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评说费孝通学术与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6 次 更新时间:2015-09-27 16: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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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进入专栏)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去世,翌日有记者来电话邀我写篇文章。我说,我不是合适的人选,我不是费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且对他晚年的思想观点和道路选择颇有些不同看法,说这些显然不是时候;此刻要么有独家材料,要么说点场面话。你找朱学勤吧,他手上有不少盘与费先生谈话的录音。

   以后我一直想找机会谈谈费先生,一晃竟是十年。日前接到陈心想兄的邮件,他刚完成这部与费孝通对话的书稿,要我写篇序。这无异于赐我谈论费孝通的机会。如何破题?好比两位学者切磋学理于斗室,敝人碰巧闯进,若引为同道,何必寒暄,径直加入讨论好了。

  

   一、差序格局:费孝通与潘光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校社会学研究生入门考卷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是“差序格局”。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学教授和学者们认为,《乡土中国》中的这一术语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最大贡献。

   笔者认同这一术语的价值,但认为它非一人之功。潘光旦1940年发表《明伦新说》,1947年12月11日发表《说“伦”字》,1948年2月26日发表《“伦”有二义》,1948年4月发表《说“五伦”的由来》。费孝通是在潘光旦研究的基础上,抽绎出“差序格局”的概念。

   为说明以上判断,下面笔者排列出二人的大段文字,供读者判断,是否存在这一思想与概念上的承继关系。潘光旦的论述:

   其实“伦”字是最有趣的一个字,比“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类的字要有趣得多。第一,它比这一类的字要具体而不抽象。……第二,“伦”字比所谓“八德”一类的字要来得概括。……“伦”字实在有两种意义。……第一义,也是比较先出的一义,是类别,是条理。……“伦”的第二义,或许也是比较后起的一义,是关系。……后人的注把人伦解释做人事,我们在这里不妨认为所谓人事应该包括人的差别与人的关系。(潘光旦,1940)

   在中国讲社会学,最应该联想到的两个字是“群”与“伦”。……社会学也未尝不可以叫做伦学或伦理学。……不过早年从事于这学科的人事实上并没有想到这可能的译名,或虽想到而没有敢采用,可能是因为从事于道德学的研究的人已经捷足先登地把西文ethics 译成了“伦理学”。……伦字从人从仑。《说文》说:仑,思也,从亼从冊。……则我们可以的进一步解释是:思想需要条理,册指条理之分,亼指条理之合。……凡属从仑的字都有条理与秩序的意义。……伦,从人从仑。《说文》说:“伦,辈也。”辈字也有类别和序次的意思。……《尔雅》、《释名》说:“论,伦也;有伦理也。”《释名》于沦字下,也说:“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1947年12月11日)

   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为我,与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彼此格局的互异,而尤其要紧的,是此种互异的鉴别与体会。(潘光旦,1948年2月26日)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关于“差序格局”的论述: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在《说伦字》,《社会研究》第19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子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差序格局思想的生发的脉络。我们再细看时间关系。费孝通1949年1月版的《乡土中国》的版权页上写着:三十七年四月初版,0-3000;三十七年六月再版,3000-5000;三十七年七月三版,5000-7000;三十七年八月四版,7000-9000;三十七年十一月五版,9000-11000;三十八年一月六版,11000-13000。十个月内印了6次,说明《乡土中国》显然是当时的畅销书。至于畅销到什么程度,要图书史专家来说话了。印数显然包含一些有趣的信息,故顺便写上。以上引述主要是想坐实这本书初版于1947年4月,因为费孝通1984年在这本书的重刊序言中说:“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这说法拐带着出版社在书上印着“据上海观察社1947年版排印”。而潘光旦上述四篇文章中的三篇,发表于《乡土中国》之前,其中第二篇费孝通在该书中还引用过。“类别”“秩序”“人的差别与人的关系”“格局”这些字眼,潘的文章中都有。他甚至将“伦”提到sociology 当初应翻译为“伦学”的高度。费孝通的贡献在于道出了一层潘未明确表达的意思:“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并提出了一个精当的术语“差序格局。”

   国学是费孝通的短板。一位研究费孝通的学人告诉笔者:他从英国留学归来谋职,曾被一所机构拒绝,认为他国学太薄。我很震惊。一方面费有国学之外的学术强项;另一方面他对当下的社会有超强的敏感,几年后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公知。我一直以为,社会学系不是数学系、物理系,若该系中一位公知都没有,将是一大缺憾。笔者尚未证实此说,但其他资料似可说明:费不喜欢也不擅长训诂和国史。王铭铭曾问费在民国时代与“中研院”的关系。费说:“当时我们燕京社会学家对自己的理论水平非常自豪,看不起中研院的专家,他们只会摆弄一下档案,研究一下古史。在我们看来这是很笨的。他们也不喜欢我们,认为我们是一群时髦的年轻人,根本不懂历史。……哦,那个人(凌纯声),典型的中研院派。”费对凌纯声的评价不客观,凌纯声文献和田野都在行,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著作。纵观费孝通一生的著作,笔者仅见他在1934年发表的《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中做过文字训诂,而在该文后记中他还说:“作者以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有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旧书堆中讨出路。故此文久久未敢发表。”由此更可判断,他只是“伦”的思想展开的二级火箭,原创不是他。“差序格局”后面的主要思想是潘光旦率先提出的。

   笔者一向以为,中国社会学前辈中,非一花独秀,有双峰并峙,即潘光旦和费孝通。学术研究非常重视独创。一项独创即可提升一个学者的学术地位。若“伦与差序格局”的思想是费孝通独创,则可以奠定其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首席地位。但若撇开这一贡献比较二人,笔者认为,潘第一,费第二。

   语言能力是学术的基础。潘的古汉语和英文都好于费,前者古汉语几乎无需多说,而关于英语,费盛赞过潘。在美国读书任教大半生的何炳棣在晚年的自传中举出潘光旦谈外文好的三项标准,可见潘英语能力之一斑。语言能力当然包括表达。而在语言表达能力上二人几乎不分轩轾,但风格有异。费雅俗通吃,潘可能打高不打低。读读《冯小青考·余论》便知23岁时潘光旦的文字已好到什么程度。费的文字的特长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真佛只说家常话。我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的《江村经济》,觉得语言亲切分明是费的手笔,那封面和版权页上均只有作者,而无译者。但深究一番,知道译者是戴可景。不知改版怎可删掉译者。但这译文,令我想到另一层,就是费孝通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后面是其异常清晰的思维。

   潘之博学,社会学界的死人活人均无出其右。文史就不要说了。便是社会科学的理论,读读《派与汇》当知费孝通难望其项背。费的优势不在学问大,甚至可以说,费的学问不够大。

   从学术成果看,二人均有兴趣致力于绅士研究,且开始了一项大的合作,惜因政治气候所迫,《科举与社会流动》(1947)问世后便告中辍。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此珠联璧合我们休想目睹二次。霭理士《性心理学》中有七万字是潘从中国资料中得出的注释和论述。笔者以为,其贡献可与费的《生育制度》持平。费有深入的农村乡土研究。潘有广博的人文思想研讨。潘的教育学思想独到、深刻、博大。潘还有家族谱系的研究。两相比较,潘占上风。

   两人都写作了大量的有学术根底的杂文。费孝通接受朱学勤等人采访时,两次说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专栏作家,一次是自称,一次说:“Time和纽约时报说我是中国最厉害的专栏作家。”费专栏文章的高峰期是《观察》时期。《观察》杂志是个周刊,1946年9月创刊,1948年12月被政府查封,共出版128期。费是该杂志中撰文最多的作者。同时他还伺候《大公报》和《中国建设》。1946年到1948年,费作为专栏作家一时无两。而潘的杂文自1935年至1948年,长流不息。可能1946-1948年数量和影响低于费,但若比较二人全部文章的质量和数量,潘绝不输于费。

  

   二、人治礼治,无为有为

  

   我以为学术生活就是争论。如果学术圈子中见到了对某人的群体性赞颂,那一定是伪学者成灾了。陈心想极其钦佩《乡土中国》,同时也在多处持有不同意见。最不能接受的好像是“礼治秩序”一章中费孝通否定“人治”的观点:

   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乡土中国》)

   我觉得二人的阐述都有道理,也都有矛盾或纰漏。

   我应该是1982年读到《乡土中国》,还是民国的版本。最令我震惊的观点之一就是“礼治”,陈心想说:

   我们普通认为,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

读《乡土中国》之前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认识。那应该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解放的、进步的认识。即认为文革及其之前,贯穿整个传统社会的都是人治。而费孝通告诉我们: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仅靠人治,不能治理,必然混乱无序。我读后觉醍醐灌顶。但是陈心想切身感受到了“人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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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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