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法律图书的私人记忆和公共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5-09-23 23: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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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原编者注】本文原题为:《法律图书的历史演变——以个人感受为线索》,刊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254页,经《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授权发布,敬请关注。题目为编者自拟,不妥之处,敬祈指教。

  

   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图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次到好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法律图书行业呈现出一片萧索景象,法律图书主要是“文革”前残存下来的对前苏联法学作品的翻译,法学教材也是在立法进程开启以后才逐步出现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法律的制定和法治建设的推进,法学图书逐步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转变历程;目下,法律图书则正在经历着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行业发展过程。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法律图书市场上存在着法律教科书、法学专著、法学译著、司法实务图书、司法考试辅导书、法学“闲书”等可堪培育的法学图书类型。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大规模出版的博士论文,我国法学界的学术专著出版将会是一片凋零的景象。学术专著还是应该主要由学者来写,这种情况可能会慢慢改变。至于专著的主要阅读者,也是博士生,为了博士论文写作收集整理资料,他们不得不去买专著、看专著。由此可见,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术市场,学术研究成为教育的附庸,这是十分可悲的。

   在我国,教科书是人人可写的一种书籍,不会写论文的人,也会写教科书,由此败坏了教科书的名声。如徐国栋教授所言,在中国,“教科书成了最陈腐的材料的代名词”。

   我国目前的法律图书出版,可以用“繁荣”这个词来形容。走进任何一个大型书店,直观地看,法律图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中所占据的份额都是巨大的。法律图书出版业的这种兴旺景象,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紧密相关,法律图书出版业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基本方略的确立,法律图书还会继续保持繁荣兴旺态势。

   尽管并非法律图书的业内人士,但作为一名法学研究者,同时也是法律图书的创作者和阅读者,笔者亲身经历了我国法律图书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我国法律图书业从之前一片废墟的景象到当前在图书市场上一木独大的发展进程。以下,笔者想结合个人经历和体会,对法律图书业发表一个概观式的见解,供读者参考。

   如前所述,自从1979年我国法制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的法律图书业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作为亲历者的笔者是最好见证人之一。笔者以为,我国的法律图书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①从无到有;

   ②从少到多;

   ③从次到好。

  

20世纪80年代前法律图书的凋敝景象          

   现在面对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律图书,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法律图书出版业一片废墟的情形。笔者是1978年2月入学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的,那是一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年代。在入学之前,笔者在家乡的县公安局工作,从堆在墙角的破麻袋里,笔者翻到了一些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前苏联法律图书,这些图书在“文革”中幸免于被焚毁之难,真是一个奇迹。

   其中,一本名为《苏维埃犯罪对策学》的教科书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笔者才知道,它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故教授徐立根翻译的。当然,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图书与笔者从事的职业有什么关联。

   到北大以后,才知道北大图书馆是全国高校中最大的图书馆,甚至也是亚洲高校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但其所藏法律图书却寥寥无几。我们所能看到的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前苏联法律教科书,其中,在刑法专业最有学术性的就是前苏联刑法学家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

   1982年,笔者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上刑法专业研究生时,刑事诉讼法专业有位名叫孙飞的研究生,原系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我们很奇怪,考古专业的怎么考上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是很难考的。他说,在北大图书馆看了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这本书,被其内容所吸引,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刑法专业研究生,只是因为分数稍差,被录取到了刑事诉讼法专业。

   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法律图书,即使有,也是政治挂帅,没有法律性和学术性。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书,于195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封面表明该书系“科学研究跃进丛书”的一种,由此可知,此系“大跃进”的产物。

   从1978年2月到1982年2月,整个本科四年我们学了二三十门课,但连一本教科书也没有。《刑法》是在1979年7月1日颁布的,1980年1月1日开始实施,而我们的刑法课程是从1979年9月开始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学习刑法这门课的时候,《刑法》还没有实施。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关于刚刚颁布的《刑法》的教科书。当时,发给我们的教学参考书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写的《刑事政策讲义(讨论稿)》,印行的时间是1976年12月,发到笔者手里的时间是1979年9月15日。笔者离开北大以后,刑法教科书才开始出版,刑法的参考书也出版了。

   到人民大学后,笔者购买了法律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高铭暄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购买时间是1982年9月20日,价格是0.80元。30年后,这本书经过增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的书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价格是88元,是原定价的110倍。当然,图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好几倍。2012年9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该书的座谈会,会上,高铭暄教授为笔者30年前购买的旧书签名留念。笔者的签名时间是1982年9月20日,高铭暄教授的签名时间是2012年9月29日。整整30年,只多出9天。

  

   30年沧桑

   当时,整个法律图书出版业都是百废待兴,出版图书十分有限。因此,凡是有法律图书出版,我们都会购买,并且认真学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书太多了,束之高阁,没有时间去读。

   例如,1981年5月23日,还在北大读书的笔者购买了群众出版社印刷出版的《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一书,5月29日笔者即读完了该书,并在其扉页写下了一段读后感:

   “这是一部法学的‘百科全书’。在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的舞台上,各种观点竞相表演。内容涉及法学理论、政治学、中国法制史和思想史、西方法制史和思想史等等。乃了解当前中国法学界之现状的必读书也。”

   值得深思的是,依法治国的命题在当时就已经被提出来了,现在才开始付诸实施,而且还存在种种争议,可见从理想到现实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阅读的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法律图书出版业曾经有过一段影印出版台湾地区学者法学著作的历史。当然,影印出版的不止法学著作,也包括其他学科;也不止台湾地区著作,还包括外国书籍。

   当时,我们经常拜访苏州街上专卖影印图书的内部书店,记得当时买过一本大部头的《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因为当时笔者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刑法,所以买的比较多的还是台湾地区的刑法书籍。例如,1982年3月5日,笔者购买了台湾地区学者陈朴生编著的《刑法总论》,此时,笔者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到没几天。经影印出版的台湾地区学者的著作为我们的专业学习打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能够接受较新的知识。

  

80年代后法律图书的元气恢 复          

   随着新法的实施,法律图书也慢慢开始出版。而且,法律图书出版的节奏是与法律颁布和修改的节奏合拍的。由于刑法是第一批被颁布的法律,所以最开始出版的主要是刑法著作;民法著作则是在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才开始出版。按照一般规律,最早出版的是解读性的、普法性的读物,而后是关于某一部法律的教科书,再之后则是专著。

   顾肖荣的《刑法中一罪与数罪问题》是最早的刑法专著之一,其系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在1986年7月出版。该书作者于1986年8月2日将其赠送予我,现在已经破烂不堪的封面赫然可见笔者儿子所写的名字:“陈博”。陈博是1986年出生的,顾肖荣赠予笔者该书时,陈博方才出生六个月。当然,此时他还不会写字,这个名字应该是他上学以后所写。

   从1979年到1997年,法律图书行业基本上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笔者的第一部专著是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硕士论文《正当防卫论》,此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笔者的博士论文《共同犯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了笔者的《刑法哲学》一书。由此,笔者完成了从法律图书消费者向法律图书生产者的转变。

   1997年,《刑法》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订,其他法律也纷纷颁布,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国法律图书经历着从少到多的转变。少和多是一个数量概念,当然,少和多本身也是相对的。笔者手头没有法律图书的数量统计资料,因此,谈论多寡似乎非常武断。

   在此,笔者所陈述的只是一种个人感受,属于主观判断。在客观的数量统计方面,两个数字能够反映法律图书的增长状态:

   一是法律图书的年出版量的增长数字

   二是法律图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市场所占份额的增长数字。

   如果有这两项数据,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描绘出法律图书从少到多的增长过程。当然,这需要法律图书出版业内人士根据资料和数据,撰写一本法律图书出版史。

  

当前及未来法律图书的培育类型          

   现在,我国的法律图书竞争十分激烈,包括选题的竞争、作者的竞争和图书制作质量的竞争等。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图书目前已经开始了从多到好的转变,这意味着从法律图书的数量竞争转向法律图书的质量竞争。选题的多元化与重版率的增加,都是这种竞争的结果。可以说,各种类型的法律图书都面临升级换代,唯有如此,才能适应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需要。以下,笔者将从法律图书的类型入手对法律图书如何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法律教科书

法律教科书在整个法律图书中占有较大份额,尤其是随着法学教育的迅猛发展,法律教科书的出版迎来了新的契机。法律教科书从主编制的统编教材到个性化的学术教科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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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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