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制(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2 次 更新时间:2015-09-24 10:52:18

进入专题: 立宪党导制   适度赋权论   实效主义   共同自由   双层民主   三法一体   党导政分  

柯华庆 (进入专栏)   刘荣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四条要求,即一、人民民主;二、依法治国;三、人权保障;四、宪法至上。走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将宪政的普遍适用性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是中国未来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也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对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的理论探索,不仅是政治学界与法学界的重要命题,也是每一位关心国运民瘼的学者重大使命。在此意义上,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团队关于“立宪党导制”的研究极富现实与历史意义。他们认为:

   宪政是摒弃革命思维,崇尚改良道路的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我们在赞同立宪政治的价值时要按照自身的国情选择自身的宪政道路,进行最适合中国的宪政制度设计。

   立宪党导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一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立宪党导制是中国的现实,只不过现在是以潜规则形式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将其变成明规则,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立宪党导制的价值是共同自由,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体的自由。立宪党导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容许任何包括政府在内的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政府一部分权利,任由政府自由支配。适度赋权论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理论。立宪党导制的基本要求有:一个全民性的先进党领导,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并存的双层民主、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和党导法规三法一体的法治结构,一党领导三权分立的政体结构。现代政治都是立宪政治,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也将会接受宪政价值,因为宪政是宪法下的政治,保障的正是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适度赋权论;实效主义;共同自由;双层民主;三法一体;党导政分

  

  

立宪党导制是以立宪为根本,以一党领导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宪法和党章构成的二元宪治体制。立宪党导制是与立宪君主制、立宪民主制并列的三种宪治模式之一。

   立宪党导制最初的名字是“党导立宪制”,由柯华庆于2015年3月6日在《宪法与党章的二元宪政》中首次提出,引发各界热议。该文提出,宪政是现代文明政治形式,宪政就是宪法下的政治,党导立宪制是宪政的其中一种形式。党导立宪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一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该文明确指出,自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中国实际上所走的就是党导立宪制之路,实践证明是比较适合中国人民愿望和时代发展阶段约束条件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或不能公开讲出来?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首先,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名字;其次,我们还没有为这一独创制度找到理论依据,所以讲不出来;最后是我们对我们的制度不太自信,所以不敢讲出来。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不自信,总是想在人类已有的理论和制度中找出成功案例,然后把中国装进去,好像就跻身先进国家行列了。现在发达国家的宪政体制要么是民主立宪制,要么是君主立宪制,如果我们提出一个党导立宪制好像是“不入流”的政治体制,说起来自己都没有那么理直气壮,甚至想想都觉得心虚。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好坏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现实时代背景和发展需要,在于其是否合适、“合体”,而不在于其是否“先进”和“主流”。党导立宪制是适合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宪政体制,党导立宪制是中国的现实,只不过现在是以潜规则形式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将其变成明规则,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我们必须在宪法中专辟一章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得党导立宪制真正实至名归。柯华庆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党导民主》、《党导政分:化解中国政治权力的死结》、《党导法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党导法治呼唤党导法规体系》和《党导立宪制为什么可行》等文章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导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和“民主立宪制”是中国学界约定俗成的术语,所以在探讨这一理论之初我们提出“党导立宪制”与其对应。但这三个名字容易导致误解,从中文字面理解,君主立宪制就是君主主导立宪,民主立宪制就是人民主导立宪,党导立宪制自然就是一党主导立宪,也就是说,制宪权分别是君主、人民和政党,这其实是与这三种宪治体制所要表达的内涵不一致的。君主立宪制的制宪主体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人民,党导立宪制的制宪主体可以是党也可以是人民,我们所提出的党导立宪制的制宪主体是人民。名与实发生混淆时我们需要改变名,名正才言顺,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上述三种立宪体制分别改为立宪君主制、立宪党导制和立宪民主制。。

   立宪君主制的英文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直译是“立宪的君主制”,直译准确地表达了这是一种立宪的君主制。相应地,立宪民主制就是立宪的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立宪党导制就是立宪的党导制(Constitutional the Party’Leadership)。立宪君主制、立宪党导制和立宪民主制都是宪法下的政治,区别在于宪法中所规定的政治体制分别是君主制、党导制和民主制。

   本文试图构建立宪党导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在对于一个几乎是最关乎人的最根本制度的探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阐述我们对于“制度”这一范畴的方法论,人们之所以对很多问题的观点不同,其根本在于方法论的不同,从而导致思考路径的不同,最终导致结论不同,可惜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一章 制度方法论

   制度是人们制定的用来解决人自身问题的规则,制度是人的和为人服务的,制度不是神的和用来膜拜的。

   1.1 制度的三性

   制度有三性: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首先是主体性。每当谈及一个制度时,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谁的制度?其次是时间性:什么时候的制度?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最后是空间性:适用于哪种情况的制度?我们只有理解了制度的三性才能理解制度的运行规律和它的实效性。

   制度犹如衣服,一件衣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只有在某个情景中穿在某个人的身上才能评价好坏。一件衣服不可能穿在所有人身上都合体和好看,穿在西施身上好看不一定穿在东施身上好看,所以有“东施效颦”的典故。但一件衣服也不是始终都适合某个人穿,小时候合适好看的成人之后穿可能就不合体,年轻时合适的年纪大了可能不合适,冬天穿的夏天穿也可能不合适。衣服穿在身上合不合适还要看场合,演讲时穿的可能不适合写作时穿,在家里穿着舒服的衣服可能不适合在宴会上穿。这些都是生活常识,用来思考制度的三性倒是很贴切。

   1.2 制度的借鉴

   制度的主体性是不是反对制度的借鉴呢?答案是否定的,明确了制度的主体性反而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借鉴”,而不是所谓简单化的“移植”。制度的主体性提醒我们,他国成功的制度可能不适合我们也可能部分的适合我们,我们需要站在自身主体的角度去进行判断。在研究某个制度能否借鉴时我们必须考虑三个问题: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

   首先:目标相不相同?人与人的目标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如果制度的目标不同,我们就不能借鉴,否则可能会南辕北辙。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有些制度是解决发展后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当一个常常吃不饱的饿汉看到大腹便便的胖子减肥是不是也要跟着减肥呢?从整体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中的上层已经过着后现代的生活,天天嚷着绿色食品和PM2.5超标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不少人为了生计发愁。因此,中国的制度设计不仅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移植美国的,也不能将发达地区的照搬到贫困地区。其次:起点相不相同?目标不同,不能照搬,目标相同,但起点不同,也不能复制。例如目标都是健美身材,一个人是胖子,另一个人是瘦子,前者需要减肥,后者则需要增肥。我们都向往自由,一个国家起点是富裕的,另一个国家是贫穷的,前者可能需要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后者恐怕首先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吃饱也是一种自由,而且比言论自由更加重要。目标相同、起点也相同,是不是就可以移植了呢?也不一定,因为还有约束条件的不同。例如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曾经目标相同、起点差别也不大,但是大陆是台湾的几十倍人口,大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台湾是中国国民党领导,大陆的发展道路自然与台湾也有别。

   我们用行路也许可以将制度的移植问题说得更明白一些。张三的目的地是广州,李四的目的地是上海,不管张三和李四的起点和约束条件是否相同,他们所走的路肯定是不同的。张三和李四的目的地都是广州,张三从北京出发,李四从上海出发,张三和李四的路线肯定也是不同的。张三和李四的目的地都是广州、起点都是北京,由于张三是富商,李四是穷学生,张三可能坐飞机头等舱,李四只能坐慢火车硬座。目标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鉴最重要的因素,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不同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完全相同起点、目标和约束条件的两个人或者国家几乎不存在,就是相似的也不多。所以,制度的普适性基本上不存在,我们当然需要学习研究别的国家成功的制度设计,但我们要非常清楚,所有的制度借鉴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正调适,制度的移植是思想的懒汉才会提出的方法,国情不同绝不是挡箭牌,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说就是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等方面的不同。

   1.3 制度的实效性

   制度的三性要求制度的设计应该围绕主体的目标,考虑主体的起点和约束条件,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能够很好得实现主体的目标,就是有好的效果,这就是制度的实效性。中国法学界普遍不理解制度的实效性,而是将制度当作科学,殊不知制度是求效的,科学是求真的,制度本身无所谓好坏真假,完成主体的目标才是它的使命。很多中国学者从发达国家学习到某个制度,就以为掌握了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推销这些制度,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就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真理的制高点,事实上,将制度当作科学就是法学界教条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

科学与制度的区别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区别,是实事求是和做事求效的区别。我们长期以来不区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作为控制社会的制度,以为是同一个东西。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事求效。制度设计最终是要看这些制度的后果是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罗素有句名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目标是由主体决定的。目标是制度设计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否则南辕北辙。经济学会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会导致什么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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