词章”,“所质者则辞也”,曾巩认为他不以学道为急,是“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因而强调道之“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反对“汲汲乎辞”。这种认识是从他的老师欧阳修“事信言文”的观点上后退。毫无疑问,“事信言文”更为科学地把握了文道二者的关系。当然,欧阳修也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那样的似乎重道轻文的话。但那是着重强调思想修养与写好文章的密切关系,况且“不难”并非“必然”。从曾巩的创作看,亦非一味轻文,仍较注意文与道的结合。《寄欧阳舍人书》认为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写出“公与是”的墓志碑铭,将道德文章并提,而且指出辞若“不工,则世犹不传”。巩又有《南齐书目录序》云:“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也注意到理、道与文的并重。

   总的看来,曾巩论文持文道结合的观点,但有重学术轻辞章的倾向,每每多谈理、道、少提或不提文采。因此,他的文章,虽与欧阳修一样,都具有婉转纡徐的特点,但一般地说,学术性较强,而情韵辞采较欧远为逊色。曾巩以明道、载道为旨归,斟酌损益,必“本原六经”(《宋史•曾巩传》)。他与王回三兄弟过从甚密,为三人所作文集序,大谈“先王之迹”、“圣人之道”,大发“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的议论,学穷气甚浓。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批评曾文“如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是有一定道理的。拙著《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第十六章,将欧、曾的诗文集序、园亭杂记、碑志墓铭加以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欧文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畅抒胸臆,淋漓感慨,风神绰约;曾文虽也有许多“可行于当今之世”的内容,但往往从书本出发,侈言理道,说教太多,平正典雅有余,而活泼生动不足。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也是十分重道崇经的,他认为“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为文“当详评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张刑部诗序》)。他对西昆派文人片面追求形式极为不满,《上邵学士书》称:“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安石最有代表性的文论观点见于著名的《上人书》: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此文以“器之有刻镂绘画”为喻,说明内容重于形式。安石认为,文章应与“礼教治政”相关,“务为有补于世”。即为文应为政治服务,对社会有益。虽然“以适用为本”,但形式也是要的,所谓“容亦未可已也”,只是“勿先之”,即与内容的主次关系不能颠倒。这个观点大体是正确的,在宋代古文运动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它是起积极作用的,但也有缺陷:第一,以器物为喻,对形式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因为就器物而言,关键是要“适用”,“刻镂绘画”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所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对内容的理解未免偏狭。理论指导创作,故而大体而论,安石的文章,政治思想性和学术性较强,而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较弱。

   综上所述,曾、王论文既有相同,又多相异。相同的是,他们都崇经重道,在坚持文道结合的前提下,都置理道于文辞之先,多论道而少言文,都重视文章的内容及其教育作用,而对文学的独立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与欧、苏相比,艺术情趣都显得不足。相异的是,王安石厉行变法,以治教政令为文章,曾巩亦有“悯时病俗之心”,亦以“国家天下”为念,但更留意于学术、史传之文;安石注重发挥文章的现实效应和社会功能,强调直接的“适用”,曾巩偏重以传统道德熏陶世人,致力于潜移默化而无急切的功利性;王文借古言今,充满革新精神,而曾文颂扬六经,注重道统学统,以“折衷于圣人”为旨归。

     文势:敛蓄渐进与凌厉急迫

   曾巩深于儒学,醇厚平和,行文呈现出敛蓄渐进的态势。刘熙载云:“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艺概•文概》)藏锋不露,敛气蓄势,平平说去,层层推进,是曾文独具的特点。

   名篇《墨池记》从传说的王羲之墨池说起,赞叹羲之的书法,谓“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由钻研书法,“学固岂可以少哉”,文章生发出“欲深造道德”亦须刻苦磨砺的道理;又由“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引申出“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的感叹,并以此教诲州学诸生。沈德潜评此文:“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显然,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而且,小中见大,言近旨远,不见毕露的锋芒,却很发人深思。

   《寄欧阳舍人书》也是一篇善于敛气蓄势的佳作。篇首言得欧公为祖父所作墓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按理,此下即可入题,赞欧公“畜道德而能文章”。可是,作者却把笔墨宕开,说墓铭之作当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又指出“世之衰”,“铭始不实”,主要是因为“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这样就逼出了“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为文难以“公与是”的观点,并从道德文章两方面详加阐述。然而,要做到“畜道德而能文章”谈何容易,其人“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于是,归结到欧公身上:“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自然,由欧公为“言行卓卓”的“先祖”铭墓,“其传世行后无疑也”。文章虽层层拈着欧公,却不予点破,而是蓄足气势,直至后幅方请出欧公,颂欧公亦赞先祖也,论说极为得体。浦起龙称此篇为“南丰第一得意书”(《古文眉诠》卷七十一)。

   《鹅湖院佛殿记》是曾巩所作的辟佛的短文。作者远远地从“西方用兵”落笔,似与题意毫不相干。在陈述君、臣、士、民各有所“劳”之后,又铺叙他们为了国家都作出了各自的牺牲。经过这一番蓄势,笔端才转向“学佛之人”,指斥他们不忧国事,寝食自如;又谴责他们侵蚀国财,耗竭民力。此后,方言及鹅湖院,用层递的句式,感叹修建佛殿费用之巨大。此记早年所作,依稀可见作者当时恣肆的文风,但通篇仍以曲作势,逐层推进,自远而近,由彼及此,侃侃而说,宣泄对大修佛寺劳民伤财行径的强烈不满。

   与曾文的敛气蓄势不同,王文气吞万里,凌厉雄迈,一往无前,笔势如悬崖断壁。《读孟尝君传》是杰出的代表作: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呜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呜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孟尝君养士,多为其个人谋利,而于国于民无补。在王安石的眼中,真正的士应有经邦济世的才能;而“能得士”者,自有造福国家百姓的胸襟。此文用“世皆称”引出“孟尝君能得士”云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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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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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199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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