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3 次 更新时间:2006-01-15 0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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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孔韶  

  

  摘 要  对国内外关于农民社会和乡村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做了重要综述,并特别强调从多元视角发展对中国农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农民社会;乡村人类学;心态;农民行动

  

  一、农民社会与乡村人类学

  

  这一定名为乡村人类学的专题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农人或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y) 的研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者farmer) ;一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特定回访与再研究( revisiting study) 的学术检视。(注1)在人类学的教学与调研活动中,所谓农民社会,既不同于马林诺斯基时代看到的所谓部落社会,也不同于工业革命后的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而是它们之外的广大农业耕作地区的农民社会。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农民社会主要是处于所谓不发达国家(地区) 和发展中的国家(地区) ,这些农业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成了现代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持久的研究重心之一。

  笼统地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的农民生计是以家庭为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他们的家庭成员是主要农耕劳力,尽管有时也雇工。大量投入家庭劳力的生产并不依赖那些复杂的机器,而是传统的简单工具,其中有些工具的效率并未超出早期农耕时代的技术水准许多。“在这个单位中,儿童被养育与社会化,以符合成人社会的要求。老年人可以安享天年,丧葬费用以该单位的财产支付。婚姻提供性的满足,而该单位内的人际关系则产生感情可以联系其成员。各单位更为其成员付出他们在全社区中应负担的仪式费用。由此观之,单位之内只要有需要就有劳力的供应,而不直接受价格与利润的经济体系所控制。”[ 1 ] (P24)沃尔夫还这样看待中国农业大家庭的特点:“扩展家庭在中国不只是集中资源和劳力的组织,更防止了分家而后衰微的命运。有土地的家庭尽管只有在打进商业圈或官场之后,才能从事非农业资源的积聚,如商品或金钱。扩展家庭也会送孩子上学,等他做官后使家庭攀附上政府机关和税收单位。因此,扩展家庭不只是防御家道中落的堡垒, 更是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2 ] (P89)至于继承制中是常见的长子或幼子继承(完整式继承) ,还是诸子均分的分割式继承方式,涉及农业国家的法律动机以及农人的民俗制度,至于上述两种继承制度之优劣实在是难以有公认的评估。例如中国20 世纪40 年代的法律条文和民间的继承实况就是上述二者并存。但因诸子均分而造成“富不过三代”的中国农民家庭体验,成了本土盛衰循环论的印证之一,自有中国式小农社会的道理。但全球范围得出的如下观察:“完整式继承的地区倾向于发展新技式的组织,分割式继承的地区——受到乡村手工业破产的严重打击——以旧技式的基础和超过土地负荷量的人口面对着未来”,[1 ] (P100) 似乎只能做为一种认知而存留,尚未达成公认的诠释,因为相反的例证一直存在。

  处在草根社会层级的农民不能掌握自己产品的分配,他们似乎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却在面对税收、受管制的市场和对外关系上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农民社会本身也能分出贫富和阶级。农民社会也是大社会的一部分而共享一套象征系统。他们的行动与观念可以满足多种调适的功能,例如婚礼、丧礼、宗教庆典或收获祭祀等场合表现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使人们度过情绪的危机;同时,群众的仪式参与,使意识形态和信仰得到共鸣,村民的人际的联系获得加强。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四季轮转的农活安排、赋税交纳、社区节庆与仪式花费、预防和承受自然灾害,以及生态压力下的资源匮乏,造成农人不得不现金借贷,然而国家银行的贷款轮不到小农,而高利贷者又利息很高,结果,最终是乡村社区的民俗伦理取胜,民间借贷以老百姓接受的不成文法在地下常年存在,在中国一直存在,到今天依然如故。

  这样的农民个体、家庭与亲属团体、村落及其生存的较大的乡镇社区过程的运转导致了对农民文化与本性(个性) 的探讨,因区域哲学的差异而呈现出文化与社会结构(系统) 的分疏的探讨,以及理解在宗族/ 姓氏集团和(或) 村落共同体之下做为社会的人的思维与行为的探讨。总之,农民社会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过程,因此社区结构变迁的各个方面,从经济、政治、心态、信仰,乃至农民运动,都处在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视野之中。

  

  二、不死的小农经济

  

  1. 农民社会:经济人类学的视角

  农民社会是个体自利的经济吗? 我们在功能主义人类学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自利( self - interest) 隐含在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中。但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博兰尼(Karl Polanyi ,又译波拉尼) 认为,一种经济是最有效地使用有限资源获取和满足特定目的的过程,在方法上,他强调个体自利的行为动机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所谓理性的决定之形式论(formalism) ;一种经济是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满足物质需求的过程,强调文化和社会系统对个体选择的限定,即所谓实质论( substantivism) 。[ 2 ] (P118~121) 由于理性的选择理论的依据之一是自利经济的观点而受到批评。例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就以他的习性/ 惯习(habitus)的概念批评个人理性选择的局限,强调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动态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先验图式习得系统的建构和作用。因为习得/ 惯习所指涉的配置“体现了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果,其含义与‘结构’之类的用语相近”,[3 ] (P214)以及“个人对该社会地位的主观性调适。”[4 ] (P10)在这个意义上,乡民社会的人们一般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习性/ 惯习的选择。

  那么,是社会和政治的经济吗? 从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的社会学到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ld) 俗民社会(folk society) 一直在讨论人的社会性存在问题。由于社会的个人认同一个群体,要想理解人们的行为,就要研究群体的行为规范。学者们还探讨人们形成群体和运用权力的方式,这形成了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2 ] (P121~123) 例如傅依凌在谈到福建农村大族势力的经济影响时,例如20世纪40 年代以前,福清县规定六都附近所产薪柴,任何个人不许运出六都以外,而白云渡产木材方可运至县城。这是乡族集团为自身利益而限定商业行为的距离(不顾距离成本的计算) ,控制物资流通的政治手段。[5 ]是非常鲜明的社会政治裁决经济的案例。

  进一步说,是文化和道德的经济吗? 韦伯(Max Weber) 认为个人道德的创造力有比社会压力更大的效力。他认为,所有的人当他们在特定的处境和地区成长时,都学会一套道德训诫。他们的社会合作能力,是那种道德的重要影响的产品。所谓道德的经济又可称为文化的经济。人类学家博厄斯( FranzBoas) 考察北美夸求图印第安人的夸富宴会,说明其消费观念并不是按照商品的供需关系,而是借此追求非物质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在农业社会的研究中,阎云翔发现中国东北农村的礼单上反映出反向的礼物流动和人伦关系与资源、权力再分配的联系;而张华志回访云南西镇调查家族企业活动中的民间贷款时也发现,如今的中国乡镇社会许多人仍依靠人伦关系和约定俗成的“乡土信用”的道德约束力获得民间地下信贷,而不找呆板的国家银行。也算是虽经古今时空变幻却保持民间道德持续性的恰当事例。

  

  2. 恰亚诺夫理论引进

  20 世纪20 年代就以“社会农学”成名的恰亚诺夫(A. V. Chayanov) 倡导认识农民和农民社会,并加以改造。他认为农民(peasants) 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6 ] (P1~28、70~89) 因此在市场经济之下仍可以为继。在经历了整个20 世纪快速发展与社会动荡的考验下这一理论仍相当具有解释力。不死的农民经济,愈加肯定了不死的恰亚诺夫理论。然而他本人却在1939 年的劳改营里死去了。一个有巨大解释力的学术理论不会随作者的死亡而销声匿迹。的确,在交叉学科研究日盛的今日,相关的研究农民社会的学科,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一些分支学科重新发现了恰亚诺夫及他的主要是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恰亚诺夫的这一理论,是把农民研究限定在“非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这和现代人类学的农民社会专题研究范畴刚好合拍。因此,人类学家关于农民社会的整体性研究根本躲不开恰亚诺夫的理论,尽管不同地理区域的小农经济类型不同。

  恰亚诺夫的理论认为小农户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在生产上只靠农家自己已有的劳力,而不是依赖雇佣劳动力。“全年的劳作乃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体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7 ] (P29)而不是为了在市场上追求最大的利润。因此,在这个自身体系和自身原则之下,人们无须也难以度量农户内部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利润。的确,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于资本家。

  小农经济依照每一个农户的家庭人口周期而分化。恰亚诺夫认为,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规模的大小, “其上限由家庭劳动力的最大可利用数量决定,下限则由维持家庭生存的最低物质水准决定。”[ 7 ] (P39)所以农民贫富分化不是由商品化引起,而是由家庭周期性变动的人口结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率的变化决定的。黄宗智的研究认为,“华北的小农家庭通常比依靠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能够容忍较低的边际报酬。使用雇工的经营式农场能够把劳动力的投入调整到最佳水平,但是家庭农场无法任意雇用或解雇劳动力,必须在拥有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当这样的相对过剩劳动力无法或不愿找到农业外就业的出路时,常常在极低边界报酬的情况下工作以满足家庭消费需要。”[ 8 ] (P6~7) 黄的研究认为,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道理类似。在清代,华北这样的劳动力支撑了商品化过程,而在长江三角洲的土地压力面前,小农家庭为低报酬而更充分地使用家庭辅助劳动力。[9 ] (P10)

  在中国农民社会的研究中,黄宗智借用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研究印尼爪哇稻作经济时的发现,即在那里具有生态的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耕作的情形下,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 。黄后改译为“过密化”,其涵义为“劳动的超密度投入。”[ 10 ] (P68) 黄的研究表明中国解放后的情况实际是解放以前6 个世纪中同样状况的缩影,农业产出的扩展足以赶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但这主要是通过密集化和过密化。[9 ] (P12) 黄引申的过密化理论说明中国各种社会状况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是因为“商品化的质变潜力被各种过密化所覆盖。”[9 ] (P16)如是,我们可以从黄宗智的研究理解明清时期、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农村(以及城乡关系) ,乃至集体化农业时期的过密化及其后果,并在和其他相关理论对比以及考察新的发展政策之后讨论中国乡村未来发展的道路问题。

  最后,笔者还是考虑回到恰亚诺夫的理论模式上来,他的原初的理论可以解释世界上一些传统农本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虽然他的理论模式为了简洁和说明其内在的逻辑,省去了对不同地域农本社会之外在关系的复杂性的关注。至于对中国版图内的农民社会研究,现在已经有诸多学者受益于恰亚诺夫理论模式引申出新的思考,但因诸区域小农经济的个别性而加以径直套用并不是学术上所希望的。恰亚诺夫之后至今,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小农经济会因商品化而引起质变的预言并没有在今日人类学意义上的农民社会范畴实现。处于糊口水平的小农经济依然在“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和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而来的蓬勃的商品化过程中延续。”[ 9 ] (P4) 人类学家也指出,小农经济根本就不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11 ]它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同样是关心社会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关心那些“典型”的内陆乡村,还包括“城市”乡村以及他们的走向。

  历史上的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农业变革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从政府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对农民文化的缺乏了解,因此最终呈现政治向文化妥协的结局,并重整旗鼓。然而,变迁和发展的观点是何种异质性可以造成结构性的变迁呢?现在所知的是“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国家集权化”的冲击,和工业先进国殖民的影响。除此以外,只有我们经验中的农民总是处在负担最重的境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卷入各种变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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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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