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一带一路”的新加坡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7 次 更新时间:2015-09-23 08: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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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  

  

   在国际社会,很多国家没有说建设“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这类事情,即用产品和文化赢得尊重、征服人心。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要善于学习,要善于从别人的有益经验中获取完善自身的知识、视角和思路。曾经有人不以为然地对我说,新加坡、瑞士的经验对中国毫无借鉴意义可言,因为他们太小了;美国、加拿大的经验对中国也毫无借鉴意义,因为他们的历史还没有中国的一个朝代长。如果按照上述逻辑,全世界岂不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被中国学习,因为全球比中国面积大、比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还真是没有。因此,中国要想赢得尊重、征服人心,必须要谦虚学习,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国家身上的优点,虽然经验不能简单复制,但有益的知识、视角和思路可以助益成长中的中国。新加坡虽小,但这个“老师”值得中国认真品读。

  

   “一带一路”依然有粗放惯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至今已有两年,有很多人问我“陆丝”和“海丝”何者优先,其实二者应该兼顾而不分孰轻孰重。其中,中国的东南沿海省份以及东南亚国家,即东盟十国是“海丝”的核心;“陆丝”的核心为中国西北五省以及中亚五国,两翼是活跃的东北亚以及发达的欧洲经济体。新加坡虽然作为东南亚国家,但绝不是只限于做“海丝”。在江苏,新加坡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在直辖市天津,该国建设滨海生态城,这是“海丝”路径。但可以预见,新加坡会到中国西北省份去做“陆丝”的标志性项目。该国不会因为自己的海港国家定位,就只做沿海地区和海洋经济,而是中国需要什么就推销什么,要找准中国的“痛点”。

   所谓痛点经济学,就是人们体验中的痛点,就是市场的盈利点以及体制机制的完善点。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西北省份依然惯性地专注于中亚五国,内蒙古一谈合作就想到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云南的发力点便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种思路可以概括为“地缘上挨着谁,就跟谁合作”,但这不是开放的“一带一路”思维。

   真正的“一带一路”思维是互联互通,不仅是物理属性上的,更是主观心理层面上的,即“沿线国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就找准沿线国合作”。例如,内蒙古的发展需求可能是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满足不了的,要找到真正能够满足内蒙古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如现代产业突出的韩国、文化旅游业发达的法国、社会治理先进的新加坡等。

   换句话说,西北省份要“反向学习”新加坡,以中亚五国的陆丝平台为基础,但要逐渐扩展到东南亚等海丝市场,增强开放意识、服务意识、商业意识,甚至是探险精神。具体来说,“一带一路”的推进不能只按照地域、区域划分,而要按照需求划分,就好比作为西北省份的宁夏,他的主要合作国家是22个阿拉伯国家,而阿拉伯国家基本全是“海丝”国家。因此,需要细致分析沿线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它们究竟有哪些优势,要让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相关省份充分互动起来。

   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必须要摒弃四个字:过剩、不足。现在很多中国专家一说到该战略,就认为它是要转移过剩产能、弥补能源资源的不足,这本身是对该倡议的误解。以往中国在沿线国家修建公路、铁路、大坝、电站、港口、运河等,这些重资产项目必然要穿越一些敏感区域,必然涉及到原住民以及生态移民等复杂问题,当地非政府组织就会持强烈反对态度,对华不友好的组织就会借题发挥。但目前,中国基本上是“重装出行”,如瓜达尔港、尼加拉瓜运河、科伦坡港、中巴经济走廊、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等,不论我们怎么低调描述这些项目,别人都不会小视的,都会联想到中国的地缘战略意图,项目除商业风险之外附带了诸多的政治风险。因此,“一带一路”需要一些如丝般轻盈的轻资产项目,需要一些能载入史册的标志性项目。

  

   学习新加坡的“轻巧精准”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该战略要联动、联通,要出重拳,但更要配合轻拳,不能乱出拳,要精准有效。

   第一,项目要尽可能不留后遗症,且附加值高。目前,中国有好多如中铁、中铁建、中建、中电建、中交建等基建企业上路,但海外好建的路,基本都建了。此外,基建项目利润率低(大概1.5%左右),且负债率高。中长期内,“一带一路”的发力点应该从基建项目转变为运营项目或高端服务项目。就像新加坡在海外基本不建港口,因为港口建设不是新加坡的优势,但港口管理与运营是其长项,因此新加坡不仅获得了高附加值的利润,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第二,“一带一路”不回避竞争、不排斥竞争。就像中日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高铁竞争,一个说价格低,一个说质量好,会有竞争,但最终会促进中日各自改进技术与竞争策略,提供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受益的是当事国。

   第三,“一带一路”不仅是要做项目、做园区,更重要的是做理念。中国和新加坡要在理念塑造上加强合作。因为“一带一路”的成功在于形成共识,所以要加强政策沟通,特别是关键国家之间要建立联系。但现状是沿线国家多在猜忌,连基本共识都没有,又怎么谈深度合作?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是共同现代化,是专业化合作,需要统筹,需要有优先顺序,更需要有标志性项目落地。

   只有在经济、文化上实现双收益的项目才能叫标志性的“一带一路”项目。该项目不是中国一厢情愿建的,而是对方真正需要的。就像在欧洲,中英合作较为顺畅,原因是中国可以提升英国的港口、生产线等硬件,而英国可以助力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种合作是两厢情愿、一拍即合。

   新加坡很会发力,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新加坡在中国修建了一个标志性的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此前新加坡媒体对于本国政府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表现评价一直很低,觉得新加坡当年做了一单亏本买卖,是“叫好不叫座”。但是近来新加坡媒体的评价逐渐有了转变。2009年3月的《联合早报》称:“新加坡虽然没有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上赚到钱,但园区为新加坡赢得政治上的无形利益,以及建立了新加坡的良好记录和声誉,这些优势让我国(新加坡)在中国争取到天津生态城和广州知识城的合作开发权。”

   新加坡很善于找中国的痛点,要解决中国在转折时期的关键性问题。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苏州工业园区主要处理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要解决引进技术、吸引外资、解决就业、地方财政等“硬问题”。中新天津生态城要处理中国城镇化发展遇到的生态瓶颈问题,要解决等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与人关系紧张等“硬约束”。中新广州知识城,同样是按照新加坡“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的模式,规划知识产权综合聚集区、腾飞科技园、高端智能装备和智慧科技园等10个知识型的专业功能园区,该城的发力点在“智慧城市”方面。

   其中,中新天津生态城是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区。天津生态城位于一片盐碱荒滩上,先天条件恶劣,改造难度大,是由1/3的盐碱荒滩、1/3的废弃盐田,还有1/3被污染的水面构成的。中新合作就是要在污染土地上建一座能够体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新城,对中国乃至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大的示范意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项目,是树口碑、赢人心的项目。同时,新加坡在华园区建设要努力推动新加坡企业走出去,而且是被中国政府请进去。所以,新加坡有关清洁技术、生态科技、信息科技和现代服务业等类型的企业“组团入园”。

   除企业外,新加坡的优势服务业如金融业也要入园。新加坡银行机构已经开始在两个园区开展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如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股权投资基金人民币对外投资业务、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业务等。可见,中国政府高度认可新加坡的贡献,在新加坡有为的基础上给予新加坡更多的“特权”。早在2013年10月,中国和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议并签署协议,中国给予新加坡500亿元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额度,使其成为香港、伦敦之后,第三个获批额度的地区。

   中国目前也在学习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不再单纯做项目,重点在自贸区、园区以及金融服务等高端业务上发力。我预测新加坡会深度介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是从沿海到内陆,除了做“海丝”,新加坡也会发力“陆丝”,第四个园区很有可能落户在中国的西部;二是新加坡一定要做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标志性项目,第四个项目应该不是工业园区、不是生态园区,而是文化园区或治理现代化园区,最后的名称很有可能超越园区这个传统的概念,形成新的模式。在中国西部,普遍遭遇农业人口城镇化问题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问题,这一地区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如民俗、古村落、旅游资源等,但有资源不一定有市场、不一定有国际竞争力,这一地区整体治理能力较弱,存在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是中国安全利益核心区。新加坡很有可能要在文化和治理能力上发力,打造有新加坡印记的、能够记得住乡愁的中国城市。

   简单来说,新加坡园区建设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要找准中国需求。新加坡是小国,不能够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所有产品,但要提供中国在不同发展节点上最需要的产品。

   其次,要具有示范效应,要能够以小见大,最好不重复建设。新加坡侧重于“共享经验”(Experience Sharing),该国在身体力行地讲授如何理性地管理社会、实现商业的可持续性。换句话中,它在拿中国做试验,但这种试验对双方有利。

   最后,要展现国际化理念。新加坡精英很清楚,新加坡是小国,它的要素很难完全国际化的,但其理念可以国际化。借助中国的聚光灯效应,有利于新加坡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新加坡在讲述一种理念: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世界,就是帮助国际社会解决经济动力以及生态瓶颈问题,当然最终提升了新加坡的国家和海外利益。

   总之,从“园区”(industry park)到“城”(city),新加坡开始体面地行走在中国,甚至很多人开始期待新加坡的下一个作为。的确,新加坡在中国的项目很有特点:做经济与文化的双收益项目,且不是批量在做,而是要打造精致资源,要有示范效应。其结果是,不论中国怎么发展,人们会记住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等,塑造的不仅是产业、城市,更展现了新加坡的思路、魅力。

   就未来而言,笔者希望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定位除了获取商业利益之外,还要提供东南亚的文化与政治公共产品。在文化方面,中新要共同传承与传播东方文化与核心价值,让“一带一路”有文化吸引力和价值感召力。在政治方面,要扭转东南亚以冲突、矛盾为导向的负面话语体。东盟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之后,一提到东南亚更多想到的是摩擦、冲突,如南海问题、马六甲困局等,在这样的话语影响下,东南亚内部的摩擦会放大,国家之间的互动不是良性的;与中国的互动,东南亚国家开始考虑“选边站”的问题,如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东南亚国家逐渐形成一个判断,与中国亲近,不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东南亚的诸多问题被贴上政治化的标签,相关国家成为地缘博弈的棋子,且大家开始盘算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最终结果,亚太以及东南亚的经济动力减弱、心理距离疏远,“一带一路”就是要重新回归主题,让合作与发展、稳定与繁荣成为这一区域的优先话语。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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